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视域中的中国大学教育反思

中西视域中的中国大学教育反思

甘　阳

近几年来，我个人和很多朋友都很关心中国的大学。假定说中国文明真的有一个崛起的使命或者可能性，关键在于中国的大学能否成为文化的担纲者。一个文明要崛起，总要有一批文化的担纲者，如果没有一批文化的担纲者，没有一批强健的大学，我们无法想象中国文明能够崛起。美国今天之所以无可争议地占据世界领导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经济、军事，同时也因为美国的大学至少到现在为止还处在绝对无可挑战的地位，虽然最近十来年普遍认为美国大学衰败得很厉害，但它的基础仍然是比较强健的。大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大脑系统，反映一个民族的大脑系统是不是well working，是不是在起领导作用。如果大学只是跟着社会走，而不是社会跟着大学走，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没有精英，没有精英的领导阶层和精英的领导力量。所以我们要关心中国的大学。

我想大家都已注意到，通识教育现在变得很热门。中国的各个大学，特别是主要的重点大学，诸如清华、北大、南大、复旦、浙大、武大、中大等等，都在推动通识教育，各校投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但是中国大学目前的通识教育，前景到底如何，最终能够达到什么目标，我认为至今为止人们并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中国大学推动通识教育的目标并不是很清楚。在较多的大学中，通常都把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多加一些文化素质课程，或者加些讲座等等。这当然也是一些具体做法，但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必然导致通识教育无疾而终。现在几乎全世界的大学都在做通识教育，特别像日本、韩国都做得非常厉害，但严格说来，全世界做通识教育真正成功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欧洲严格说来并不需要大学通识教育，因为欧洲的中学教育非常完备，欧洲青年学子的通识教育基本上是在中学阶段完成的，他们完成通识教育的课程只有一门，就是拉丁语。拉丁语对他们来说并不只是一种语言，而是通过拉丁语来熟悉整个欧洲文明传统。所以欧洲大学不需要所谓通识教育，学生一进大学就受高等专业教育。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中学很差，所以美国文明的全部关键在于大学本科教育，而它这一点是做成功了，下面我会讲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我这里想说的是，中国大学今天提出的通识教育，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明确目标，到底为什么要做，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对此不清楚，我们可能投入了很多人力精力，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简单地去和国际接轨，简单地应付全球化时代无穷无尽的国际合作，结果搞得人仰马翻、筋疲力尽，却忘掉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样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简单地讲，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加几门课的问题，而是要根本改变我们大学本科教育的体制，尤其是课程体制，根本改变1950年代以来我们模仿苏联所建立的大学体制，同时要根本改变我们历来对大学本科教育的观念和看法。我们的大学至今为止基本上还是苏联体制的大学，其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变种的德国体制，即本科阶段就高度专业化，从本科一年级开始就定专业，一直定到四年级，造就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才。我们中国从19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开始采取这种体制。对于这种体制，我们必须历史地予以评价。在1950至1960年代，这种体制是合理的，而且在经济成本上也是合算的，为什么?因为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要用最有效的手段来造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我们看看历史就可知道，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总共只有两万人，完全不能适应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求。所以当时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以理工科为主，在大学本科四年之内造就一个合格的技术员或工程师。这个目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达到了的，是有效的，而且在当时来说也是合理的。在当时来说并不需要什么通识教育，原因很简单，当时能够上大学的人非常非常之少，当时的高中教育一般来说已经很好了，高中教育中的人文方面、历史方面的基本知识已经相当完备了。我们知道像温总理这样的人物，他在大学是学地质的，但他的人文修养相当不错，这应该是在高中阶段打下的基础。那时中国处在所谓高等教育精英化的阶段。这里使用精英化和大众化的说法，不是在泛泛的意义上使用，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用法，而是国际教育界所使用的一种数量标准说法。国际教育界的标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适龄人口中，进入大学的人数超过百分之十五，其高等教育就进入大众化阶段;而低于百分之十五，就属于精英化阶段。上大学的人越少，教育资源集中在受教育者身上的比例越高，一般来说教育质量一定会越好。中国的大学教育直到1999年都远远低于百分之五，1999年开始扩招，到2004年一下子跳到百分之十九，可以说2004年是一个指标性的年份，中国高等教育从此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能够上大学的人数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中学阶段优等生以下的中等学生，甚至比较差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大学，这就使得大学阶段的教育质量变得极端关键。以前同等数量的师资只需教十个人，现在突然要教五十至六十人，马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是通识教育必要性的一个前提。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为什么1950至1960年代模仿苏联教育体制是合理的?我们记得，中国当时只有很少的研究生，全国加起来不超过一百人。“文革”以前中国没有博士制度。而且当时第一届研究生还没有毕业，“文革”就爆发了。没有或很少研究生意味着什么?当然就要在四年之中造就一个完全的专业人才。这样的大学体制有什么特点呢?假定一个数学系有三十个人进来，如果其中有五个人以后不从事数学，那就是教学失败，就是教育目标失败;假定以后有十个人从事与数学完全无关的工作，那就是非常严重的教学问题。这就是说，你进了什么专业，你今后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所有这些情况，在今天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我现在到每个大学，都跟校长说一件事:中国大学缺乏回归统计，而美国的每个大学都有这种统计，每个大学每个系都必须统计本科毕业生择业情况。这是1930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他当时就在芝加哥大学推动通识教育，遭到教授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因为芝加哥大学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大学，美国真正的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哈佛、耶鲁，而是芝加哥。这所大学于1892年成立，完全是德国型大学，完全以研究生为主，本科生非常少。所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授们都全力反对哈钦斯校长，认为是开倒车，居然还要搞通识教育。于是哈钦斯说，每个系回去统计，十年以前的毕业生现在在做什么。统计下来大吃一惊，每个系，哪怕是王牌系，如物理系、数学系，也没有一半的人从事与原来专业沾一点边的工作，大多数系的本科毕业生从事原专业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甚至更低。这就是哈钦斯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推动通识教育的强有力根据。也就是说，你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到底做什么，不能说百分之三十的人从事专业，其余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成了废物，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专业人才，而他们又没有其他的技能。这就成为通识教育强有力的根据。

现在我们中国大学的绝大多数本科生也并不从事他们所学专业的工作。我回国以后第一次教课是在清华，给他们开通识教育实验课，全部是理工科学生。我非常吃惊地发现，清华理工科学生都不喜欢他们的专业，这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从前考上清华都是骄傲得不得了，考上清华理工科真是很好的专业，怎么可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呢?原因非常简单，绝大多数学生不再愿意做工程师、技术员，大家都要做白领。拿到清华的文凭当然可以做白领，但要拿到这张文凭，特别是清华工科文凭，非常非常辛苦，这和人文社会科学很不一样。清华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学生毕不了业，拿不到学位，淘汰率非常高。男生一打游戏机马上完蛋。所以清华的学生很不喜欢文科学生，认为文科学生整天吊儿郎当的，作业也没有，完全把我们清华搞坏了。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也喜欢有文科，因为文科有女生。清华最强的工科系全都是和尚班，一个女生都没有。我举这个例子，说明现在大学的情况与过去很不同，我们已经有非常完备的硕士制度、博士制度，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像北大、清华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加起来都已超过了本科生，所以没有必要再像以前的苏联体制那样，从本科一年级开始就定专业，似乎学历史的以后就要成为历史学家，或从事与历史相关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大学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后他到社会上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他都是精英人才，他都能挑得起来。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去考察，你会发现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算从事对口专业工作，他在本科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用上的也非常之少，哪怕是经管专业毕业的，法学专业更不用说。法学专业毕业生根本做不了律师，律师事务所根本不要，人家要自己培养，要实际经验，而我们的法学专业不知教些什么，很多法学专业不教case，理论学得太多，实际东西反而不够。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如果没有一种根本性的考虑，我们只是盲目地说，美国的通识教育基础本来就很好，现在还在进一步强化，东亚的日本、韩国通识教育也都做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们也要做通识教育。跟着人家学，人家的东西确实好，但是你却学不到。真正好东西在哪里?这是关键。

我想大学通识教育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以往苏联大学的教育体制和课程体系，克服它的观念。但这种改革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所有这些观念都落实为大学里面的全套制度。院系的建构，每个院系、每个专业，都有很强的本位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正常，但这造成很大困难。事实上，我们回过头去看，2000年前后，清华、北大都已提出口号，下发校级文件，明确提出淡化专业，培养宽口径的专业人才，但全都流于纸面，很难落实。因为每个系都必然会把精力花在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上，并不理睬校方的口号，这是传统形成的。而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学生进校的时候没有专业，谁都不知道这个大学生是谁的。所以去年我在中山大学办博雅学院，媒体稍微误解了一点，我说是无专业，引起一片哗然，我觉得这很奇怪，美国历来进校学生就是无专业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只不过我们的大学一进来就有专业，大家就以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办大学的方式。但人家进校时就是没有专业的，谁也不知道你今后是数学系、物理系、中文系还是哲学系，不知道!正因为如此，所有的院系才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王牌教师都用在一二年级上，才能抢到学生。你要使你那个系的最好的老师拿出最大的本领去勾学生的魂，使学生感到历史系有意思，物理系有意思……

实际上小孩子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最好学什么，百分之八十的小孩子高考填志愿基本上是听家长的，而家长替孩子做的选择往往令孩子痛苦。比方说家长希望孩子挣钱，这很正当，没有什么不好，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挣钱的，也不是人人都喜欢挣钱，有许多小孩子就是不喜欢，痛苦不堪!因为不喜欢，也就学不好;学不好，以后挣钱就挣不好。如果小孩子进大学时没有专业，到二年级下学期再定专业，这是比较恰当的。因为高中毕业生并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加上现在大学的院系如此之多，小孩子哪里搞得清楚?相对来说我们上大学时的院系还是比较简单的，有些什么院系，我们大致是说得出来的。现在儿子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院系膨胀得不得了，人们根本搞不清它们是干什么的。就算知道了某个系，却还是不知道那个系的教授究竟好不好，往往求助于虚假的排名，那种排名往往是骗人的。前两年美国有一个批判大学的运动，认为大学都在弄虚作假，招生简章上标榜的高水平的东西与实际具有的东西不符合，这是误导家长和学生。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更严重。

我想以上这些就是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基础。但是传统形成的东西使开展通识教育非常困难，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巨大的误解，认为美国大学的课程特别多，于是也开设很多很多课程。我们每个大学都有几千门课程，这些课程非常重复、重叠，而没有经过很好的建构。这造成了什么问题呢?我于2005—2006年在清华、北大教一个学期课程的时候，发现所有本科生，特别是一二年级本科生，每个学期选课十到十二门，甚至十五门，人民大学有些学生还达到十七门!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大家想想，我们都是做学生过来的人，一个学生怎么可能一学期选十门课?如果一学期选十门课，意味着至少有七门课是废课，是水分很大的课，是鬼混的课，这是必然的。所以我每到一个大学，都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希望大家一起来想想。美国大学课程少得多，哈佛大学的体制同我们国内完全一样，四年八个学期，三十二门课毕业，每个学期四门课。你想选五门六门课吗?你选不了，因为每门课都非常tough，每门课都是大量的阅读，大量的paper，大量的讨论。我们中国学生本事很大，可以选十二门课，因为没有要求，既不需要阅读，也不需要作业，或者作业是混的，我很清楚这一点。坦白说，我甘阳开的课，你三门都上不下来。我的一门课就相当于一般三门课的压力，你不可能选我的课选到三门以上。

我认为这就是通识教育真正要改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把课程的数量减少，而每门课的分量一定要加足。在这个前提没有改变以前，通识教育在各个大学都非常困难。为什么呢?第一，我们毕竟是有专业的。实际上我并不是反对专业，我并不一定要改变大学生进校就有专业，其实倒未必，比如浙江大学现在是最激进的，非常radical，他们已经连续三年招生不定专业，只以六大类招生:理、工、农、医、人文、社科，也就是说，学生报考时并不是报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只有理学院;也不是报考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人文学院;也不是报考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只有社会科学院，这基本上是朝美国方向移动。但问题的关键是看课程系统是不是准备好了。浙江大学现在和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我不是要批评他们，我只是认为课程系统如果还没有准备好，一下子放开的话，只会给学生造成非常大的混乱，他们连课怎么选都不知道。

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大学改革方面一向主张稳健，要缓进，并不是越激烈越好。最好的改革是谁都没有感觉到的改革，这就表示没有触动大家的利益，而且大家还感到很舒服，这样的改革是最成功的，比较不伤筋动骨。所以我认为应该尽可能从课程体制上去改革。几年前我在清华对顾校长说:你如果做一件事情，一定就可以青史留名了。你如果能够强行规定清华大学学生一学期选课不得超过六门，你就青史留名了。他说我们清华原先就规定不得超过多少多少门。我说你去看实际，都是十门十二门。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本科教学体系，使本科教学成为满堂灌，学生基本上被动地带着耳朵听，教师所教的似乎全部都是真理，于是女生记笔记，男生借女生笔记应付考试，没有自己的阅读。如果不是这样，是不可能一个学期选十门十二门课的。

我刚才说到哈佛，还有耶鲁，学制都和我们一样，四年八个学期，耶鲁是三十六门课，哈佛是三十二门课，这是一个系统。另外一个系统是三学期制，芝加哥、斯坦福，四年十二个学期，每个学期三门半课。所有美国好大学的课都是如此，唯有如此，每门课可以提出要求。我们现在一个非常苦恼的问题是，最好的教授往往上课无法全力而为，除非到三四年级进入纯粹专业课，因为他知道学生的课非常多，怎么可能还要求他们读那么多呢?如果他提出要求，他会感到自己不人道，而学生会认为他是神经病—— 我们又不是只上你一个人的课，我们还有那么多课要应付。所以学生基本上在应付考试，实际上什么都没学到。这些才是通识教育真正要改的问题。

我2006年在《读书》上面发表一篇文章，我说通识教育不是要去学美国外在的东西，就是要抓两个点，一个是阅读，一个是小班讨论。我们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最大的差别是阅读能力。我们可以检查中国大学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理工科学生做作业，老实说还是比较严格的，特别像清华，而人文社会科学学生的阅读量根本达不到要求，一个星期所有课程加在一起，学生读到一百页书，就不得了了，而且读的什么书?恐怕都是质量很差的书。阅读关键是原典、经典，不要读教科书，所有教科书只能作为参考。如果这样，就能促使学生去思考。一周每门课的阅读量至少要达到八十页到一百页，全部课程阅读量要达到四百页到五百页，我们中国大学生现在根本做不到。然后要求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每门课每两周一次讨论，每两周一次小的paper。如果这样的话，每门课下来，就上一个台阶。而我们现在的教学效果，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平面的。我在清华跟学生们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看你们的眼睛就能知道你们是几年级，中国最好的学生是刚刚上一年级的，眼睛是亮的，还有求知欲，还比较纯粹;二年级眼睛开始浑浊，开始混;三年级就已经是酒色财气了;越到高年级越差。说句挖苦的话，我们的大学生是倒着培养的。我在美国呆了整整十年，刚到芝加哥的时候，我感到芝加哥的学生比我们北大学生差得太多了，但四年下来，他们几乎从一张白纸被造就成一个精英，是四年非常强化的阅读打下的基础，不是阅读一些网上文章或者二手材料。这是我们真正要学的地方。

美国大学真正值得学的地方不是它的外在分类系统等等，比如我们中国大学动辄就要学哈佛，但哈佛校长一再对所有来访者说不能学哈佛，因为哈佛每一个新制度一定是改革以前的错误，你如果不了解哈佛以前犯的什么错误，你就盲目学，你其实是在学他们的错误。他们每一次改动一定是要纠正原来不好的地方，是他们历史的沿革。哈佛的严肃认真是所有中国大学没法学的。哈佛在2009年9月开始实行新的通识教育计划，而这一计划从2002年就开始讨论，整整讨论了五年，到2007年拿出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一拿出来，就遭到原哈佛学院院长的强烈批判，所以2007年不敢执行，再作一轮修改，到去年才开始执行。他们所有的新方案都要进行全校性的反反复复的讨论，不是像我们这里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他们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他们对本科教育确实是下了功夫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视。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学要进行通识教育改革，必须要有耐心，这件事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因为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多是体制上的问题，并不是教育部就能解决的，很多问题是大学多年来形成的心态、体制、结构、课程以及学生心态等等累积起来的，所以只能一步步地调整。事实上，美国通识教育做得最成功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第一个做，从1920年代起做了20年;芝加哥也做了20年，都是20年左右才能够做成功。中国大学如果做得比较好，至少也需要20年时间。所以需要有耐心，并不是一个喊喊口号的问题，而是需要知道目标所在，然后凝聚一批教师和学生，同心同德地去做，不气馁，不发牢骚，但是目标需要清楚。目前通识教育的会开了很多，各个学校确实也做得很努力，但实际上是相当困难。我认为比较好的通识教育不是很容易达到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比较好的通识教育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全美的现代通识教育都源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于1920年开始做，起初就只有两个教授自己做，并不是学校行为，过了20年才成为学校正式的系统。只有两门课，开始只是作为选修课。1900—1920年之间，美国大学也是把柏拉图、古希腊等等统统扔进垃圾堆，要走现代研究型道路，古典非常冷落。这两个教授就一人开一门课，每周讲一本书，因为是选修课，学生高兴来就来，但是他们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教授也参与类似的教学，这两门课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今天哥伦比亚的教学体系。这两门课，一门叫做“人文经典”，原先的体制是两年四个学期，现在改为一年两个学期，每周两次上课，一次讨论。美国本科生的主课通常一周三次，一、三上课，周五由博士生带领讨论。人文经典基本上从荷马一直读到20世纪，进度基本上是每周一本书。哥伦比亚大学现在规定，人文学院所有系每个教授都要教这门课，三年轮一次，三年内必须教一次人文经典课。你如果不能教，你就unqualified。任何一位人文学科教授，如果不能教一本人文经典，那是不称职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一定有基础，有源头，你连一本经典都不能教，你做什么教授呢?理工科不需要，理工科要做最前沿的。人文学科一定要回溯文明源头。当然他们是要回溯西方的源头，西方传统。另外一门课的名称比较怪，叫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当代文明”，但当代文明同样是从古希腊讲起。原来这门课是政治与社会科学课程，现在基本上是哲学和政治理论课程，从二年级开始讲。最大的通识教育课，全校一年级80个班同时开课。当然他们的本科生比我们少，每年不到一千人，实行小班教学，全班20人以下，大多为16人。这是完整的一年课程，要求一星期一次讨论，两星期一个paper，所有阅读材料都是经典著作，那些张三李四、阿猫阿狗、当今风云人物的东西都没有，活着的人不能进入这个范围，所读的都是死人的著作。只有一两个例外，例如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列入经典范围。

中国大学一天到晚要学哈佛，学哈佛七个分类八个分类，其实分类是很简单的，所有的分类都是简单的三分法延伸出来的，也就是人文学科三分之一，社会科学三分之一，自然科学三分之一，然后每一类中拉一拉，可能就变成两类，比如艺术本来在人文学科，把它拉出来，就变成两类了，历史再单独拉出来成一类，如此等等。怎么拉，就看一个学校学科的强势。七类八类就是这样分出来的。基本的分类都是人文、社科、科学三分法，所以人文、社科占三分之二是铁定的。通识教育主要由人文社会科学支撑，这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理工科有一个特点，理科确实不需要往回追溯，今天谁需要去读欧几里得?谁需要去读牛顿?当然美国有一些非常厉害的collage，如St.John Collage，他们就是要读欧几里得，要读牛顿，但这在美国大多数学校不采用。所以自然科学的特点是往前走，追求最新的，因此自然科学最好的教授不一定适合做通识教育，除非真的是大师，比如杨振宁先生回到清华开的第一门课是“大一物理”，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很难规范化，同样的课换一个人讲，就没有这样的魅力，也没有这样的眼界。哥伦比亚的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叫做“科学前沿”，这门课由好几个院系的教授来讲，既要讲这门学科的历史，又要讲最前沿的研究，一下子讲环境，一下子讲物理，一下子又讲化学，很多学生听了感到云遮雾罩，因为完全跟不上，很多抱怨。但最基本的还是“人文经典”和“当代文明”那两门课。

哥伦比亚较早开始重视东亚经典，他们叫Humanities in Asia，包括印度、日本和中国。哥伦比亚的课程设计当然完全是对应西方人文经典的，但狄百瑞讲东亚经典。狄百瑞九十多岁了，还在开课。这是美国大学的特点，教授可以不退休，但必须开课，而且必须给本科生开课，最好的教授必须教一二年级，因为一二年级开阔了眼界之后，整个基础就奠定了，否则到研究生再培养，根本来不及。我们中国最好的教授不给本科生开课，只去培养研究生、博士生，这根本不对。狄百瑞的课程表多年没有改变过，就是通识教育的东亚经典，从孔孟一直读到王阳明。他的第一个学期讲日本、印度，第二个学期讲中国。原来他设计中国讲一年，现在作了压缩。他的课程的对象并不只是东亚系的学生，哥伦比亚全校学生都可以选。西方人文经典和当代文明经典是哥伦比亚文科和理科学生都要选的，另外还加上艺术人文，包括音乐、舞蹈，这就是他们的通识教育。既然所有学生都要选通识教育，就必须有足够的师资，尤其是他们强调小班教学，通常是16人一个班，只有小班才可能讨论。这是做通识教育必须了解的情况，说实话我们中国现在达不到。不过我们也不要美化他们，事实上，要人文学院所有的教授都教这门课，三分之一的教授都教不成功，学生非常抱怨，因为大多数教授都很专业，要他们教这门课很困难，苦不堪言。大概三分之一教得非常好，三分之一非常差，三分之一马马虎虎。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有这种体制的要求，自然逼着他们去教，每三年一轮，而且一个院系投入通识教育比重的大小，与这个院系的经费预算是挂钩的。每个院系必须在一二年级投入，才能让学生来报你的院系。你投入的老师越好，学生对你的院系就越有好感。一年级和二年级上半期的课，对学生选择专业有非常大的影响。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强烈主张我们中国大学学习的，就是美国的商学院、法学院不在本科，只是在后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也就是学生在本科阶段通识教育各科都有相当充分发展之后，才可以去读商学院、法学院。好的商学院、法学院要求4A，也就是所有课程都得拿A，这样造就的人才当然是很好的，当他进入商界或法律界，他已经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商学院、法学院放在后本科阶段，是保证美国本科教学相对安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老实说，美国的家长在教育投资观念上是比不上我们中国家长慷慨的，他们是要算账的，假定说美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 这是美国学生选择最多的两个专业方向—— 如同我们中国一样，也建立在本科，那么美国的通识教育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学生不需要经过通识教育，就可以直接读商学院、法学院，那么何必要投资在通识教育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从2005年开始就与中国的一些商学院、法学院院长交换意见，我认为中国在1990年代大量扩张商学院、法学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相关人才。但现在差不多已经饱和了，可以考虑停止在本科开办商学院、法学院，将商学院、法学院转到后本科阶段，这样对于本科教育会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大学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校园风气极端浮躁，主要原因是商学院、法学院建立在本科，学生们都以为可以轻易混一个学位，然后去挣大钱。挣钱的愿望是正当的，合理的，但需要付出劳动。我觉得这一点美国设计得很好。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设计，他们的本科教育决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我刚才说过，美国学生的家长是很会计算教育投资成本的，但他们却愿意把孩子送到那些只有本科的文理学院去培养，这些文理学院都在非常偏僻的地方，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中等城市，校园管理半军事化，非常严格，夜晚10点以后根本上不了网，一到11点钟就拉灯，没有吸毒问题，没有乱七八糟的问题，这是白人家长最放心的地方，校园风气非常宁静，这些学院毕业的学生是名牌大学研究生院最愿意收的，这些学院是纯粹的本科教学，是真正的一流大学。我在199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那时的芝加哥大学校园里感受不到任何拜金主义，这是我非常纳闷的一件事，美国的资本主义这么发达，美国人也崇拜金钱，但大学却完全没有拜金主义。有些人说我是美化他们，但至少我在那里的时候是如此。最近十年左右，美国内部对大学的批评很厉害，认为金钱因素对大学的影响非常大。不管怎么样，就算他们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我认为他们的基础建设相对是比较牢固的。美国社会批评的声音非常强，学生家长是很大的社会力量。1960年代学生运动以后，美国完全取消通识教育，学生当家。到1970年代以后，社会一片批评声，家长都抱怨大学质量下降，小孩送进去完全不行。所以1978年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法案为什么那么有名?无非是在1960年代学生运动破坏了校园以后，重新恢复的一个象征性法案。老实说哈佛1978年法案并不高明，现在很多地方都在采用，我们要看1920年的哥伦比亚法案，到1940年的芝加哥法案，再到1950年代的哈佛法案，这条线才看得出来。哈佛2009年通识教育方针提出淡化经典，这句话我们中国人是不能听的!人家淡化经典，是在经典教育基础极强的情况下相对淡化，中国却在1949年以后完全没有任何经典教育的积累和基础，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加强经典教育。我们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以为哈佛都要淡化经典教育，为什么我们还要搞经典教育?错!

美国大学本科教育之所以比较好的全部关键，就在于一个诀窍:小班教育，小班讨论。我们做不到。中山大学八千本科生，武汉大学大概也是八千左右，如果16人一个小班，要多少教室?但做不到的事情要去变通。大班教学，小班讨论，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本科生扩招的同时，研究生也大量扩招，研究生是应该做助教的。小班讨论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研究生都可以做助教。我去年到中山大学之后，向校方提出这个建议，被校方采纳，现在中山大学所有博士生都必须做助教，做两年四个学期，第三年不做，写论文。这和香港体制一样。香港也是三年制的博士，他们规定，如果研究生不拿奖学金，那么你牛，没法要求你;拿了奖学金，你就对学校有义务，你就要给学校做助教。美国也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小班讨论就有可能。而且博士生做助教本来就是博士生培养的重要环节，而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很多院系不知道怎么培养博士生，所以我们很多博士生毕业出来以后，如果找到高校教师的工作，却根本不会教课。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做助教，对他们找工作和适应工作非常重要。

以上是我想提出来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问题，中心点就是，第一，如何逐渐在课程中加大阅读量;第二，如何逐渐推动小班讨论制。这一定会有一个过程。我1999年回到香港，2006年到清华做小班教学实验。通识教育在中国是民间和官方两步推动，首先是民间推动的力量比较大。2003年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当时北大的陈来教授，谈通识教育问题，对国内的教育情况感到很不安，这封信也转给了郭齐勇教授，朋友之间私下传阅，互相通信讨论问题。在这个基础上，2005年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在北京香山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会，大概有二十多所学校的代表参加，分别对各自学校的教育情况进行检讨，达成了共识，开始推动通识教育。此后清华大学请我去办试点班，招了50个学生。我要求学生阅读英文材料，还要进行讨论，所有学生都叫起来了。我说这是我的要求，你们达不到可以退课。我那时讲的是莎士比亚四个剧本，学得最好的学生是工科一年级学生。中国的学生是非常非常好的，工科一年级学生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人文教育的，好几位学生的paper发在国内外一流的人文刊物上。那时国内不知道助教这回事，我自己从北大带了两个副教授过去，无报酬地帮我做事，有一个是刚刚从哈佛博士毕业回来，他们知道怎么做，一个人带一个班，20多人一班，小班讨论做了四次，一次比一次好。第一次小班讨论时，完全不知怎么做法，学生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年我去清华开了两门课，因为第一次比较成功，这次清华给了我200名额，但报名的有500多人，后来采取抽签方式选定。我开课时说我的课是阅读两本书，一本中文，一本英文，所有学生都叫起来了。清华学生的英文非常好，考试英文分数都很高，但阅读是不行的，因为没有阅读经验，没有阅读习惯。阅读是个习惯问题。他们的英文是考试英文，不是实用英文。第二堂课退课的有一百人，但听课的学生有三百人，他们退掉课来听课。我觉得这是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他们愿意听课，但不愿意读书，不愿意做作业。这相当普遍，他们喜欢听很多很多课。但知识不是听来的。我们的学生成天唱高调，独立思考啊，独立批判能力啊，没有阅读，哪来独立思考能力?我一再说，没有深度阅读，怎么会有批判思考能力?我们非常了解你那个批判。读高中时懵懵懂懂接受了一套正统的东西，上大学之后开始读点报纸上的东西，跟着报纸讲，这就叫有批判意识吗?这是从一种话语转到另一种话语，还是人家的话语，没有经过你的大脑。你没有深度阅读，怎么可能有批判精神?怎么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可能!所以我认为课程的数量要少，但每门课要有相当的阅读程度，而且阅读的书籍必须要有一定难度，这才可能培养人才。所以课不在于多，我们为什么要上十门、十二门课?我们认为可以把知识灌入学生的大脑，这其实是错的。这点大家都同意，但怎么去改变?实际上学生还是成天坐在那里听，并不去想，然后就应付一个考试。现在学生还有一点没出息的地方，成天计较分数。你不好好学也可以，但不要计较分数，60分过去就行了，还计较什么分数呢?这是没出息。改变这种情况，不可能一步做到，激烈的改革方案并不奏效。我认为应该从下面做起，首先凝聚有抱负的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他们愿意担当和投入，根本上还需要学生配合。我们的学生非常愿意批判别人，但从来不批判自己。中国大学现在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是有心读书的，这可能都高估了，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如果再好的老师，你们学生都不想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体制如何、官方如何，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互动过程。

现在每个学校都在做通识教育，都做得很辛苦。我去年9月到中大后，也做得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仍然是可能的。我在中大做两件事，一是管全校的通识教育，一个是办一个小小的博雅学院。中国目前的通识教育，比较可行的都是双轨做法，一个是对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需要尽可能去做;另一方面办比较小的实验性的学院，在学院中做一些暂时无法在全校做到的事情，特别是阅读的要求，小班讨论的要求，这比较可能做到。现在国内大学普遍有这两种方式，比如北大有元培学院，人大有国学院，南大有匡亚明学院，中大有博雅学院，武大有国学院，这些比较小的学院，学生人数比较少，就比较容易往理想的方向去做。比如博雅学院就比较容易操作，我每年招30个学生，每学期课程数量压得很低，主课一般四门，但每门课的分量会非常重，比方说第一学期拉丁文一周6个课时，《诗经》一周6个课时，荷马一周3个课时，然后加上中国书法等等;第二学期《左传》一周6个课时，拉丁文继续一周6个课时;第三学期《楚辞》一周4到6个课时，然后《史记》、《汉书》一周4到6个课时。课不在多，但每门课的分量一定要足，阅读量一定要大。我公开说公共英语是没有用的，它不能帮助学生阅读，我在第一学期开的荷马课，每周要求学生给我做5页的英文学术翻译，一个学期下来，英文阅读能力完全过关。我的所有博士生都帮我改英文。第二个学期就是全英文的课。全英文课，现在各个学校都在做，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阅读量。全英文课每周阅读量必须到80页左右，没有一定的量，那个英文根本没有意义。你结结巴巴地一周读个二三十页，那有什么用?必须有相当的量，英文才能过关。这样的话，就不会白耗时间，每门课下来就达到一个目的。所以博雅学院的课通常都是4个学分到6个学分，分量非常足。

在全校通识教育方面，我们就做得比较辛苦，虽然现在中大规定所有博士生都要做助教，但我们的四个校区非常远，条件很艰苦，文史哲一二年级本科生全部在珠海，要两小时路程。我对中大通识教育做了一个新的分类，一共分四类，第一大类就是中国文明，要学4个学分;第二大类是全球视野，也是4个学分;第三大类是科技经济社会，也是4个学分;第四大类是人文经典，也是4个学分。中国文明是我着重抓的课，开课要比较好的老师，开的是大课，300多学生，派10个博士生上去，做助教。这样成本会非常大，因为10个博士生都要跟着老师从主校区到珠海校区，只有跟着教授上课，才可能做助教，所以中山大学投入还是相当大的。每个助教带30个学生，但小班讨论不能30个人一起讨论，要把30个人分成两个小班，15人一个小班，也就是一个助教要带两次讨论，这样就会比较有保障。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学生的专业课太多，他们往往要应付十门、十二门课，这就是目前遇到的结构性的刚性的问题，暂时无法改变它。通识教育课涉及无数院系的安排，不是教育部下一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学校行政领导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许多教授凝成共识，一个院系一个院系去做工作，看能不能把专业课数量减下来，这必然会耗费时间。目前能够做的就是集中开一些具有引导性的比较好的通识教育课程。我们的助教毕竟不够，我们又摸索出一个办法，200人的大课，学生每10个人推举一个组长，由学生自己带领讨论。办法是想出来的，这个事业也是可能的，是可以尝试的，当然也很艰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唱高调的问题，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的问题，如果有几门课比较好，学生就会口耳相传，逐渐产生影响。不可能一步到位。

说明:本文根据作者于2010年11月5日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所作演讲整理而成。演讲原题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