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平衡

论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平衡

姜明琪(Aglaia Starostina)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启蒙反思运动并不是空前的。现在学者注意到了20世纪前期的一些中国思想家批评过西方的启蒙理念，好像是最近的启蒙反思运动的先锋。不过，启蒙与反启蒙从来是不可分割的。启蒙不断地继续;反启蒙即文化保守运动也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其实，18世纪的欧洲已经对启蒙思想产生了很强的抵抗。所以可以说，在欧洲反启蒙思想已经延续了两百年多，在中国则一百年多。

一

现代文化意识中的启蒙思想并不反映18世纪末的客观情况。那时候的启蒙思维方式实在很复杂，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没有流传到今天。他们也没有一致的政治理想，比方说，狄德罗、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是君主制的支持者，而北美启蒙思想家大多数支持共和制。卢梭甚至认为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情理比物理高，情感也是比理性高。

我们现在所言的启蒙是半抽象结构，与原始的西方启蒙运动关系不稳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任何时候的启蒙运动的重要成分是根植于现代性的自由意识与个体意识。

启蒙运动本身有其确认的东西，也有其否认的东西。其确认的东西早就进入世界文化的宝库，这主要是自由和公平。其否认的东西很多，包括一切不自由的和不公平的事物在内。应该指出，欧洲启蒙家一般并不希望全盘排除传统与宗教。

不过，启蒙思想本身就是需要对立的，启蒙运动是由反抗而生的。没有反抗对象，它也会立刻无立足之地。建立新价值者要依赖于反抗旧价值。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其反抗对象不只是蒙昧与落后;更准确地说，认真的启蒙思想家会把一切批评的东西叫做落后的、蒙昧的，甚至荒谬的。不公平与不自由才是启蒙的原来敌人;然而，这是启蒙精神的敌人，具体的思想家常常难以确定哪儿有不公平，什么是不自由。

结果，欧洲人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积极性东西，而同时传统的一大部分完全消失了:随着个人自由的增加，社会道德失去了巩固性;随着生产进步，工艺落后了;随着科学世界观的普遍流行，人们对自然的体会和了解迅速地减少了;随着健康的批评精神广泛宣传，很多珍贵的神话故事被认为是妨碍民族发展的迷信，所以没有了，等等。这也是必然的:每一种美德都会有自己的代价。领会自由的代价就是如此。传统的更新也总是需要一部分传统的消灭。

两个多世纪以来，启蒙运动一直面对内在的与外来的反抗。社会明白了其能力与其理性精神以后，立刻开始了反对启蒙。在文化中，浪漫主义成为主要反对启蒙理性精神的策略。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比保守主义概念更准确。不过真奇怪，浪漫主义的出现对启蒙精神来说并不是多大的打击。历史是不可以往回走的。浪漫主义由于启蒙精神才出现，这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浪漫主义的逻辑继续就是文化保守主义。

现代性的关键原型是自由与理性，反对理性的卢梭其实也建构了人类历史的理性主义抽象结构。不过，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直觉、向上精神、秘密的审美感觉同时都找到了自己的地位。现代西方文明的多元性渊源自启蒙精神与浪漫精神的结合。如果启蒙家的理性主义能实现到底，社会就不会是现代这个样子了。不过，绝对理性主义是不可能的。很典型的是康德对绘画的态度:他认为，装饰纹样才会是纯美的，因为没有自己的意义。在康德的继承者叔本华的哲学中，艺术的位置很高，对他来说，艺术是人类可以避免生活万苦的途径之一。叔本华继承了伟大的启蒙家的哲学，而叔本华却是反启蒙者。启蒙里面已经存在着反启蒙的种子。艺术的自由本身已经是不属于启蒙精神境界的，更何况宗教经验。通过神秘经验感觉到精神领域的基督教信徒永远不能把自己所珍惜的直觉知识牺牲给理性。

现代人类实在需要自由与理性，但是纯粹自由和理性不能满足人类。人性虽善，然而气质不同，对许多人来说，滥用理性给予的权力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欧洲的文明是被及时出现的浪漫主义拯救的。浪漫主义是启蒙精神需要的平衡物。

二

中国启蒙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批评方面比较有力，但批评有时候是深刻的，有时候只是浅薄的。像在欧洲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主要的目的好像是排除旧的，在欧洲这个批评方面创造了一系列不利的现象，在中国则情况更严重。还有，不只是启蒙运动内在的积极的方面不够强，反对启蒙的运动也不太有力，反启蒙者的立场又不稳定。排除旧文化的冲动太强，结果，传统教育被破坏，而教育就是文化的命脉。

根据单线演进论，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被动的。为了改变这个状态，中国启蒙家要求人们脱离封建伦理。什么是反对封建伦理?就是反对三纲五常，反对自我抑制。从一方面来看，他们排除了人类社会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从另一方面来看，自我抑制应该是自由的，这个自由也必须有一个准备阶段。所以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为儒家复兴开了路。这句话可能显得有点儿过分，因为20世纪的反传统运动的代价实在太大。人们没有办法恢复传统教育、传统民俗的原样，许多人的命运被毁了。不过，旧文化的破坏有积极的后果。经过极为严重的危机，中国文化得到了复生的机会。俄罗斯也同样。

不过，如果没有多数人反对全盘理性化，中国文化也不会坚持下去。反对全盘理性化的人是谁?首先，是老百姓。老百姓的抗拒力巨大，在最坏的条件下，人们都不会轻易地忘记他们祖宗的规矩。其次，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在那些历史条件下，成功地重建中国传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一向没有足够的政治支持，自己又没有完全了解新文化运动的一切消极的后果，其中传统教育的破坏为大。不过，中国近代文化保守派的思想家为未来的文化重建创造了基础。虽然这个平衡物与启蒙倾向相比分量轻得很，但是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两个世纪的情况与唐代的局势大略相同。那时候外族文化的影响扩大，佛老盛行，儒家的形而上学说服力不大，根本对付不了拥有宗教力量的佛教。佛教的哲学体系十分高明，当时的儒家无力对抗。儒教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如果根本没有找到力量回应佛教的打击，问题就严重了。那时候的儒家复兴真像一个奇迹。原来，佛家让儒家扩展他们的视野，并且给儒家新的发展冲动。密切接触印度传统精神文化以后，中国文化并没有崩溃，原来根本没有必要彻底“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佛教的挑战让儒教重生了，然后儒者继续发展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由于佛教与道教的挑战，中国文化开始更深地了解宇宙本体。宋代儒家吸收了佛教哲学的优点，以后创造了自己的优秀的哲学体系。

19、20两个世纪中国文化陷入了更严重的危机，最不幸的是，赞赏西方的人常常忘记自己文化的内核。反儒家的巨流同时摇动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幸好还有文化保守主义者保护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他们做的事情之中最重要的是，其一，他们自己对中国文化仍然保持忠心;其二，他们改造了儒家的社会道德论与文化论，以及建设了新的儒家本体论(熊十力、牟宗三等)。应该说，西方哲学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康德、黑格尔与叔本华的哲学体系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这些哲学体系都跟中国理学有不少相同之处。

富于逻辑和体系的欧洲近代哲学让20世纪的中国哲学跨越多年的停滞，以及有助于创造新的基于天人合一观念的系统世界观。西方的民主理想与社会道德概念也被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确认，这是理所当然的，现代性就是自由和理性的结合，而中国像全世界一样接受了现代性的主要特点。所以文化保守主义接受了启蒙的积极方面，而尽量否定存在于启蒙运动中的盲目的反传统主义。

最明白西方文化弱点的可能是梁漱溟。从一方面看，他采取了流行在西方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并不是科学，而是形上学的一种形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充分了解西方文明的缺点，而且意识到世界文化是多中心的，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不要成为全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明确肯定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以及建议发展其合于时宜的特点。重建中国文化几乎等于重建中国儒家传统。《圣经》里有这样的说法:如果在整个城市里有十个义人，这个城市就可以得救了。诚如此，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不多，但也同样有助于保护文化的精华。

吸收了佛教和佛教形上学的优点以后，宋代儒家始能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等近代思想家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吸收西方精神文明的成果保持中国文化传统重建的可能性，使中国文化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

三

从价值理论看，在人类历史的思想里，两个情势永远轮流地出现:在某些阶段里最重要的是理性，在另一些阶段里更突出的是直觉认识。

这是因为统一的世界本身有两个方面:就是老子所说的“有名”与“无名”，“万物之母”与“天地之始”(“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理性的时代中，大多数思想家对“万物之母”感到最大的兴趣，他们认为宇宙本体是可以被理性理解的，也企图了解世界的具体体系，想要掌握一切大自然的力量。直觉的时代中，人们倾向于“天地之始”的体会。

理性的时代中，人们对传统提供的知识常常会发生怀疑，这个怀疑的结果或是神话的历史化，或是历史的理性化。值得注意的是，凡理性的时代中一定有反理性的思维趋向，凡直觉的时代中一定有理性的思维趋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以启蒙运动为主流的现代性就是这样的理性的时代。其与以前的理性时代不同在于其价值标准。启蒙的价值本位是自由，启蒙思想家把理性与自由结合起来。

从前反对启蒙运动的人试图忽视启蒙家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可是最后西方的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确认了自由的必然性。启蒙的精神让人类更全面地征服自然，这是浪漫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未能接受的方面。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会把保护自然的精神、传统主义与神秘经验引进启蒙运动中，因为启蒙运动对这些东西是不会接受的。启蒙与反启蒙应该相互补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唯一可希望的是包括启蒙运动和启蒙反思运动在内的现代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