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会的永恒性与历史性
汪维藩认为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的一部分，因而带有永恒性，但神的教会又是具体存在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因而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又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101)。
汪维藩坚持奥古斯丁以来教会正统的立场，认为地上的历史中的教会中有罪恶和罪人的存在。作为历史中的教会从来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她始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也有兴衰起落，从使徒时代起，地上的教会里就有罪恶的存在，甚至有时在某些地方，教会还曾被不义的人和罪人操纵过。他说:
“历史上的教会，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人难以绝对分清‘麦子’和‘稗子’，教会之主也不让他的仆人去薅掉‘稗子’，免得连‘麦子’也被拔出来（太13:24-30，36-43）。”(102)
只有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一个纯净无瑕的属天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才会从天而降，永恒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教会才完全“预备好了，装饰整齐”。但是历代的先知、圣徒又都列身于这一连绵不绝的，具有漫长历史的属灵教会之中，所以对于历史中的教会，基督总是“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5:25-27）。历史过程中的教会也要不断洗净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成为圣洁。这一洗净的过程，也正是教会在历史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革，不断建立自身的过程，中国教会的“三自”运动，“正是基督用水藉着道把他在中国的教会洗净的一个过程，最显见的，是洗去了中国教会‘洋教’的玷污”(103)。
既然历史中的教会不是圣洁无瑕的，需要不断建立，这就有一个如何建立，如何建好的问题。关于历史中的教会如何建立，如何改革，特别是具体到中国教会的建立问题，汪维藩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我们相信教会在神手里，相信教会是永恒的，但我们也相信具体教会的兴衰有人的责任在，惟其如此，我们必须面对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以求得解决。”(104)
其一，教会的建立，首先是在祷告与代求上的建立。汪维藩认为，祷告与代求的建立是教会属灵分量的建立，一个没有祷告、代求、恳求的教会，是一个建立不好的教会，若没有祷告与代求，教会必然软弱而没有能力；必然冷淡而没有爱心；必然不可能流出活水，发出光热；必然徒有形式而没有属灵的分量和见证，必然是一个不能把万人的需求与困惑、软弱与忧虑带到上帝面前，并把上帝的恩赐与平安、力量与安慰带给万人的教会。
汪维藩说，根据保罗的教导，教会的祷告与代求应当为万人，这万人包括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也包括“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提前2: 2）。首先，这是因为福音是为万人所预备的，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2:4），因此教会也当为万人祷告、代求。其次，教会既然要将万人的祸福担在肩上，放在心头，就不能不为足以决定万人命运的“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和代求，我们应当求主赐给“一切在位的”以公义、正直、智慧、聪明，好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这不仅对万人有利，对教会的建立也有利(105)。
其二，教会应当在圣洁和善行上建立自己。
汪维藩说，教会是神的家，是圣灵的殿，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没有圣洁和善行的教会，是一个不能发光的教会，是一个不能在社会上起作用的教会，甚至还可能为社会所轻看和不齿，从而不可能让父神藉它得荣耀，也不可能让基督藉它被人所认识。圣洁的建立是指心灵里面的圣化，圣灵的更新；善行的建立则是一个被圣灵所更新、所圣化的心灵的外在流露，因此，“教会的建立不只在于信徒数量的增多或事工的频繁，也不只在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其根本乃在于信徒灵性素质的牧养和培植”(106)。
其三，教会的建立还在于两种重要职分:监督和执事的建立。
汪维藩说，监督和执事是建立教会过程中两种重要职分，两种必不可少的服事和事奉，这和一般人所说组织建设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这两种职分首先必须从教会灵性建立这一意义上去理解。监督和执事并不是世俗的官衔与爵位，而是崇高、美善、神圣的事工，是从灵性和神学的高度服事教会、事奉圣徒、服事弟兄姊妹的仆人，是从灵性和神学高度守护并保卫群羊、照顾并照料群羊、关切并带领群羊的人。因此，担任监督和执事的人必须具备相当高的品质和条件。
“使徒和其他主的仆人，充其量不过是神家里的管家，他有责任把教会治理好，甚至有权安排其他同工的工作，但在主面前，他始终是奴仆，必须听命于主。”(107)
同样，教会中任何一个事奉主、事奉教会的人，他在教会中的属灵地位和威信，无不来自他的属灵品质和他服事众弟兄姊妹的实际行动。汪维藩说:
“从某一意义上说，中国教会能否得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会各级负责人的地位和权威，是否从他们的属灵品质而来，是否从他们服事信徒的实际行动而来。中国教会若没有一大批具有属灵品质和埋头服事信徒的各级负责人，中国教会的得以建立是难以想象的。”(108)
其四，历史中的教会应当有她的纪律和教规。
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5:13）对那些犯有严重罪恶，而又屡教不改的恶人必须将其逐出教会，不如此，不足以严肃整饬教会纪律，不能使教会成为圣洁的“新团”。汪维藩说，保罗的这一要求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仍然是适用的，对于少数地区个别名义上自称基督徒，但奸污妇女、诈骗钱财、道德败坏的人甚或是教会或聚会点的负责人，应当本着圣经的教训，“不可与他相交”，而且应该运用属灵的权柄，将其赶出教会，从而保证教会的圣洁(109)。没有这样严格的纪律，“教会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上纯洁、真诚的，糅合到一起，凝聚在一起的新团”(110)。
“教会应当是为人瞻仰瞩目的山城，永远是处于时代前列……问题乃在于我们如何从真理之源，众光之父有更多的领受……澄清内部，整肃队伍，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形式，使教会以山城的姿态出现于人类的面前。”(111)
其五，历史中具体教会的建立，还必须有一套适合有效的管理体制。
汪维藩认为，就具体教会来说，教会的纯洁不仅取决于教牧或负责人的灵性与品德，还要有一个有效的管理体制来制约、预防、克服并消除侵蚀基督身体的种种腐恶。他说，民主精神或民主原则是教会“治好”的根本，是教会管理体制建立并行之有效的根本，历代教会中有一些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体制值得借鉴:一，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教会之上或享有无限权利；二，信徒是教会的主体，教会的管理机构由信徒民主选举产生；三，平信徒和教牧人员共同担负管理教会的重任；四，各地方教会之间一律平等，不存在从属关系；五，地方教会之上的机构或联合会，其使命只限于信仰或教义上的指导及事工上的合作(112)。
汪维藩说，具体就中国教会的管理体制而论，“三自”在特殊时期起到了无可非议而又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三自”毕竟只是一个基督徒群众的爱国组织，而不是教会机构，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督教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基协”对中国教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基本上遵循服事众教会而非领导众教会的传统，但仍有不足之处。中国教会必须“认真探索一个适合于中国教会的管理体制，既要继承或博采原有各宗派传统中的长处，又要适合于中国的国情”(113)。
“如果说整个教会历史是光彩各异的珠串，那么，现时期的中国教会应当被圣灵孕育成一颗更为瑰丽的珍珠，无愧于她所处的伟大时代！”(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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