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葛兰西革命观之比较

毛泽东与葛兰西革命观之比较⁽⁸⁶⁾

□ 吴昕炜

作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毛泽东与葛兰西虽所处环境各异且从未谋面，但他们的革命思想却有着诸多共同之处。有学者甚至认为，两人的差异只是在于葛兰西身陷囹圄无法实践其革命理论，而毛泽东则在中国把葛兰西的思索变成了现实。⁽⁸⁷⁾毋庸置疑，毛泽东与葛兰西在对革命中知识分子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看法确实存在某些相似性，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思考是建立在对东西方不同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的分析之上的，因此二者又呈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传统。考察毛泽东和葛兰西革命观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内部传统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对我们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一、毛泽东与葛兰西革命观的联系

毛泽东与葛兰西革命观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二者均看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功能，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都属于总体的革命观。

首先，毛泽东与葛兰西都看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以文化领导权概念著称于世，因而也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毛泽东虽并未提出文化领导权概念，但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对文化的育人功能极为看重。毛泽东本人就具有由传统文化育化而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和价值情怀。这种精神和情怀“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人生历程，是毛泽东文化心路历程中最具有恒定性的精神要素之一。无论是作为一个传统型的儒家君子理想的实践者(五四前夕)，一个近代民主主义者(五四时期)，还是作为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底层社会大众的立场上说话，为解除民众的苦难而不懈奋斗，是他毕生矢志不渝的根本信念和人生准则”。⁽⁸⁸⁾在毛泽东看来，文化传统就是内在精神，具有强大的改造认识和实践的力量。“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⁸⁹⁾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正是具有这种精神，才成为我们敬仰的楷模。在悼念张思德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⁹⁰⁾可见，鲜明的理想人格是由文化塑造的，它浸入人的血液，表现为人的气节。毛泽东和葛兰西都看到了这一点，因而都突出强调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功能。

其次，毛泽东和葛兰西都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革命观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推崇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散发出来的改造现实的巨大能量。他把知识分子区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两种类型。传统知识分子与守护历史相联系，而有机知识分子则与创造未来相联系。他认为，知识分子活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解’，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⁹¹⁾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培养属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上获取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毛泽东也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强调发挥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⁹²⁾他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评价，认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⁹³⁾

再次，毛泽东和葛兰西的革命观都是总体革命观。葛兰西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总体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因此，总体革命观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在葛兰西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保护统治阶级的坚强堡垒。这些国家之所以呈现出比较稳定的状态，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起到的缓冲作用。在国家内部，市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紧密结合并相互关联，呈现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因此，革命不能是单方面的，而应是全面的和总体的。毛泽东的总体革命观也和葛兰西一样注重革命的全面性。他特别注意文化斗争，认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⁹⁴⁾毛泽东的总体革命观看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并且突出了文化斗争在总体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毛泽东与葛兰西革命观的区别

毛泽东与葛兰西的革命观虽然有上述若干共性，但是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条件的判断，对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顺序抉择和对夺取文化领导权策略的选择上。

首先，毛泽东与葛兰西的革命观对历史条件的判断不同。毛泽东和葛兰西都生于19世纪90年代，在20世纪初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二人的革命观由于对历史条件的判断不同而产生了较大差异。毛泽东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完全的现实。这一状态决定了毛泽东必须解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领导中国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葛兰西身处资本主义较为成熟的意大利，面对的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遭遇失败的现实。这一现实迫使葛兰西反思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对西方革命的指导意义。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了，但是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却没有准备充分。由于资产阶级对所受危机有较强的抵御能力，无产阶级必须改变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取领导权。

其次，毛泽东与葛兰西的革命观对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顺序抉择不同。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区分问题是葛兰西明确提出来的。在葛兰西看来，领导权可以分为广义的领导权和狭义的领导权。广义的领导权是政治领导权加文化领导权，这两种领导权分别表现了社会集团发挥领导作用的两种形式:“‘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⁹⁵⁾”。狭义的领导权仅仅指文化领导权，即“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毛泽东的革命观强调政权是靠枪杆子取得的，只有先用武力取得政治领导权才能实现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那种暴力革命的苏俄模式无法运用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与苏俄社会结构的差别。同东方相比，西方的市民社会结构要复杂得多。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由早期发展到市场经济的繁荣阶段，资产阶级的统治也越来越稳固。在他看来，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已经主要不再是靠军队和暴力来维持，而是主要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文化渗透来取得其合法性的地位，因而，必须从经济的批判转向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才能切中这种不合法统治的要害。由此，毛泽东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葛兰西则以对当代发达国家复杂社会结构的认识为依据，把文化领导权的作用突出出来。葛兰西认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是统治阶级在政治层面的直接领导，显示的是政治、暴力功能，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则是统治阶级在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所实行的一种间接统治，显示的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领导权可以明确地叫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它表明的是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对领导权强调的侧重点方面，葛兰西也和毛泽东的看法相对。毛泽东认为，领导权要侧重于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葛兰西则认为要取得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的胜利。在葛兰西看来，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重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阶级开展斗争。与政治革命相比较，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对无产阶级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中获胜，成功夺取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因此，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文化的意义不言自明。在葛兰西看来，暴力革命只能适用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东方社会，而面对复杂的西方社会则显得无可奈何。对于生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而言，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才是他们的首选。

再次，毛泽东与葛兰西的革命观对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选择不同。虽然毛泽东和葛兰西在对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顺序抉择上存在先后区别，但是他们都对夺取文化领导权不存疑义。然而，在对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选择上，毛泽东和葛兰西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这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运用和具体战法的确立两方面。

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运用问题。毛泽东认为，对知识分子要团结、利用、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改造，才能在革命中发挥应有作用。葛兰西则把知识分子放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领导核心的地位上:知识分子活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他们不仅在政治社会中担负着管理国家机器的职能，更为重要的是在市民社会中行使着文化领导权的职能。在这里，与毛泽东相区别的是，葛兰西联系具体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职能进行了详细考察:“为实施知识分子职能，历史地形成了专门的范畴。它们的形成是同所有社会集团相联系的，特别是同其中重要的集团相联系的，在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联系中，这些范畴得到了更为宽泛和复杂的阐述。”⁽⁹⁶⁾在与统治集团的紧密联系中，知识分子充分运用教育、宣传和鼓动等手段，达到维护阶级统治和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目的。对此，葛兰西这样描述:“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综合;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霸权’的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互相关联的。知识分子便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这些职能包括: 1.对于主要统治集团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总方向，人民大众所给予的‘自发’的首肯;这种首肯是由统治阶级因其在生产界的地位和职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历史地’所引发的。2.‘合法地’对那些既不积极也不消极‘首肯’的集团加以强制的国家强权机构。该机构是为自发的首肯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管辖和统治危机的关头所建立的。”⁽⁹⁷⁾据此，葛兰西提出要培育属于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来行使这些职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其次是具体战法的确立问题。由于毛泽东把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放在实现政治领导权之后，他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具体战法更多地带有政治领导权的色彩，即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并确立正确的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方向，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葛兰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夺取文化领导权放在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前，把革命的对象明确确立为市民社会。据此，葛兰西提出了“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区分，提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战略应从“运动战”向“阵地战”转变。葛兰西提出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概念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验的总结:“运动战”是指正面地、直接地和迅速地向敌人发动攻击;“阵地战”则是侧面地、间接地和缓慢地与敌人周旋，在缓慢推进中最终获得战场的主动权。在葛兰西看来，这两种战法是东西方革命所应采取的不同策略。类似于俄国革命的那种以强攻夺取堡垒的“运动战”对于西方无产阶级来说代价太高。这种革命策略也只是适合俄国这样市民社会落后的国家。对此，葛兰西这样解释:“然而伊里奇无暇解释自己的公式，虽然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是他也只能从理论上进行解释。而根本任务是全国性的，因此它要求领土侦察、认清市民社会中起着堑壕和堡垒作用的要素等等。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不用说，各个国家的数量有别——但是这恰好说明每个国家都需要进行准确的侦察。”⁽⁹⁸⁾在对市民社会的精细考察中，葛兰西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抵御体系，建立起能抵御各种危机的有效的防御系统，所以，无产阶级采取直接而正面的攻击无疑是以卵击石。而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坚持“阵地战”，坚持进行长期的斗争。

三、毛泽东与葛兰西革命观的启示

毛泽东与葛兰西的革命观确实有类似之处，但是二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我们从二者的联系和区别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葛兰西都是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思索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他们二人的革命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是对东西方不同社会结构下革命问题的回应，分别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和政治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思考。时至今日，这种思考对我们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依然非常重要。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推进了30个年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传统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这些改变突出表现在毛泽东时代未能解决的社会变革上。例如，传媒的发展使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成为现代文化的载体，非政府的企业以及民间组织的兴起使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日趋复杂，高科技的研发与应用使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凸显。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与葛兰西革命观中所涉及的内容在这些问题中都有表现，因此它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着一定启发意义的。

首先，要重视对市民社会诸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基本属于东方社会结构类型，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开化的状态;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经济成分发展迅速，社会结构也变得日趋复杂。与之相联系的是，政府的职能逐渐转变，由原来的无所不包变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慢慢成长和崛起。当然，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比较起来，仍然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它更侧重于经济方面，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更显滞后。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对市民社会诸问题的研究。

其次，要积极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对于中国来说，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实现革命胜利的工具，但它并不是社会管理的工具。只有让人民群众切身体会到制度的先进性和合理性，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推进体制的创新和变革，确立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人民的政治热情充分激发出来了，人民的合法利益切实得到保护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发展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作为知识分子而言，必须具备积极的行动能力，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真正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