亚洲价值观与东西文化冲突

亚洲价值观与东西文化冲突

□ 杜小安

亚洲价值观是20世纪90年代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倡的政治和文化观点，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受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政界和学术界的欢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遭受重创，亚洲价值观顿时陷入困境，遭到广泛质疑。本文从东西文化冲突的角度详细考察亚洲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过程，并对它进行学术性的反思和评价。

一、亚洲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但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思维却在西方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形成了以维护狭隘的西方国家主权与利益、遏制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目标的国际关系理论。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保守势力妄图建立单极世界，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冷战思维通过改头换面依然在西方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具体表现为美国急于树立新的敌人，渲染俄罗斯、中国、伊朗、古巴、“邪恶轴心”等国的威胁论，喜欢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给别国，不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将它们的发展视作对自己的挑战，推行渔翁战术，通过挑起区域争端以从中渔利等。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1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曾明确提出要把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作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先决条件。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贯准则，只是表现的方式和程度时有不同而已。

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许多步入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领导人发现，原先他们所信奉的带有西方语境的现代化原则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并没有普适性，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又时时处处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发生冲击作用。于是，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和知识精英阶层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和非西方化的价值观。198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为首的多个经济体成功地与全球化市场接轨，促成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这一波经济增长大潮让一些亚洲国家逐渐淡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密布的冷战阴云，压抑数十年的“亚洲主体意识”随之萌芽。同时，冷战结束以后，面对美国等国家新保守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崛起，在非西方国家兴起了反对西方文化扩张的思潮。在俄罗斯、中国、印度、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都兴起了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复兴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反对和抗衡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渗透和侵略。1990年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大力提倡的“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李光耀也被称为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

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西欧的学者和媒体在分析从70年代开始实现飞速成长奇迹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因素时使用了该用语。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东亚地区忠于国家和忠于家族的家长制和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儒教传统发挥作用的结果，并将这种文化传统称为亚洲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初，李光耀大力提倡和宣扬“亚洲价值观”，使这个概念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受到非西方国家政界和学术界的欢迎。李光耀认为，亚洲人民应该按照自己亚洲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即亚洲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更不能把西方民主强加给亚洲人民。李光耀痛斥西方的霸权主义，拒绝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提倡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一时间成为对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人的勤劳诚实特征的肯定性表述。李光耀也成为亚洲反对西方霸权的人士的精神偶像。日本和西欧媒体在羡慕80年代亚洲辉煌的经济增长之余，还称亚洲价值观将是引领21世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包含修身、齐家、治国等多个层面。在个人价值观层面，它注重勤奋、教育、诚实、自力更生、自律和履行义务等;在家庭伦理观层面，重视家庭价值、勤俭持家、孝顺老人、尊敬长辈等传统价值;在个人和国家关系层面，强调社会稳定和秩序、社会宽容与和谐、社会道德的力量，以及对社会权威的尊敬，宣扬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原则;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层面，重视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看重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强调亚洲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些内容构成了“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的“共同价值观”被人们称为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官方版本。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新加坡政府领导人维护、奉行和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

1993年3月底，包括中国在内的49个亚洲国家领导人聚会泰国曼谷共同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宣言指出，尽管人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应牢记各国和各区域具有的特殊情况，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待人权问题，由此突出了亚洲价值观的地位。

1993年夏，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引起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未来战争的导火索。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可能不是不同文明间更多的融合与认同，而是对不同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差异的更强烈的感觉。他预言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亚洲的儒教-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将是下一个冲突的焦点，而下一场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将是一场围绕这些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他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以儒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体(包括印度教、佛教等)的亚洲价值观的崛起对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

二、亚洲价值观的具体实践

亚洲价值观主要流行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地区，亚洲价值观受到李光耀、马哈蒂尔、苏哈托等具有独裁者风格的东南亚“政治强人”的高度推崇。他们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出发寻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主张通过强有力的威权政治体制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通过政府的强力运作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标，通过继承和发扬亚洲国家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价值观来抗衡西方主流价值观。其中，“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都十分注重儒家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结合。他们的成功经验为亚洲价值观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持。

新加坡是深受“全盘西化”之害但醒悟最早的国家。1965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时，年轻的李光耀曾为这个新生小国的前途一筹莫展。但随后的几十年，李光耀亲手缔造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到1990年底，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0美元跃至1.22万美元。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赞扬李光耀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带到了第一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来抵御西方价值观，还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新加坡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一直紧随美国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伦理、重勤俭的儒家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李光耀还把“亚洲价值观”引入到学校课程中，使之成为保证社会稳定、秩序和纪律的重要精神因素。

在韩国，重视儒家文化的传统也给韩国的经济带来了繁荣与昌盛，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和谐与安定的生活。儒家传统的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重视人情、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构成韩国长期稳定、和谐的社会机制。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为韩国现代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在1998年金融风暴席卷韩国时，许多家庭主妇义无反顾地捐出了家中的金银首饰，支持政府渡过难关。为了对付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挑战，韩国企业间通力合作，发扬了共存共荣、相互让步的美德。这些行为中闪现着儒家文化浓重的色彩。三星财团创办人李秉哲曾指出，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论语》的教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许多企业家，如“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财界总理”土光敏夫等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始终自觉以儒家文化中的信条来经营企业。涩泽荣一将自己一生的经营之道归结为“《论语》加算盘”。日本学者伊藤肇曾说:“只要稍有水准的日本企业家，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训激励他们，影响甚巨，此种实例不胜枚举。”这种儒家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东亚其他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政治上都推行高度集权的威权体制，但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它们与韩国、新加坡一起构成“亚洲四小龙”。尽管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儒家文化是台湾企业振兴的精神动力。构成台湾经济主力的中小企业多数是家族式的企业，流行的正是儒家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大多数香港民众在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依然保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义利两全、诚实经营、勤俭持家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促进了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1991年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把华商的经济成就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称华商文化为“儒商文化”，其核心就是儒家文化中的诚信为本、勤奋节约、热心公益、团结家乡、重视教育等。

在中国大陆，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受到了重新评价。曾被视为发展重大障碍的儒家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恢复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984年，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建立。1986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明确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199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繁荣。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更加清晰地论述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2003年以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提倡落实科学发展观。儒家文化通过“以人为本”的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下来。2006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就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优秀文化传统。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随后，数百所孔子学院在中国内地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相继成立。这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虽然中国政府赞同和支持亚洲价值观的一些重要内容，但中国官方从未公开提倡亚洲价值观，以免授人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把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价值观在国际上遭到广泛批评，国内学者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部分学者继续为儒家思想在亚洲崛起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辩护，有一部分学者也认为儒家思想在信息化时代已经过时，但是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待儒家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原则，清除儒学思想中的糟粕和消极影响，继承儒学思想中的精华和积极因素，使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自1965年发动军事政变执政，担任印尼总统达32年之久。他在执政期间，一方面实行军事高压控制，一方面重视发展经济，为印度尼西亚带来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确立了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的领先地位，因而获得印尼“建设之父”的美誉。苏哈托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他对李光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深表赞同。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曾受到荷兰、日本殖民主义的侵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印尼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也逐渐高涨。苏哈托主张用伊斯兰教价值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主张用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相抗衡。然而，1997年7月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苏哈托家族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也被暴露出来。由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印尼人民认为苏哈托家族的高压统治是印尼危机的根源，愤怒的印尼人民将苏哈托赶下了台。苏哈托30多年的辉煌毁于一旦，也给亚洲价值观蒙上了阴影。

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自1981年当政以来，担任马来西亚总理22年，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穆斯林人口约占60%。在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种族和谐共存，贫困率大幅度降低。马哈蒂尔廉洁、高效、诚信的执政理念，以及他的领袖气质、人格魅力和独断风格受到许多马来西亚人喜欢。马哈蒂尔是一个马来亚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对李光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也深表赞同。马哈蒂尔认为，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应该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有所不同。在政治上，马哈蒂尔一向蔑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说教，崇尚权威主义。他还特别关注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伊斯兰教是宽容和温和的宗教，是进步、与时俱进和充满活力的宗教。他认为，伊斯兰价值观与繁荣、进步、发展或资本主义没有冲突，追求财富是符合伊斯兰教基本精神的。马哈蒂尔一方面捍卫温和的伊斯兰教价值观，抗衡西方的价值观的冲击;另一方面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进现代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通过协调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促进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建立“马来西亚伊斯兰模式”。但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不但让马来西亚在经济上遭受重创，在政治上也让马哈蒂尔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印尼摧垮苏哈托政权之后，马哈蒂尔于2003年也黯然下台。

三、对“亚洲价值观”的反思和评价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表面上看是捍卫东亚的儒家传统文化价值，但背后却蕴含着一种以“反西方”为己任的威权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民主价值观的抵制和抗衡。从东西文化冲突史角度看，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与20世纪日本流行的“大亚细亚主义”(即大亚洲主义)在表面上很相似。他们都是出于对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东亚的危机感而产生的“亚洲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了对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他们号召亚洲各民族团结起来，冲破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促进亚洲的复兴和崛起。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的理论工具，成为强盗逻辑和欺世谎言。而新加坡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却成为促进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走向融合与发展的思想指针和精神纽带，并在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维护“亚洲价值观”的立场和观点

对于维护“亚洲价值观”的人来说，基于儒家思想的亚洲价值观是促进亚洲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也是世界不同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精神资源。

近代日本“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主张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价值。在韩国，儒家文化对韩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儒家崇尚“忠”“孝”的伦理关系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谐的社会基础，儒家的精神理念使得很多韩国企业迅速崛起。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就连信奉基督教的金大中总统也承认韩国经济的成功与儒家文化有密切关系。

在欧美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东亚儒家文化的关系的分析长期受到“韦伯命题”的影响，认为儒家文化缺乏基督教新教伦理中的一些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认定儒家文化是东亚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内在性障碍。但是，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让西方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许多西方人开始认为儒家文化不仅包含着现代化的潜力，而且是东亚地区工业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是最早用儒家伦理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提出了“新儒教国家”的概念，认为由于儒教比西方社会更看重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性，因此儒家文化在今天比西方文化更适合现代化的需要。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广泛地探讨了儒家文化因素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公开否定韦伯的假设命题。他认为儒家伦理对于东亚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他看来，儒家伦理的巨大作用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经典模式的、更具活力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993年，在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斯起草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当中，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作为黄金律加以肯定，更加突出了儒家文化的普世性价值。这种对儒家传统的高度肯定态度为亚洲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西方学者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重新评估，尤其是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从现代化的“障碍”到现代化的“动力”的转变，迅速引起了东亚地区一些学者与政治家的热烈反应。一时间，儒家文化作为东亚工业化巨大的精神资源优势而备受赞誉。日本学者小林多加士教授认为，在以东亚华南经济圈为代表的局部地区性整合的背后存在着广泛影响东亚的儒教文化，但这种儒家文化在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进而又吸取了现代合理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复合型的新儒教文化。这种文化以华侨和华人为媒介在包含东南亚在内的东亚一带广泛传播，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杜维明曾经直接参与新加坡儒家伦理的建构工作。他虽然反对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对儒家思想的政治化解读，但他承认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贡献。他认为，儒家传统中蕴含着对“人”的深度反思和“学习如何做人”的启蒙精神是儒家传统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内在“源头活水”，也是东亚式现代性的“灵根”。他认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崛起是东亚社会在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家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而形成的一种“新儒家伦理”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这种“新儒家伦理”对东亚的新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杜维明认为，与东亚企业精神相关的“儒家伦理”不同于“政治化的儒家”。他认为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是一种政治化儒家思想，强调国家主权高于社会自由，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因此，他认为只有对这种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化儒学加以批判，才能释放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活力。

针对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亚洲价值观的广泛质疑，我国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贺圣达先生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各国的伦理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和线性的联系。他认为，儒家伦理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恰恰是儒家伦理影响相对微弱的国家，而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则是受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而且经济很快走向复苏。所以，把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儒家伦理联系起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2.反对“亚洲价值观”的立场和观点

对于反对亚洲价值观的人来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是阻碍亚洲经济发展的思想包袱，是压制亚洲自由人权和民主化进程的精神枷锁。虽然亚洲价值观的提法在学术界受到文化保守主义学者的支持，但却受到自由主义派学者的激烈批评。

一些自由派学者在“韦伯命题”的影响下认为欧美的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韦伯所认定的资本主义精神强调个人主义、征服世界、市场结构、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和对于知识的大胆探索等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成功的基础。这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被认定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相反，他们认为东亚儒家文化传统强调家族本位和中央集权的权威，主张社会和谐稳定和道德礼仪价值，特别强调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这种文化传统不可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因而，儒家传统作为东亚迈向现代社会的包袱和障碍而受到歧视性的冷遇和否定。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全盘西化派和激进派都主张否定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儒家文化更是遭到彻底的批判。

一些自由派学者认为，李光耀以儒家文化为大旗，其实背后包含了对东亚威权政治模式、儒家父权式的权威观念的肯定。他实际上是通过捍卫东亚式的威权政治观，在接受西方的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同时拒绝西方化的民主价值观。但是，由于亚洲式的威权政治体制带来严重的贪污腐败、朋党包庇现象，以及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压制和践踏，使社会潜藏着严重的冲突和矛盾。当该地区遭遇到突发性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时，这种威权政治压抑下的社会矛盾就会突然爆发，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学者及媒体纷纷指责亚洲经济成长模式的谬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被当作罪魁祸首而遭到批判和质疑。一向对东亚经济成长模式不持好感的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在1994年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预言东亚地区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更是尖锐地批评亚洲价值观和赤裸裸的威权政治体制对东亚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不良影响，似乎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亚洲人自掘坟墓的结果，而对西方金融大鳄索罗斯等无耻资本家的掠夺行径视而不见。

美国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阿马蒂亚·森也曾发表文章批判亚洲价值观，对亚洲的威权政治体制导致的贪污腐败问题和压制自由民主人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尖锐批评。他认为，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应该尊重和推进西方式的民主化进程。他还将印度作为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加以肯定。他认为:“民主的价值观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影响力最终来源于民主制度的生命力，这就是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所强调的根本之点。任何想象出来的文化上的清规戒律，或者根据人类复杂多样的过去而假设出来的各种文明当中的预设框架，都不可能抹杀民主制度及其价值。”他认为，个人的主体地位与社会的安排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应该同时承认个人自由的中心地位和影响个人自由程度的社会条件。他认为，应该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基本承诺和根本出发点，因为个人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追求的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过程，这是基于“人人平等”的观点，而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强调的是对等和彼此差异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这种思想主张的不是平等而是等级化。因此，由西方的平等思想衍生出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概念则与“亚洲式民主”，即由有文化和有能力的“铁腕人物”管理政府的概念完全相排斥。在他看来，近代以来从西方国家产生的开放、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仅仅适应于欧美人、西方人，同样也适应于富有革新精神的亚洲人、东方人，而这也是亚洲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南京大学哲学系顾肃教授也对亚洲价值观与东亚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过度膨胀的泡沫经济、家族裙带关系和政治贪污腐败构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东亚文化的根基，即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他认为，虽然亚洲价值观蕴含一些优秀合理的思想，但这种价值观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落后保守价值观念和裙带人际关系体系的确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祸害之源。因此，他主张东亚文化必须尽快重塑和重建，要发扬那些能够对东亚现代化提供正面帮助的价值观，而要摆脱那些阻碍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价值观。

3.“亚洲价值观”究竟是亚洲发展的障碍还是动力?

尽管亚洲价值观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遭到普遍质疑和批评，但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并没有烟消云散，相反，随着21世纪中国、日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高度融合，亚洲价值观再次受到亚洲和世界广泛的关注。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院长、曾任新加坡外交部部长达30余年的印度裔学者马凯硕在他新出版的《新亚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忽视的东移》一书中用“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称呼正在迅速崛起的亚洲地区。他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和其他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而现在他们要和西方人一起共同主宰世界的未来。他详细阐释了亚洲崛起的诸多原因，并强调“亚洲价值观”在亚洲崛起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马凯硕认为，亚洲崛起不仅是西方现代科技、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影响的结果，而且蕴涵着亚洲的开明统治、家庭观念、和谐文化、重视教育、勤劳节俭等亚洲价值观的深刻影响。马凯硕的观点再次引发人们对亚洲价值观的关注。马凯硕也成为继李光耀和马哈蒂尔之后在国际上宣扬亚洲价值观的最知名的学者。

近年来，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文化融合逐渐深入，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加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2010年初开始实施。该自贸区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7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它的建成为促进亚洲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也为亚洲价值观的深化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认为，事实终将证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将是亚洲国家人民成功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而决不是思想障碍和包袱。这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亚洲价值观强调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社会和谐稳定、种族和宗教宽容、社会道德的力量，以及对社会权威的尊敬，宣扬“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基本原则，是亚洲各发展中国家从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惨痛教训里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亚洲价值观重视国家权威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亚洲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亚洲国家在自己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面临诸多实际困难，但实践证明，无视亚洲国家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和具体国情，照搬照抄西方的价值观，搞西化式民主，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族群的冲突，必然导致经济的停滞和社会危机的加剧，反而更不利于现代化的进程。例如，泰国、中国台湾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政治危机和种种乱象，正是在形式上照搬西方式民主而在实际上无视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而产生的不良后果。

其次，在亚洲价值观背景下，大部分亚洲国家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政府、稳定的社会环境、快速增长的经济，培养了忠于职守、孝敬父母、勤劳节俭、团结互助、和谐友爱、吃苦耐劳、锐意创新的现代亚洲人精神，在亚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尽管在威权政治体制下出现了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权力寻租、金融黑洞等不良现象，尽管由于过分强调政府权威和集体利益而有时忽视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作用和利益，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公平竞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奢侈浪费、践踏人权等消极现象，但是，亚洲价值观对于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积累财富、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种族和睦、宗教和谐仍旧是十分有利的思想因素。而且，我们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和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虎”等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奇迹上面充分感受到了亚洲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我们也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10多年间亚洲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以及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感受到了亚洲价值观在亚洲经济社会发展中正在发挥的积极作用。

再次，提倡“亚洲价值观”并不是要完全排斥和否定西方价值观具有的一些先进性与合理性，而是要在尊重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的特殊性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发展的丰富经验和优秀成果，并通过与亚洲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推动亚洲成功的走向现代化。在全球化时代，虽然西方媒体在宣传西方价值观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西方价值观甚至被一些人看成是全球价值观的代名词，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亚洲价值观就一无是处。在对待亚洲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分简单轻率地给支持亚洲价值观的人贴上“不民主”的标签，也不能把批评亚洲价值观的人看作是西方的走狗。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而应该学会相互学习和彼此包容，在尊重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前提下，通过互相学习和借鉴对方的优秀文化来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并为人类的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只要亚洲各国人民抛弃僵化落后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开放的心态坚守自己的亚洲主体意识，努力克服亚洲价值观当中对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如专制主义、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裙带风、洋奴意识等，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发展方面的丰富经验，并与亚洲各国的具体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结合，就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处的成功发展道路，通过亚洲的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为亚洲价值观的合理性提供积极有效的证明，从而使亚洲价值观得到更广泛的尊重。我们认为，随着东亚地区的发展，亚洲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将重新被肯定，亚洲人将不再一味地盲目追随西方发展模式，而是更加突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东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在当前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它是推动亚洲各国人民成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和精神源泉。尽管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遭到普遍质疑和批评，但随着中国、日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融合，亚洲价值观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只要亚洲各国人民努力克服亚洲价值观当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扬长避短，推陈出新，就一定能够为亚洲价值观开创美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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