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与文化重建

启蒙思想与文化重建

李景林

对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我们一般较多地关注它批判宗教神学和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面，其实它还有另一面，即与其自身传统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批判重建意义上的连续性。就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现实而言，这后一个方面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恩斯特·卡西尔在评价启蒙哲学与自身传统的关系时指出:“启蒙哲学认为其任务不在于破坏，而在于重建。启蒙哲学发动的最勇敢的革命，其目的也仅仅在于‘复其全部旧观’……以恢复理性与人性昔日的权利罢了。从历史上看，启蒙哲学的这种双重倾向表现在:尽管它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1]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相信理智的进步，崇尚理性的力量和权威，力图通过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以恢复传统的理性精神。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一个主题。康德论启蒙运动，即把其所谓人类摆脱他们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有勇气公开地运用理性的重点，放在宗教事务上。^[2]启蒙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亦主要针对教会，其主旨乃在于通过对宗教的改造以确立新的信仰形式，而非抛弃宗教和信仰。这种批判也推动了宗教自身的反思和改造，使之逐渐与政治的运作过程相分离，转变为与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相关的事务，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定位。在西方，基督教作为体制化的宗教，在教义、思想、价值系统及组织体制方面本有自身独立的体系。近代以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理性和信仰各安其位，政教逐渐分离，宗教回归社会，并保有教会的系统作为自身运行的体制保障，在社会和个体精神生活中继续发挥其超越性价值基础和教化本原的作用。高扬理性、人权、自由、感性的价值与宗教、信仰方式的现代转化，批判、改革、革命与传统的连续和重建并行不悖，构成了卡西尔所谓的启蒙运动的“双重倾向”。

在这一方面，中国近现代的启蒙思想与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信仰和价值的系统与社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密切相联，浑然一体，并未构成其自身独立的体系。承担中国传统社会价值核心和教化本原的儒学，亦并非体制化的宗教，很大程度上乃以传统的政治制度作为其在现实中的载体。中国近现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潮，其基本的思想和观念，乃自西方引入，非由传统自身的创造;同时，中国传统价值和信仰体系的上述特点，亦易使启蒙思想家对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变成对整个传统价值和信仰系统的摒弃，而未能使之经由形态的转换获得现代意义的重建。由此，反传统和文化的激进主义遂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意识的主潮。现代中国学者讨论文化问题，常有意无意间将“中西”的文化差异理解为“古今”的差异。从常理讲，这一表述并不合适，因为中西历史文化理应各有自己的“古”和“今”。但吊诡的是，它却又是对当代中国文化现状的一种大体真实的描述。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对历史的割断，我们确实没能真正建立起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启蒙思潮，并非一种单一的思想运动，它与社会形态的转型、政治的变革、民族的存亡、西方文化的冲击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上世纪末叶，学界曾就启蒙与救亡的话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即显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有学者强调，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启蒙的价值在当代中国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判断。不过，从长时段的角度看，立足于历史连续性的文化主体性重建，应是中国当代社会能够真正实现启蒙价值的一个基础性的层面。

启蒙的精神和目标是什么?康德曾对启蒙运动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又强调: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3]康德的启蒙定义有个体与社会两个方面的针对性:一是强调个体要勇于对事物做出不依赖于他者的独立的理性判断，二是指出社会要能够保障个体拥有对一切事物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质言之，启蒙的精神和目标，就是要使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事物做出独立的判断。这就需要养成和挺立个体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与人的内在价值和信念基础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启蒙思想包含着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倾向”或维度。中国现代的启蒙思潮，缺乏后一重维度，由此所引发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和社会价值系统的建构，应当说都有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革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非常态，并带有相当的破坏性，故其作用的时间长度、范围广度及层次深度理应受到必要的限制。但在现代中国，革命却在相当长的时期被常态化，不仅成为一种真理和价值判定的标准，同时亦往往轶出政治的范围，渗入社会生活、思想学术和文化领域。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进茅厕”的口号，之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类政治性口号，亦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生活和思想、学术、文化领域。长期、广泛和深度的革命，使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连续性遭到严重的破坏。毫无疑问，中国启蒙时期的一大批思想家和学者，其人格的独立性，学术、理论、思想和文化的原创性，都堪称楷模。不过应当看到，其独立的人格、坚韧的意志和思想学术文化上的原创力，既得益于对西方新思想的吸纳，更本原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奠基与文化的教养。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建立，不是仅仅写在纸面上的东西，它既要通过每一时代学术、理论上的创造以保持其“文脉”的存续，又要落实于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的存在以保持其“血脉”的生生不息。当代中国文化传统在这“文脉”和“血脉”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断裂，由此造成的社会价值基础和教养传统的缺失，导致民族思想文化原创力的严重不足，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与理性的判断力亦由之而下降。这使中国当代社会重陷于一种新的“不成熟”或蒙昧的状态。“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其间的指鹿为马，是非混淆，正是我们民族人格独立性和理性判断力下降的一个极端化的例子。这一结果，适与启蒙运动寻求独立自由和理性精神的初衷相悖谬。

中国当代学术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思想的生产与传统学术生命的两歧，由此带来思想学术与社会生活的两歧。一方面，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另一方面，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则仅被理解为“过去”时态意义上的知识、资料甚至古董，不能参与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创造的过程。这样，作为历史知识形态的传统学术研究，已失去其切合因应社会生活的作用和能力;而在历史传统中“无根”如浮萍的各种理论和思想，当然亦不能具有切合于世道人心的社会教化作用。一方面是思想理论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无根”，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在精神和价值上的“失据”，这两个层面的现实，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价值系统和教养本原的一种失位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社会生活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得到提高，民众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亦开始觉醒，间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民间儒学和传统学术再度兴起。民间学术的特点，表现为自由的讲学、自由的价值选择，与人的个体精神生活和教养密切相关。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虽有断裂却并未断绝。我们当前的传统思想学术研究，应有一个重心和方式的转变，即从知识性的研究转向面对经典，继承传统，因应现实的思想性创造，并逐渐使之构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构活动的原创性动力源泉。把“文脉”的创造与“血脉”的文化生命教养和连续绾合为一体，才能重建中国当代文化的价值系统和教养本原。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其国民才能真正摆脱他们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具有独立的人格与无所依傍的良知(中国文化所理解的理性)判断力。孟子云:“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离娄下》)这应是启蒙价值能够在当代中国得到彻底实现的真正基础。

【注释】

[1]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2]参见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9页。

[3]参见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