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

胡秋原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

田文军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启蒙”是一个不断被人们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常探常新的学术课题。德国哲学家康德将启蒙运动理解为人类脱离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强调人们脱离“不成熟状态”需经别人的引导，认为没有他人的引导，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人们自身没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去脱离“不成熟状态”，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康德认定“不成熟状态”是人类自己加于自己的。康德对启蒙的这种理解，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不尽相同。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蒙”为门音昧，“启蒙”常与“祛蔽”相联系，“启蒙”即是“开导启蒙”、“祛蔽启蒙”。《周易·蒙卦·彖传》中有“蒙以养正”之说。宋代哲学家张载将“蒙以养正”理解为“使蒙者不失其正”，即是将“启蒙”理解为“祛蔽启蒙”，主张通过“启蒙”，使人脱离门音昧，走上正确的生活道路。在现代中国学术界，人们基于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理论追求，也曾对于何谓“启蒙”、何谓“启蒙哲学”、如何理解中国近现代学术活动中的“启蒙思潮”之类的问题有过不同的解析与探讨，这样的解析与探讨至今仍在继续之中。如果我们从人类自身完善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与诠释“启蒙”，或说广义地理解“启蒙”，“启蒙”实际上并不一定即是人类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才会出现或形成的文化思潮或思想运动。因为，在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在某一具体的历史阶段穷尽对于外在的认识与对于自身的认识;人们对于外在的认识与对于自身的认识需要不断地深化，不断地发展。就人们对于外在的认识与对于自身的认识不可能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穷尽而言，人们的生活，实际上都可能处于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人们的生活需要不断地用光明驱散黑暗，人们的文化学术活动需要不断地以理性代替蒙昧。因此，在现代中国文化学术活动中出现的学术研究成果，只要其有益于人们正确地理解中西文化异同，有助于人们思考现代中国文化的复兴，可以说都具备“启蒙”的色彩与价值。在这样的视域中，胡秋原先生的文化理论也应当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胡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思考、探索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复兴，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建设的认识成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理论系统中的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胡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包含不同的学术思想追求，但其总的指向都集中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样的思考，不仅记载了胡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也体现了胡先生文化理论的“启蒙”色彩，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讨民族文化建设，促进中华文化复兴，提供了多层面的启迪与助益。本文基于这样的观念，对胡先生的文化理论做一些梳理与评析。

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诠释文化与文明，辨析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是胡秋原先生思考中西文化问题的起点。五四以来，人们思考文化问题，除了从理论的层面论析何谓文化以及文化的形成，多是辨析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胡先生的文化理论也曾论析中西文化异同。在胡先生看来，中国自步入近代以来，人们不论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评估，还是对于西方民族文化的了解，都存在片面。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以西方民族为“蛮”为“夷”，曾导致盲目的自大与虚骄。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逐步有所了解，在文化心态方面开始出现“自卑感”。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传介，人们的“民族自信心日益淡薄，向之妄自尊大，一变为妄自菲薄”。^[1]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学术界又有人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凸显了中国精神文明的长处与价值，“以为中西文化一重精神，一重物质，各有所长，未可偏废”。^[2]在胡先生看来，所有这些有关中西文化异同的观念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关于中西文化的观念不仅未正确地论释中西文化异同，使人们对于中西文化特质的理解达到科学，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观念极大地妨碍着我们从文化的层面去确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心”。

为什么说五四以来的文化讨论中，人们对于中西文化异同的理解既不科学，也不利于增进民族的自信心呢?在胡先生看来，以精神的或物质的两个层面来区划文化或文明本身即是非科学的。胡先生曾针对这种非科学的文化观念指出:“所谓文明及文化者，都是人类的创造。普通将物质的创造叫做文明(civilization)，而精神的创造叫做文化(culture)。但文明文化之区别本无鸿沟。金字塔是物质文明的代表，也是精神文明的代表。而政治的制度，也不容易划分其所属。随人类学之进步，我们知道向之所谓野蛮(savage)与未开化(barbarian)，亦不过文明之初期阶段。而原始民族之武器工具之类，现在也称之谓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了。所以在今天，文明与文化已经成为可以互用的术语。”^[3]从现实的文化形态来看，物质层面的文化与精神层面的文化应当是一个整体，而非绝对分离或脱节的两个部分，或者说文化本身即是一个涵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体上是同质的或齐一的。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异常落后而精神文明特别进步”的情形，反之，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异常进步而精神文化特别落后”这种情况。^[4]基于这种文化观念，胡先生进而认为，中国固有文化之长也并非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专在精神文明方面，事实上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曾创造出绚丽多彩的物质文明，或者说在物质文明方面，我们的民族也曾取得过其他民族不曾取得过的辉煌成就;譬如说，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药材、瓷器以及始于中国的轮种方法等很早即开始传入西方，并受到西方民族的赞赏与欢迎，而中国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由阿拉伯传入意大利、西班牙后更是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如果没有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西方的航海发现与文艺复兴在时间上很可能延后。因此，在胡先生看来，“迅速使欧洲中世闭幕现代开幕者，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之功”^[5]。

胡先生肯定中国历史上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肯定中国历史上在精神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因为，依胡先生的文化观念，文明或文化本身即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以这种观念推断，中国可以取得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成就，当然也可以在精神文化方面获取巨大的成就。胡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将文化、文明理解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肯定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于人类进步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和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将肯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统一、强调精神文明不能脱离物质文明的思想传统视为“中国的本来精神”。在他看来，清人章学诚“道不离器”的学说，即是中国学者主张精神文化不能脱离物质文明的思想结晶。如果中国人能够坚持和弘扬这种“中国的本来精神”，中国步入近代以后，其发展情形本可与中国的现实情况大不相同。近代中国贫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是人们丢弃了中国文化的“本来精神”;或者说近代中国的贫弱，实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脱节与分离的一种结果。换句话说，在胡先生看来，步入近现代以后的中国，不仅物质文明落后于西方，即使在精神文化方面，现代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胡先生断言:“今天中国文化的问题，并非精神文化甚优，唯有物质文明落后，而是我们固有文明文化在今天都未能有效的保障我们的生存，增进我们的福利。如果我们的文明文化不能有效的抵抗侵略，则不仅证明我们的物质文明应该改进，而精神文化也应该改进了。”^[6]

胡先生对于文化、文明的这种理解及其对于中国文化现实的解析与评断，是比较符合中国文化实际的。胡先生对于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理解之所以能够较为实际，除了胡先生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其理性主义的学术态度与文化视野。这样的学术态度与文化视野，使得他不能不去如实地审视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思考自己对于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因此，可以说胡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及其对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论释，都是他理性地思考中西文化的结果。其理性主义与其文化认识成果之间的联结，都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地去考察与解析。

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胡先生理性地解析历史的中国文化与现实的中国文化，目的在于提振民族的自信心，探寻中国文化现实的发展道路。而要具体思考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则无法回避中西文化的比较，这使得胡先生也不能不具体考察西方文化。

胡先生对西方文化的解析与五四前后的一些学者对西方文化的评估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他认为西方文化同样是涵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整体，如果尊重西方文化的实际，就既不能否定西方民族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否定西方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些学者视西方文化为“动”的文化，认定西方文化之长在物质文明。胡先生认为，这种观点背离了西方文化的真实。实际上西方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同样具有自己优秀的成果与传统。胡先生曾经在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历史上的精神文化以后认为:“精神文化中，最精神的部分可以数道德、文艺和哲学，中国过去在文艺上诚有很高的成就，但知道西方文学的人，一定了解西洋人之文艺，也决不劣于我们。哲学也是一样。先秦哲学水准并不超过希腊，而中国固有哲学，也决没有超过培根、笛卡儿以后的水准，更不要说康德和斯宾塞了。”^[7]胡先生如此看待中西文化中的精神文化成就，否定那些以为中国文化在精神文化方面优越于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念，正是他坚持从中西文化的实际出发，以理性克服人们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主观臆测的片面之后形成的思想结果。

胡先生比较中西文化，最具价值的内容还不在于他对西方文化价值的一般肯定，而在于他针对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道德文化的误解，较为正确地论释了现代西方道德文化的价值。胡先生认为，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道德文化的非难，一是针对其个人主义，一是针对其功利主义。但是，人们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都存在误区，其具体表现是人们将西方的个人主义理解为自私自利，西方的功利主义则被人们定义为唯利是图。其实，这两种理解都不符合西方道德文化的实际。实际上西方的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所体现的正是西方道德文化的核心价值。依胡先生的理解，西方“个人主义的意思是:全体国民各尽其义务，各享其权利。现代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利，同时尊重个人责任。个人的自由与财产不容他人侵犯，然个人对于全体，必尽其应有义务”。^[8]胡先生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将西方的个人主义理解为权利和义务、责任的统一，这样的解释是比较符合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意涵的。在胡先生看来，在现代西方形成这种权利与义务统一的个人主义，与西方社会的进步、发展有关。这样的个人主义是西方民族在克服“家族主义”、“地方主义”与“教派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这样的文化观念也可以纳入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保护个人权利，个人对民族国家尽其义务”。基于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这种理解，胡先生不仅反对简单地否定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且认定近代中国尚未形成超越西方个人主义的道德文化观念。西方个人主义实际上蕴含国家、民族的观念。中国人用以否定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实为家族主义，而中国人在近现代社会仍然尊崇家族主义，是因为中国人的生存仍主要依靠家族而非依靠国家。因此，胡先生主张:“如果我们不否认中国家族主义在政治上发生很大的流弊，而国家对人民之保护尚未能更普遍而有效，我们就不要望文生义的反对个人主义。”胡先生的理由和根据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爱国，除个人外就是国家;而中国的非个人主义则爱家，因家对于个人主义最为亲切”。^[9]应当肯定，胡先生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这种理解，对于人们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极其有益的。

胡先生认为，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功利主义同样存在误释与误解，其表现是人们简单地将西方的功利主义归之于“唯利是图”。其实，西方的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文化观念，远非中国人所批评的那样简单。在西方，功利主义表现了理想主义的一个方面，这种理想主义一方面主张尊重个人利益，一方面也主张尊重社会利益。因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没有共同利益，也就没有个人利益”。^[10]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尊重自己的利益，国家又保护个人利益，那么，则不存在实际的“损人利己”。^[11]因为，“功利主义尊重个人幸福，但尊重个人幸福以不侵犯全体幸福为条件，而在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不调之时，更要牺牲个人利益”^[12]。胡先生基于自己对西方功利主义的这种理解，肯定“功利主义的真精神是求最大多数之幸福”，将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理解为最有价值的现代西方的道德文化观念。他说:“个人主义提高了人格观念，消灭了主奴观念。功利主义提高了职务精神，增进了人生福利，而因人权之提高，使压迫他人为非法。这在社会生活及政治上便是群己权界，权利义务之分明，于是而有法治的有组织的国家，并使人事弊端贪污病象减少到最低限度。”^[13]这种以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精神文化的价值表明，西方的道德文化的水准“决不低于我们，而甚至高于我们”。由于胡先生比较中西文化，解析中西文化异同，与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条件、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他不仅对中西文化的实际具有较为真实的理解，而且使得他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作出了较为合理的判断。在胡先生看来，中西文化的不同，既不能简单地以“物质”和“精神”来进行区划，也不宜以“进取”与“保守”、“法治”与“人治”、“征服自然”与“调和自然”、“向前的”与“持中的”等观念来加以描摹。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实在于文化进化阶段之不同:“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古的欧洲文化，纵有地方色彩与国民色彩之差异，但大体相似;而今日中西文化之不同，只是西方现代化了，而我们尚未现代化之故。”^[14]作为现代形态的西方文化，其基本精神是理性精神。这种基本精神的要素是个性的观念与法则的观念。个性的精神要求独立与自尊，法则的观念要求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只有具备个性的观念与法则的观念，才有可能培养出健全的国民;也只有具备个性的观念与法则的观念，才能够建立法治的国家，实现真正的民族主义。因为真正的民族主义既追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自主，同时也主张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反对侵犯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从胡先生对西方文化的这种解析和理解中，我们可以发现，胡先生一方面将合理与合法理解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精神，一方面又将合理与合法理解为“我们今天检讨自己和改进自己的一个标准”，这样的标准实际上是胡先生理解的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在胡先生看来，中国文化唯有沿着这样的方向更新与发展，才可能改变自己的落后形态，加快自己的进步，重新回到先进文化的行列。可以说，胡先生对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的这种辨析和理解，张扬了其学术理性，凸显了其在思考中西文化问题时所秉持的理性主义的学术立场，也体现了其宏阔的学术文化视野。

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创新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呢?或者说通过什么途径或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呢?近代以来，人们的回答很多。胡先生将人们对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这些回答称之为“四个口号”，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和“学术中国化”。在胡先生看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各种文化建设理论或主张(即他所谓的“四个口号”)都是非科学的，这些口号不仅有其自身的认识误区，同时也有其共同的理论局限。在胡先生看来，“这些口号的共同缺点有二:一是对学术内容妄分界线。二是不了解重要的问题要中国创造自己的新学术，适应世界的水准，能有益于中国之富强”^[15]。就对于“学术内容妄分界线”而言，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可说是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绝对对立，他不了解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内容并不限于纲常名教，同理，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内容也并非没有纲常名教。张之洞将中西文化理解为绝对对立且永久不变者，当然是错误的。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也存在对学术文化“妄分界线”的片面，其表现是这种文化建设主张不了解西方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中国人同样可以创造与拥有。同时，在胡秋原先生看来，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完全忽视文化创造者自身的“心思才力”，这种片面也集中地显露了胡适文化理论的错误。

“中国本位文化”论源自20世纪30年代中叶何炳松、萨孟武、陶希圣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在论及“中国本位文化”论时，胡先生认为这派理论“其主要之缺点，首先在其是消极而不是积极的。所谓以中国为本位吸其所当吸收，固为不易之理，然充其量不过说我们要一个批评取舍之标准而已。然即能吸其所当吸收亦不足言创造。我们纵能取舍得宜，亦不过如开一百货店，贩卖之物，能适应需要而已。但这和‘文化建设’，还隔的很远。商店只能贩卖，工厂才能建设。所以，该宣言之主要缺点，是忽略了创造”。^[16]文化的创造所体现的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民族的实践活动能力，忽视文化的创造，实即忽视中国人自身的文化创造能力。因此，在胡先生看来，“无创造即无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论作为一种无视自己民族文化创造能力的文化理论，不可能对于中国现实的文化建设具备有价值的指导作用。

“学术中国化”问题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学术中国化”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理论或思潮，主张吸纳世界上最新的学术文化成果以解决现代中国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提倡学术研究适应“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这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应当都是可以成立的。但胡先生对此不表赞同，直到晚年，胡先生都未能改变这样的文化观念。“学术中国化”是否即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可以讨论。中国学者今天仍然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也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使中国文化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是，政治方面的歧见并不影响胡先生对中国文化建设思考的价值。胡先生当年对“学术中国化”的批评，有他自己对现代中国文化建设道路的理解，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前提与认识基础。这值得人们去深入地研究探讨。

胡先生批判各种他所不能认同的文化建设理论，那么，胡先生自己如何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呢?胡先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回答内容不尽相同。譬如，胡先生在抗战年代曾经主张:“提高民族精神，科学精神，以加强抗战建国力量及效率，使我们能达到现代水准，这是今日一般任务。政治经济军事都应如此，学术也应如此。”^[17]胡先生在抗战年代所主张的“民族精神”、“科学精神”、“现代水准”，大体上可视为他对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方向和内容的最基本的理解。从总体上来看，胡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理论方面坚持一种“超越论”。在胡先生看来，文化建设当是“会通超胜”。这种“会通超胜”既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复兴，也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创造;不论是其理论的层面还是其实践的层面均与他所批评的“传统派”、“西化派”有别，也与他所反对的“俄化派”不同。通过“会通超胜”而形成的中国文化才是中国的现代文化，或说中国的现代文明，才意味着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同时，胡先生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求超越与创新，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两个基本点必须兼顾，其一是中国现代文化在形式上应当是民族的;其二是中国现代文化在内容上必须是科学的。这种观念使得胡先生在抗战年代将“发扬民族主义”与“发展科学技术”看作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必须努力坚持的方向，并提出过自己对于“发扬民族主义”和“发展科学技术”基本内容的理解。在胡先生看来，“发扬民族主义”应当涵括以下内容:一、“民族主义的文化运动要发扬我们文化固有的伟大精神”;二、“民族主义文化运动是独立自主的文化运动”;三、“民族主义文化运动要提倡民族的道德”;四、“民族主义文化运动要提倡尚武精神”;五、“民族主义同时是民主主义”;六、“民族主义同时是全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化运动同时不能不是国民文化运动、民众教育运动”。“发展科学技术”的内容则主要是“要在建立国防产业中培养科学人才”、“充实高深科学研究机构”、“要整顿教育”、要造就“抗战建国的干部，同时要派遣真正有相当程度的人赴外国真正深造”、“必须传播科学知识”等。胡先生曾经说过:“罗马不能成于一日，树木也要十年。”他强调要使“发扬民族精神”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内容变成现实，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也主张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尽责尽力应从当下做起。用他的语言表达即是“今日要广为种树”，“今日辛勤之培植，就是将来新文化花园之基础”。因此，“今日一切从事于文化教育事业者，也必须立志做中国文化花园中的一个辛勤的园丁，用心血来灌溉未来中国文化之根苗”。^[18]胡先生对于“发扬民族精神”与“发展科学技术”的这些理解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有其具体的历史的内容，但在今天仍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值得致力于中国文化复兴的人们借鉴与思考。

综观胡秋原先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西学术文化价值的认同、评断，就其思想路数而言，有两个特点尤为显著，其一是他始终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其二是他始终提倡科学精神。民族主义的立场要求他关注文化理论，了解中国文化的现状，也激励他追求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考察、理解。科学精神实际上即是理性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不断考察中西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不断深化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不断调适自己对于中西文化价值的理解与认同，努力使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合于实际，并力求使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有益于现实的中国文化建设。在胡先生的学术人生中，学术追求曾经改变，政治立场也曾经改变，其不变者则是其民族主义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或说理性主义的精神。可以说，胡先生文化理论的形成，正是他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和发扬科学精神的一种结果。我们研探胡先生的文化理论，肯定其文化理论的启蒙色彩，依据也在于他在探讨中西文化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提倡科学地探讨中西文化问题。今天，我们要谋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或说中华文化的复兴，民族主义的立场与理性主义的精神仍然是两面必须高扬的旗帜。因为我们只有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才能够团结所有的中华儿女，为共同的文化建设目标而不懈地奋斗;我们只有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才可能“开导启蒙”、“祛蔽启蒙”，不断地开辟新的文化建设领域，形成新的文化学术成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增添新的思想动力，帮助我们去逐步实现中华文化复兴这一伟大的目标。

附识:此文据笔者《民族主义与文化复兴—— 胡秋原先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读后》一文改写而成。原文视角多在论析胡秋原先生文化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立场，本文视角则在于论释胡先生文化理论的启蒙思想色彩，二文内容有重合之处，但视角趣向并不完全相同。2010年9月5日。

【注释】

[1]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2]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3]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4页。

[4]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5]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6]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7]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8]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9]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10]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11]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12]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13]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14]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

[15]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16]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7]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18]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湾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