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神学思想的影响

四、其他神学思想的影响

（一）生态神学

生态神学思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基督教神学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关切，主要是研究基督教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对基督教中与生态问题相关的理论加以重新认识和诠释，力图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用基督教思想体系来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神学并不是孤立地考虑生态环境问题，而是结合生态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道德、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复杂关联，强调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单从环境问题上下工夫，而应从改变人的观念、提高人的素质，创造一种理想的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入手，建立基于公平、正义、互利原则上的全球意识和“地球村”观念⁽⁹⁶⁾。生态神学的理论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圣经信仰和基本神学教义，以此为基础，基督教各派对生态危机做出了不同的反映和态度，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神学模式，美国神学教授拉里·拉斯马森（Larry Rasmussen）将其分为统治模式（又称征服模式the model of dominion）、管理模式（steward model)）、伙伴模式（partner model）、生态女权主义模式（eco-feminist model）、进化模式（evolutionary model）等，其中前三种模式占主导地位，基本上代表着当今基督教会对生态环境的三种态度⁽⁹⁷⁾。第一种，征服模式，主要是保守的基要派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对圣经进行字面理解，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经地义的权利，这种模式亦即传统基督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释:上帝授予人统治万物（自然）之权利，其根据就是《创世记》1:26-29的记载:“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等等。第二种，管理模式，是新教主流派、福音派中的环保分子所接受的模式，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是受造物，不同的是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能像上帝那样爱和思考，因此处于上帝与自然之间，是自然的管理者，但仅此而已，人并非是自然的主人，只有上帝才是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的唯一主人，人类只是依靠上帝，并积极配合上帝代为治理、看守自然万物；他们反对保守派把自然视为有罪的看法，认为自然受诅咒，变得贫瘠，是因为人犯了罪，上帝的救赎既是为了人类，也包括整个世界在内，人应该追随上帝，像上帝爱人那样对待自然，爱护地球。第三种，伙伴模式，这是基督教自由派环境主义者所接受的模式，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其他受造物相互依存，人与自然作为受造物同为上帝所钟爱，人决不能以征服者或管理者自居，他们对上述两种模式都提出非议，批判其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意⁽⁹⁸⁾。

作为福音派基督徒，汪维藩采纳了福音派所能接受的管理模式的生态神学，并以圣经为基础，从其始生、维生、生生不已的上帝观出发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督教生态伦理观。他说:

“上帝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中所委托于人的使命，是‘修理、看守’（《创世记》2章15节）……但背离了上帝的人类，忘却并歪曲了上帝的意思。人使自己和自然处于一种对抗状态……上帝设定的公平、公义原则，既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人与自然之间……故此，我们必须经营、保护好这个‘家园’，保持和家里所有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关系。应该说，这正是上帝创造万物与人类的初衷。”⁽⁹⁹⁾

（二）解放神学及其他

解放神学是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在拉丁美洲一些社会、经济、政治上受压迫的基督教群体中涌现出的一种神学思潮，旨在对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经济剥削等现实问题进行神学反思，聆听受压迫者和穷人的呼声，使穷人们看到上帝通过与他们一起受苦，来拯救、解放他们，是代表受压迫者、受剥削者、受歧视者的神学。解放神学的基本思想是“穷人优先得拣选”，他们认为上帝的爱是非功利的、无私的，上帝的本性和基督的使命决不允许穷人永远受压迫，受害最深的人会受到上帝的优先关注和眷顾，他们所理解的“穷人”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社会经济含义上的受压迫、剥削和歧视者；其二是指福音意义上的“穷人”，是指愿意将生命奉献给上帝及其人民、热爱穷人、愿意与他们一起为实现社会公义和上帝之国而努力奋斗的人。解放神学的第二个思想就是穷人的“解放”，他们所理解的“解放”有三重含义，其一是指从受压迫、受歧视的边缘化社会处境中解放出来；其二是指个人的转化，即人性的解放，使内心彻底获得自由，成为“新人”，在面临各种现实的奴役时，仍能保持心灵的自由和开放，完全接受上帝和基督之爱；其三是指“从罪中的解放”，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彻底与上帝和解⁽¹⁰⁰⁾。

解放神学家主张神学必须在每一新的社会文化里重新处境化、具体化，在那特定的情境中为公义而奋斗，不能在社会与政治上没有立场，必须对人脱离受压迫，寻求平等与公义的“解放行动”作具体、忠实的反思⁽¹⁰¹⁾。这一点能够为汪维藩所接受，汪维藩也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不变的，但神学作为对福音真理在具体处境下、特定情境中的诠释，应该是开放的和发展的，应该在新的社会文化中处境化、具体化，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中，神学依然要为社会的公义而奋斗，对寻求平等与公义的行动作具体、忠实的反思。他说:

“不懂穷人神学，就不懂神学……脱离了当今这个最大的政治，是教会失语、神学陷于贫困的根本原因。”⁽¹⁰²⁾

解放神学大多不主张采取暴力革命，而是采取非暴力的斗争手段，通过上帝赋予的“爱”的力量，去克服人类间的敌视、仇恨和不公，这与美国黑人神学的主张相似，汪维藩非常赞同解放神学和黑人神学在为社会公义而奋斗的过程中所采取的非暴力斗争手段，他非常欣赏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争取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过程中所主张的“以灵魂力量来对付肉体力量”；“要争取正义与和解，而不是争取胜利”⁽¹⁰³⁾，欣赏其用生命和鲜血践履“争取正义与和解”的信仰及其为和解宁愿付出血的代价的道德上的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