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的思想历程

二、汪维藩的思想历程

实践决定意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遭遇对一个人的思想认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观点认为，那些人生道路比较平坦，比较顺利，没有遭遇过多少苦难的人，其神学思想相对比较自由、开放；而那些人生经历比较曲折，比较坎坷，遭受苦难比较多的人，其思想则相对比较保守。此外，一个人的人生际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信仰选择，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所接触的人是什么样的，往往已经决定这个人未来的人生、思想认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回顾汪维藩一生的经历，可谓坎坷起伏，曲折跌宕，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艰辛，其思想信仰相对就比较保守，其思想历程也并非一条直路，而是经历了重大转折。此外，他一生的际遇也在冥冥之中决定了他信仰发展的方向。1947年，他在泰州美德小学教书，那里的老师、学生都是基督徒，美德小学又是泰州长老会所办的教会学校，在这种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中，汪维藩自然而然受到影响，最终加入基督教，并成为长老会的信徒。促使他最终走上基督教信仰道路的那场布道是由华北神学院的牧师主持的，而华北神学院又是当时比较有名的持守基要信仰的神学院，这种际遇为其日后的基要派信仰倾向埋下了伏笔。信教之初，汪维藩接触到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米丽华女士对他当时及日后的影响也很大，汪维藩第一次开口祷告正是在她主领的晚祷会上，也正是她最早劝说汪维藩奉献读神学。虽然当时汪维藩的信仰还不是很强烈，也并没有听从其劝说，而是于第二年（1948）考入了中央大学教育系，但是这“第一声呼召”已经在汪维藩的心里播下了种子，并最终引领他走上了奉献的道路。1948年汪维藩在南京读大学期间，在南京黄泥岗教会参加礼拜，那里的牧师杨绍唐也是一位基要派信仰的培灵家，他很注重对信徒的灵性修养和栽培，是对汪维藩影响至深的又一位重要人物，汪维藩称其为“我奉献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和领路人”⁽¹⁰⁾。受其影响，加之汪维藩当时参加的一个基要派保守组织——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汪维藩经验了基督徒的悔改和重生，信仰开始渐渐升温，从一位仅仅满足于情感需要的初信者转而成为“热烈而诚挚”⁽¹¹⁾的信仰者，并倾向于基要主义的信仰。需要强调一点，这一时期，汪维藩所接触到的杨绍唐、贾玉铭、焦维真等基要派人物并非是那种狂热的布道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持守中庸，他们的信仰都非常虔诚但并不狂热，都非常注重信徒灵性的修养但又兼顾伦理道德的素质，这成为汪维藩随后灵性转变的潜在影响因素。由此可见，汪维藩之所以会倾向于基要主义信仰，而后发生转变，并在其后的思想历程中一直持守坚定的福音派信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这一时期的人生际遇。

带着基要主义的信仰倾向，1951年汪维藩去了原来内地会办的杭州中国神学院，1952年随神学院校合并进入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并开始其神学思考的历程⁽¹²⁾，也正是在这里，他走到了思想历程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他受到了系统神学教育的训练，其神学素养大有长进，开始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真正本质与其此前所持观点有很大不同，开始逐步认识到基要派信仰的褊狭与保守，开始逐步消除基要派的宗派主义偏见，对其狭隘基要主义信仰进行清算，开始了思想信仰上的又一次重要转变，即从狭隘的基要主义信仰开始转变为开放的福音派信仰，这一转变在《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¹³⁾、《你们的灵如何》⁽¹⁴⁾等文章中清晰可见。然而，这一转变的真正完成却要在30年之后，在经历了“反右”、“文革”近30年苦难的磨砺与锤炼，经历了30年的心灵苦旅之后，在对圣经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汪维藩于20世纪80年代初，国门初开之际，最终完成了由一位保守的基要主义基督徒向中国开放的福音派的转变。这一转变在《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¹⁵⁾等论文、《野地里的百合花》等灵修作品中亦可得到印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一转变是在80年代初接触西方现代福音派神学影响之前发生的，是凭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养料，凭藉着对圣经的深入研究和体悟，在人生的崎岖曲折之后独立完成的，因此笔者称其为中国的开放福音派神学。

我们如何理解汪维藩神学倾向上所发生的这种重要转变呢？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联系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时代特征来考察。一些未经历过那种时代的基要主义信徒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转变是不能理解的，是放弃信仰趋炎附势的表现。但凡是经历过那样一个一切事物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激情年代，那样一个所有人都满怀政治热情，幸福地奔向新生活的火红年代的人，就能够理解他的这种转变绝非是有意讨好，而是真心悔改；绝非是放弃信仰，而是在看到了新中国是“蒙神祝福、公义抬头”的国家后一种必然的选择。

“我们若不能在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中间改造自己，唯一的结果就是只有在这个时代里面被淘汰下去。正如蔡文浩先生在早礼拜上所指出的:‘我们若是再继续将自己保守下去，我们将会走到一个被世人遗忘的地步。’”⁽¹⁶⁾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想把自己改造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种政治化的思维方式，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革命激情火热燃烧的年代的人是无法理解和体会的，正如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先生在回忆父亲时所说:“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¹⁷⁾

其次，系统神学教育的训练及具有开放思想的神学家的影响是促使其转变的关键。通过神学院的系统学习，通过与不同信仰背景、不同信仰倾向的老师的交谈、沟通，特别是与丁光训、陈泽民等人的交流、讨论，他认识到了基督教思想的源和流，认识到福音派、新正统派、自由派等神学流派各自在“基督教思想史”这棵大树上的位置，从而消除了基要主义的宗派偏见，懂得了不同信仰倾向的人应该彼此尊重，而不是唯我独尊；对基督教信仰传统的理解与认识也获得全面深刻的提升，对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有了理论层次的把握，而不仅局限于感性的认识和体验，从而能够对其以前持守的基要信仰有一个重新的审视和评价，这就为其灵性转变创造了神学理论上的条件。

再次，汪维藩之所以最终在80年代初完成这一转变，还因为他与和他同时代的人所共有的那段苦难的经历。包括汪维藩在内的中国基督徒在与自己的人民一起经历了“反右”和“文革”近30年“痛苦与欢乐，忧伤与慰藉，困惑与希望，软弱与刚强”的风雨同舟之后，他们“仍然在永恒之主面前看到人的软弱与卑微，但更看到神对人的眷顾与顾念”，他们不再自外于自己的人民，不再置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事业之外，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

“世界之中并非尽是荆棘，也有基督心爱的百合花；并非尽是狼虎，也有基督自己牧放的群羊……一个天高云淡的世界，较之一个乌云压顶的世界，更能让基督的真光透进。为建设一个从善如流的社会的种种努力，不会使人离神更远，而只能使人离众光之父、众善之源更近；因为他产生某种浮力，使人更易于为满有恩典与真理的基督所吸引。”⁽¹⁸⁾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濡养，成为其完成转变的深层文化动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整体和谐、宽容中庸精神培育、造就了他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胸怀，使得他能够在神学院中从不同神学背景的老师那里领受不同的观点。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深层次的精神养料，才是促使他打开心胸，拥抱世界；放弃极端、保守的基要主义宗派偏见，拥抱弟兄姊妹、拥抱众人的内在动力。

由此可见，汪维藩于解放以后开始，于80年代初真正完成的由基要主义信仰向中国开放的福音派信仰的转变不仅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时代背景影响使然，还有系统神学教育的训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更是出于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饱含深情的热爱。从他的祷告、他的言行、他的神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他丝毫没有放弃信仰，其神学倾向上的转变，出发点是为了中国教会的前途，是为了中国教会在当前的时空处境中能够有所作为，作出信仰的见证，是为了中国教会在特定的时代与环境下，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神学。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justice）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赛42:1-4）。这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基督留下的足迹，一个卑微的跟随他的人，又岂能例外。”⁽¹⁹⁾

无论是在中国基督教会内部，还是在教会外部的学术界，汪维藩的神学思想都颇多争议，基督教内部自由派认为他过于保守，基要派则认为他过于激进，是属世的，不属灵；基督教会外部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也不理解他的思想。笔者认为之所以会有以上的争论，是拿西方的条条框框和派系界线来套中国神学思想的结果，他的神学思想倾向既不是新正统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福音派，而是中国的开放福音派。

汪维藩的神学思想没有受到新正统主义神学系统的影响，但他比较认同巴特、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蒂利希等人的思想。二战期间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对汪维藩影响至深，在其神学建构中留下了潘霍华神学的明显烙印，但其神学思想中始终坚持的圣经权威论，基督中心论；一贯强调的悔改归向、重生称义的灵性皈依，毕生追求的顺从圣灵、降服上帝，追求属灵生命的不断成长的宗教体验和灵性感悟，无论从质料或内容方面还是从形式方面来说又都具备了学者所归纳的福音派信仰的一般特征。

他在保持基督教正统信仰的基本教义的同时，所具有的开放心态和宽容精神，例如主张合一教会内不同肢体之间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平等对话，用爱心相互宽容、彼此相爱，用和平彼此联络、求同存异；反对对圣经进行僵化的字面理解，而主张让全部圣经说话；反对在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相互排斥等等；他所坚持的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关心社会公义的社会立场；他所主张的人类历史在上帝的关照下曲折前进、螺旋上升，以万有的“更新”为终局的终极观等等，则体现出其神学思考在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下的现实关照。因此，笔者认为汪维藩的神学思想既不同于西方新正统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福音派，而是中国开放的福音派。

无论汪维藩开放的福音派神学思想是否能够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但汪维藩在强调属灵追求的同时，重视伦理道德、注重现实人生，强调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入世情怀和神学取向符合于具有深厚人文主义传统的中国人的社会关切精神，是值得肯定和令人赞赏的。他的神学思想既不失神学、灵性的思考，又不失现实经验的借鉴和参照，体现了中国人在现实与超越、出世与入世等等范畴之间不走极端，努力寻求平衡的思维模式，而且这种立场完全忠实于圣经信仰和使徒所传之福音真理，是对基督教神学的中国化诠释和解说，必将会为中国教会、中国信徒所欣赏和接受，并为普世教会所珍视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