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缘起和意义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笔者生长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自小耳濡目染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邻里、同学、同事、朋友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通有无，和睦相处的良善之风，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因为信仰、习俗问题发生争执甚至冲突的事也时有耳闻。自小就好奇为什么周围一些同学的生活习惯、习俗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要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为什么一些人为信仰和习俗得不到尊重就由友变敌，甚至恶语相向、大打出手？这些问题在笔者成长的过程中得到初步的解答，也培养了笔者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浓厚兴趣。

自小培养起的这种兴趣促使笔者在本科毕业后选择了报考宗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因为以前从未系统接触过宗教学的理论知识，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笔者主要是在导师李建生教授的指导下对宗教学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广泛涉猎和初步了解，还谈不上对之进行深入研究。2005年笔者又顺利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有幸受教于牟钟鉴先生门下，得以亲耳聆听牟钟鉴、吕大吉、金宜久、段琦等先生教诲。在诸位名师的悉心指导下，笔者的学术研究能力获得很大提高，并终于在宗教学研究这个广阔天地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和方向，开始站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之上对一直萦绕在脑际的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探讨。在读博期间，笔者参加了导师牟钟鉴先生主持的“985工程”中有关基督教⁽¹⁾中国化问题的课题，这引起了笔者对基督教中国化⁽²⁾研究的兴趣。站在整个中华民族这个高度看，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亦可归结为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缘此，笔者选择基督教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即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笔者以为，这一选题有以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中国基督教的健康有序发展

自1807年至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前100年根本没有独立的中国教会。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侵华行径及国人对于洋教的仇视，激起了一批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基督徒的反思，由此引发了一场要求脱离西方教会的中国教会自立运动。自此，中国教会开始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教会人士逐步认识到基督教的中国化，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首先要解决神学思想的中国化问题，他们认为要“藉着出于本土环境的文化范畴将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³⁾；“基督教本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有必要“融会贯通打成一片”⁽⁴⁾；应该把属于耶稣之道的基督教的种子植入中国的土壤，种子在这块土壤中经过去除其中西方的思想、习俗、仪式、习惯，吸收中国文化，便长出中国本色的基督教⁽⁵⁾；“‘道’唯有通过文化才能真正进入人心”⁽⁶⁾。

百年来，中国教会从未停止过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和思考，从未停止过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努力，期间出现过几次大的高潮，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经验。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方面的原因，那些已经取得的探索、思考、讨论的成果和经验仍然停留在基督教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书斋当中，没有能够在普通信徒中推广开来，没有被广大的中国基督徒所认识和了解，很多普通信徒的信仰经验与知识都很缺乏，他们所认识所接受的只是西方文化熏染和塑造出来的威严全能的上帝和作为万有统治者的耶稣基督，未能真正了解基督教的本真信仰，未能真正把握基督教思想的精髓，从而产生出源自西方二元对立模式的“大众神学”。诚如丁光训主教所说，我国基督教实际存在的“大众神学”突出一个——信就是好，今世可以享福，死后还可以上天堂；不信就是不好，不管为人民作出多大的贡献和牺牲，还得下地狱⁽⁷⁾。这种“大众神学”既不符合上帝藉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福音真理，即基督教信仰的本真，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精神和开放心态相违背。如果任由这种“大众神学”继续影响普通信徒，将会严重阻碍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严重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不能将基督教本真的种子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将会使中国教会和信徒得不到人民大众的同情和认可而自外于人民群众，将会使中国基督教成为“与众隔离的狭小的群居点”⁽⁸⁾。中国当代神学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中国神学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国化神学构建。

本选题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基督教中国化历程进行研究，将那些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深埋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束之于书斋高阁之上的中国老一辈神学家探索、思考的成果挖掘、整理出来，将他们在探索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言、所行、所惑、所虑展示出来，为当代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将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多具中国风格的信仰操守和道德情操展示出来，为中国信徒提供一个可资学习的榜样，从而有助于普通信徒从“大众神学”的阴影中走出来，有助于基督教的中国化，有助于中国基督教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有助于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包括基督教内的学者们大都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基督徒中有许多基要派⁽⁹⁾信徒。从历史来看，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人们一心盼望能够脱离苦海，解脱得救，而冰冷残酷的现实又告诉人们苦难似乎没有尽头，此时恰逢西方鼓吹个人得救、逃避现实、急切盼望基督复临的基要主义传入中国，迎合了当时处在苦难中的一批信徒的灵性需要。从现实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人们的思想、观念、习俗等等均发生着广泛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贪污腐败、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少人又开始对世界和人性是否美好产生怀疑，使得一部分信徒又回到原来基要主义的老路，又陷入个人“得救不得救”、“属灵不属灵”的争论当中，这种情况在文化程度较低的信徒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中国基要派信徒人数较多这一情况，是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中必须了解和尊重的一个现实。要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解决这部分信徒的思想认识问题，首先就要从神学信仰的角度解决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从思想上消除这部分信徒的顾虑，逐步引导他们改变片面、极端的基要主义信仰。

从基督教方面来说，要想在中国这样一种基督教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文化背景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得到主流文化和广大群众的理解、认可和同情，因此，中国基督徒必须要有包容精神和开放心态，以与所处的社会相适应。而基要主义宣扬的“信者得救，不信者下地狱”，消极遁世逃避现实的观点，不仅不能为具有以人为本，重视现世精神的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反而会引起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反感，因此必须逐步引导基要派信徒改变那种片面、极端的信仰观点，走向更宽广的信仰追求道路。这有一定的难度，但必须知难而进，稳步地慢慢发展。

笔者试图总结出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神学家们在处理基督教与其当时时代、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所获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那些亲身经历了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由极端狭隘的基要主义立场自觉自愿地向比较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立场转变的神学家们的思想经历进行研究、总结。他们在转变过程中的所走过的每一步，他们的教训和经验，他们从信仰上、神学上思考、想通了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引导基要派信徒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中借鉴和参考；他们在属灵追求与社会现实之间艰难抉择，在爱神与爱人，爱国与爱教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的心灵苦旅中所表现出来的良苦用心都将成为中国教会和信徒自觉自愿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动力。本选题的意义正在于将他们的每一个脚步，每一条教训和经验，每一个心得体会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将他们努力探索的良苦用心展现出来，以资后人借鉴，从而有助于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三）有助于中西方宗教文化及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

百年来中国基督徒探索基督教本色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次影响深远的交流和碰撞，其间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摩擦。这些成就的取得必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这些冲突和摩擦的发生也必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牟钟鉴先生说:“总结异质文化之间碰撞、对话和融合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可使我们更有智慧地对待正在进行中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¹⁰⁾

本选题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对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基督教神学家进行个案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这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历史进程，分析这一历史进程中中西文化接触、交融的互动关系；总结、吸取基督教神学家们在努力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与中国社会处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有助于中西方宗教文化及其他文化形态间的有益而广泛的交流和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基督教中国化探索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位很有造诣，很有成就的著名神学家，他们的思想和经历都很值得研究，笔者之所以选择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神学教授汪维藩先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出于以下的考虑:

汪维藩先生作为中国当代神学家的重要代表，神学造诣深厚，学贯中西，不仅精通中国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精通英语，西学功力亦相当深厚，对西方文化，对当代西方主流神学思想，特别是福音派在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汪维藩先生以圣经和中国传统文化为其神学思考的基本着眼点，以其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和对宗教普适性与特殊性的深刻理解，对基督教的中国化进行了严肃认真、深入有益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生神学”思想，这一思想突出一位动态的生生不已的创造生命、维系生命、广生万物的上帝；一位开生灭死、拯救生命、成全生命、完善生命的耶稣基督；以及以护生为大德与至善，以至诚应天，保护生命、扶持生命，直到个人修养上借助天力，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基督徒人生。这是汪维藩先生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受，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对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进行体悟的心得，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具体处境中对基督教信仰的阐释，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很具有代表性，非常值得研究，对于中国当前基督教神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汪维藩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福音派神学家，也是中国老一辈神学家中由基要主义信仰转变为开放的福音派信仰的典型，他的神学思想既有福音派信徒坚定的信仰立场和属灵追求，又有开放的心态和社会关怀，正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语境下对基督教福音派神学进行的中国化诠释和解说，值得我们去研究，从而为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理论借鉴；他在诠释和解说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总结，从而为今后的基督教中国化探索提供参照。此外，汪维藩先生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中国福音派基督徒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宗教与政治之间，在属灵追求与社会现实之间艰难抉择，努力寻求平衡的道路上所走过的每一步；反映了中国基要派信徒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在中国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之下，在坚守自己信仰的基础上，自觉自愿改变保守、极端的信仰倾向，走上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又不违背圣经传统的信仰立场，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良苦用心。这对于引导基要派信徒改变那种片面、极端的信仰观点，走向更宽广的属灵道路提供了某些参考和借鉴，甚至可能成为他们自觉自愿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学习榜样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