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求学（—）

第一节　早年求学（1927—1947）

汪维藩生逢乱世，家境衰落，其求学生涯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1932年，汪维藩5岁，入家乡私塾接受中国传统启蒙教育，读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龙文鞭影》⁽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神童诗》和唐诗等。1934年，汪维藩7岁时，其父病重，将要去世时，想到汪维藩母子孤儿寡母要寄人篱下，生活会很艰难，于是就想让汪维藩的母亲用鸦片把汪毒死，然后再吞鸦片自杀，一家人一起死。但是汪母为了7岁的幼儿，选择了忍气吞声，含辛茹苦的生的道路。

1936年，汪维藩9岁，插入泰州洧⁽⁴⁾水桥小学三年级学习。小学期间，汪维藩除了继续学习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外，开始接触到鲁迅、郭沫若、冰心、郁达夫、徐志摩、巴金、矛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到小学六年级时，已经读完了20本《作家选集》，其中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冰心的《春水》、《繁星》等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影响到了其后来的中国神学之思，例如，冰心的很多作品就见诸于汪维藩的神学论文《中国的母爱文学与母爱神学》⁽⁵⁾。

1940年秋，汪维藩13岁，考入泰州县立中学读初中。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3年，汪维藩的家乡苏北泰州已被日军占领。国土沦陷，国破家亡，加之家道中落，此时的汪维藩特别喜欢韩愈、欧阳修、司马迁、归有光的诗和散文，以及陆游、辛弃疾的长短句。这些人或遭朝廷贬抑，或逢国破家亡，相似的经历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汪维藩在朗读这些词句时“每每独自潸然泪下”⁽⁶⁾。事实上，这些文学作品、生活经历，带给汪维藩的不仅是感情上的共鸣；还有为人处事，性格操守上的熏陶，使得汪维藩形成了豪放不羁、宁折不弯的性格和重理想事业、人格追求的操守；甚至还有神学思考上的影响，引起了他对中华民族诗魂和希伯来民族诗魂进行对比研究⁽⁷⁾的兴趣。

1943年夏，汪维藩考入泰州县立中学读高中。1944年春，汪维藩的母亲要去河南洛阳接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汪维翰一家回家乡苏北。当时两地分属蒋管区和敌占区，国民党、新四军、日本人犬牙交错，一路上要经过封锁线、敌占区，危险很大，汪维藩不愿意让母亲去冒险，但汪母说:“如果老大（汪维藩的哥哥，笔者注）是我生的，我可以不去，正因为老大不是我亲生的，我非去不可！”⁽⁸⁾就这样，汪母让汪维藩退学去钱庄学做生意，自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上路了。可能是在路上受到了惊吓，汪母把汪维翰一家人接回家乡后就成了一个一言不发的病人，经常在深夜里，独自默默地坐在院子里，过了不多久，在同年中秋节的早晨去世了。

为了一个自己生的儿子选择了含辛茹苦地生，又为了一个不是自己生的儿子不顾危险选择了死，这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慈爱善良，这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忠贞坚韧。汪母的这种人格力量，对汪维藩一生如何做人，乃至尔后领悟十字架的真谛均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汪维藩在《道在这里成为肉身》一文中这样说:

“重温母爱，再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5）时，我不得不说: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母爱里，有一个基督的身影……正是这含有基督身影的母爱，在母亲去世三年后，将我引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基督面前，并成了我献身为主，走上十字架征程的动力之一。”⁽⁹⁾

母亲去世后，汪维藩的哥哥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家庭经济权也从伯母那里转到哥哥手中。因为不喜欢生意场上的人情冷漠，汪维藩辞去钱庄学徒的工作回到家中，在哥哥的帮助下，于1944年秋天复学，插入高中二年级上学期，1946年夏，于省立盐城中学（在泰州复校）高中毕业。

可以说，汪维藩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硝烟中度过的，在敌占区的阴霾之下，一些老师所表现出来的朴素真挚的爱国情操深深触动了少年汪维藩。汪维藩回忆说，当时有一位冯老师，右臂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掉了，只剩一只左臂。后来，日本人问他:冯先生，你的手怎么没了？他说:是被贵国的飞机炸掉的！还有一件事，汪维藩在读初中二年级时，写了一篇小说，主人公名叫“杭日冠”，很明显，就是暗指“抗日寇”，当时一位姓程的老师冒着危险照看、照批、照改，把本子发下来，一句话都不讲。汪维藩称这些人是中国人的脊梁，正是他们培养了汪维藩深沉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操。

1944年，汪维藩17岁，在母亲去河南接哥哥期间写下了第一首诗，用的是佛教的语言，那时，他还没有基督教信仰，受伯母和母亲佛教信仰的影响很深。这首诗发表在上海出版的由冯弦（笔名路易士）主编的《诗领土》上，名字叫《挂锡》。佛教里的行脚僧拿着锡杖到处云游，到了哪个寺庙住下来，就把锡杖挂起来，称为挂锡。这首诗的内容是:

一袭衲衣

一根锡杖

遥想那一翘首

一挥袖的英雄

昨夜

芒鞋踏破万里路

明日

脚下犹有万里征程⁽¹⁰⁾

汪维藩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7岁时写下的这首诗竟为其一生做谶，成为自己一生为基督教中国化艰难求索的一个预言。

1946年初，汪维藩19岁，他同时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航海系、徐州师范学院的外语系、广东暨南大学的国际贸易系。汪维藩最后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航海系，如果按着这条路顺利地发展下去，他也许不会成为基督徒，更不会成为一位神学家。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喜欢捉弄人。在抗战中，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毁于战火，抗战结束后，交大航海系并到了在上海复校的吴淞商船学校，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校舍，就向英国人租了两间教室上课，没有宿舍，学生们都各自在外租房或借房居住。汪维藩租住的地方离上课的地方（虹口区东长治路）很远，为了节省开支，每天要步行去上课；住宿条件也很艰苦，四个男孩子挤在一张大床上。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汪维藩即将要结束第一学期的大学生活了，可是，在这时候，却偏偏遇上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哥哥给的30万块金圆券生活费在电车上被小偷给偷了，这件事对汪维藩的影响是很大的，直接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在家境如此窘迫又是寄人篱下的情况下，汪维藩能够来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生活费被偷，生计成了问题，倔强的他不好意思再向哥哥嫂嫂伸手要钱，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汪维藩决定退学回家乡另谋生路。

就这样，汪维藩回到了家乡，在同学父亲的帮助下进入泰州美德教会小学当老师。这是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在这所学校里，他身边的同事、学生、家长大都是基督徒。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汪维藩有时会去教堂听讲道、礼拜等。1947年夏天，这一年汪维藩20岁，美德学校请华北神学院⁽¹¹⁾的两位牧师来布道，总共讲5天，汪维藩也去听了。有一天，牧师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汪维藩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无父无母也算是一个浪子，当时很受感动，再加上半年来周围环境的熏陶，汪维藩决定受洗皈信基督教，从此，开始了他作为一名基督徒的人生历程。

美德小学是当时中华基督教会⁽¹²⁾办的教会小学，校长是泰州长老会的四位长老之一，汪维藩当时所信即属于长老会。汪维藩说，他当时受洗，只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和满足，获得了自失去双亲后从未有过的依赖感、满足感，孤寂的心灵得到了慰藉，而这也是许多人在经历了困难挫折后，归皈基督教的重要原因。据汪维藩说，他当时的信仰程度一般化，只是形式上受洗，真正灵性意义上的悔改、重生要到后来在中央大学（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上学时才出现。

综上，在这一时期，汪维藩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熟读四书、唐诗、宋词、古散文等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养，不只为其中年之后研究《周易》和老庄打下了基础，更为其后来从事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神学研究工作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养料。同时，汪维藩在中学和大学阶段也接触到了一些西学的知识，掌握了英语，这为其日后认识、了解、研究西方神学思想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汪维藩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沉痛体验，培养了他深沉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操，这成为其日后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神学建设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