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之体悟

一、《周易》之体悟

绝大多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都认为《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⁷⁾，是“中国许多根本思想的源泉”⁽⁸⁾，“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⁹⁾。《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包括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符号体系和对卦、爻符号进行题名、表意的卦辞和爻辞，《易传》包括十翼，是对《易经》所做的解释。一般认为，《周易》的成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时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易经》大约成书于殷周之际，《易传》则形成于战国末期，由儒道两家共同创作，是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文化，尤其是儒道两家文化的一种综合总结，非儒非道，亦儒亦道，故而，《周易》成为儒道两家共同信奉的经典⁽¹⁰⁾。《周易》之“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变易”是指阴阳推移，化生万物，宇宙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易”是指事物常变，但是其中的道，即规律是不变的；“简易”是指万物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其中的道却是简单易明的⁽¹¹⁾。当代易学大师余敦康先生认为《周易》的中心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第五章），《周易》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集中体现在这个命题之中，围绕这一命题积淀凝聚出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天人整体和谐的易道，这一易道是三位一体的完整结构，具体表现为统贯天人的整体思维模式；追求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整体和谐的太和的价值理想；以及立足于和谐的实用性操作系统⁽¹²⁾。《周易》的内容广大丰富，除了易道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理念之外，还有很多非常宝贵的思想。

汪维藩对中国传统文化原典《周易》有深切的体悟，他认为《易经》是中国各种学问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渊源，不懂《周易》，就不能搞中国文化，就不能搞中国神学。他认为《周易》蕴藏着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民族精神⁽¹³⁾，蕴藏着生命不断繁衍、不断扩大的精神⁽¹⁴⁾，他在《周易》中体悟到的易道乃是“生生”（前一个生是动词，笔者注）:“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意思是说“整体阴阳推移，变化日新，化育万物，生生不已”⁽¹⁵⁾；“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意思是说宇宙以生成万物作为它最大成就。他所体悟到的《周易》中的这些思想也为众多学者所认同⁽¹⁶⁾。汪维藩认为《周易》的“仁”和儒家孔子（《论语》）所理解的“仁”并不相同，《周易·文言》曰:“仁，即草木之仁，生之始也。”这里的“仁”是草木的果仁、种子，是生的开端，而儒家所讲的“仁”是从人伦、伦理出发的“亲亲为大”（《中庸》）之“仁”⁽¹⁷⁾。正是由于对《周易》的这一深切体悟，汪维藩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生神学”⁽¹⁸⁾，这在第三章中将做重点阐述。

汪维藩从《周易》最后两卦“既济”（已经完成）与“未济”（尚未完成）体悟出:“历史与自然、与人生”实际上是“一个周而复始、徐徐上升的螺旋，它既不是一条一去不复返回的直线，又不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封闭环路”⁽¹⁹⁾。这就是汪维藩所理解的《周易》“反复之道”，每走到“山穷水复”处，自然、历史与人生又像是一个阵痛之后初生的婴儿⁽²⁰⁾，如同冯友兰先生所理解的《周易》之万物变易之“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宇宙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²¹⁾。

汪维藩从《周易》之天人整体和谐的易道中，体悟出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化相生，相辅相成，他认为《周易》中充满了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在《传统逻辑形式与神学范畴》一文中，汪维藩运用周继旨先生总结出的《周易》中12对相互统一的范畴:“天”与“人”的统一，“道”与“器”的统一，“一”与“多”的统一，“殊”与“同”的统一，“和”（协调和谐，相辅相成）与“中”（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统一，“阖”（关上门户，意为静）与“辟”（打开门户，意为动）的统一，“时”（时机）与“位”（事物的一定的处所、位置）的统一，“始”与“终”的统一，“顺”与“逆”的统一，“象”与“意”的统一，“类”与“譬”的统一，“赜”（深奥的道理）与“几”（样子、外表）的统一，以圣经解释为基础，试图寻求中国神学某些范畴之间的协调、调整和统一⁽²²⁾。

汪维藩从《周易》天人整体和谐的易道中体悟出具有直观性、整体性、全息性与多维性的象思维模式，他说:“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既集先民表象思维之大成，又为中国人‘象思维模式’的形成起了定格作用”，并认为这种思维模式有助于中国信徒藉圣经启示而感应、参透、洞察、领悟上帝的心怀与智慧⁽²³⁾。汪维藩还从《周易》中体悟出一种“对民族、国家命运的一往情深”，对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并以之与希伯来的先知精神相比⁽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