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中国特色神学探索给我们的启示

四、汪维藩中国特色神学探索给我们的启示

（一）对中国教会的启示

汪维藩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在这条路上，他所取得的成功，他所经历的失败，他的欠缺和不足，都值得中国教会在今后的中国神学建设过程中借鉴。笔者以为，汪维藩探索中国处境神学之路带给中国教会的启示有如下一些方面:

首先，要重视对圣经的研究，从中挖掘有益于中国教会、中国信徒的中国处境神学，而不能总是囿于西方神学的范畴、框架和模式。现在中国教会的情况正是这样，以研究西方神学思想为时髦，动辄巴特、尼布尔、蒂利希，而不重视对圣经本身的研究，认为那是费力费时而又不易出成果的工作，有很多神学生甚至把圣经当成了一本英语学习的教科书，而不是抱着研究神学的态度。西方神学思想不是不需要研究，但应该清楚，那些思想对于中国神学的构建来说只是借鉴、只是参照，而不是主体，不是最终的目的。汪维藩的经验是:“中国的神学，不是讲了什么卡尔巴特啊，讲奥古斯丁啊，奥利金啊这些人，就能把中国神学搞好，还是要研究中国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中国的处境中重新来读圣经，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教会来讲，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的地方。”⁽²⁵⁾汪维藩神学探索的成功之处正在于重视对圣经文本的研究，通过深入研究他探索出了很多有益于神学中国化的灵性教义，这点足以为中国教会借鉴。

其次，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中找到基督教的“根”和“家”，让基督教真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并使中国化了的基督教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基督教神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外学者、神学家们的共识。传统文化的东西，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代著作家的经典著作中，而且落实于中国人的为人处事、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传统习俗当中，他们被中国人代代相传，相沿成习，积淀成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而且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些传统的精神必将成为当今及未来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借鉴，无视基督教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将不能够产生为中国基督徒所接受的中国特色神学可言，更勿论使基督教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振兴。汪维藩中国化神学探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正是得力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悟，得益于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况是，真正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的神学家不多，一些神学生以及青年神学家知道外国的东西，比知道中国的东西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很片面。正像天主教神学家于中原所说:“整个中国教会从未呼吸过自己文化的空气，一时是很难找到自己以建立自己的系统”⁽²⁶⁾，中国基督教神学也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并且没有这方面的危机感，这也是汪维藩所担心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需要中国教会引起足够的重视。

再次，要以务实的态度主动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努力使基督教神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教会的很多神学家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认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是在政治上、伦理道德上适应，只要在政治上爱国、守法，在伦理道德上努力挖掘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资源就可以了，对与之相异的马克思主义总是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更不用说主动接触和了解了。事实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传播，已经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了人们的思维与意识之中，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不对之进行了解，甚而研究，这样的中国神学至少是不全面的。汪维藩在探索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能够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提升到神学信仰的高度，正是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精深的钻研，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准确掌握。这是汪维藩神学给中国教会的又一启示。

最后，汪维藩在探索神学中国化过程中还有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也足以为中国教会今后构建中国神学时借鉴。汪维藩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生神学体系，并在其各个部分的神学命题中一以贯之的体现出其主体思想——“生生”，若能对其中一些神学命题展开更为充分的形上思考，使“生生”思想进一步深入贯彻下去，将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其生生神学体系的理论特色，从而最终形成一个完备独立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生生神学体系。在这方面，中国教会需要借鉴的地方在于，应该尝试着初步构建起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在此体系的统领下，逐步将那些已经铺开的点⁽²⁷⁾，串联成线，进而扩展成面，深化成体。中国教会神学目前的困境可能正在于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因而对各个神学命题的论述不系统、不深入。如果能够构建出一个体系，哪怕是初步建立起来，就能够使各个部分的神学论述统一起来，深入下去，形成自己的特色。

（二）对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启示

汪维藩的开放福音派思想在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贡献，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的启示是:

首先对于基督教方面来说，一定要在神学思想上适应。因为，只有这种适应才是真诚的、深层的、最稳固的，而不能只是表面上的，礼仪形式上的、伦理道德层面的。牟钟鉴先生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高层次的适应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神学⁽²⁸⁾。

汪维藩先生也说，对中国基督徒来说，他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尤其是生活在由不信神的人领导的国家中，在遇到任何问题时，总是习惯于首先从信仰的角度去思考，对待人生，对待历史，对待民族，对待国家，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总是首先要在信仰上、神学上想通，才能理解、接受，但是一经想通之后，就不大容易回头了，正如恩格斯评价英国的工人阶级那样:“用缓慢而适度的步伐前进着，前进中有时踌躇不定”但“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²⁹⁾。

汪维藩的神学思想，正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高层次适应的典范，是对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有力的支持和贡献，中国教会如果能借鉴之，必将对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对于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来说，汪维藩在神学信仰倾向上由一位保守的基要派信徒转向开放的福音派信徒的过程和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思考、他的顾虑、他的挣扎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和他有着相近信仰倾向的一大批占中国教会之主流的基督徒的思考、顾虑和挣扎，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笔者以为，在这方面，汪维藩的经历给我们的启示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和态度，一定要慎重稳妥，耐心细致，和风细雨，切不可急于求成，越俎代庖，急风暴雨。对待思想信仰上的问题，只要不是反动思想言论或异端邪说，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切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粗暴干涉，伤害他们的思想感情，这样不仅不能改变他们的保守思想，反而会适得其反，激化矛盾，激起他们更大的怨恨和不满，进而越发的固守成见。宗教信仰，更是处于一个人思想的深层和核心，任何微小的触动，都会引起其激烈的反应和自我保护性对抗，因此只能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改变、自觉自愿地适应，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任何人都强求不得。而且只有信徒通过思考和了解之后，真心实意的改变和适应才是最稳固的，最长久的，坚定不移的，“不大容易回头的”。正像汪维藩所说，问题若不从内心解决，不从精神上解决，不从心灵里解决，对基督徒来说，伦理道德的要求永远只能是空洞的说教。同样，信徒若不能自觉自愿地从内心，从思想上，从心灵里解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其外在的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适应只能是一种他律式的约束，不能够巩固和持久。面对中国基要派/福音派信徒占大多数这一现状，我们的引导工作必须知难而进，稳步开展，但一定要注意到以上的问题。正如孔汉思先生所说，宗教现象建立在人的存在的深层，“一旦人们在宗教这个深层受到攻击，面临失去其‘最神圣’的东西的威胁，他们不惜拳脚相加，用整个身心，用全部感情捍卫自己”⁽³⁰⁾。在这一问题，很多信徒的立场是坚定而强硬的，也是应该被理解和尊重的。

（三）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启示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融合会通，也有激烈碰撞。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汪维藩融合会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和努力，难免有失偏颇，难免遭到某些质疑和批判，但是他所找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契合点，他所找到的基督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和“家”，特别是他将《易经》“生生”思想与圣经创世论进行融合会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值得肯定。同时，汪维藩的探索和努力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一，中国传统“生生”思想与基督教创世论的融合，证明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达到深层次的融合，这就为中西文化交流预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而且这种深层次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西文化交流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进行这种深层次的，内在的交流和沟通，而不仅仅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伦理道德等等层面的相通，也就是说，中西文化交流应该努力从物质、制度层次的吸纳上升到精神和价值观的核心层次，许多看似成功的文化交流都因彼此缺少深层次的理解和根本性沟通而陷入僵局、出现困境。其二，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过分自大，抱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彻底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也不能过分自卑，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价值，搞所谓的“全盘西化”，而是应该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平等地看待两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二者互通有无，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尊重差异，和而不同，从而达到中西文化的共同繁荣进步，最终促进世界文化的向前发展。

最后，笔者想说几句题外话。博览汪维藩先生众多的神学论著，无不被他执着坚定的信仰追求和浓烈深沉的爱国之情所感染，并为之感动，甚至击掌而歌，在其中国化神学思考中，汪维藩很自然的将这两种情感混合在一起，鸣奏出一曲神学中国化的和谐乐章。在努力解决既做爱国的中国人，又做虔诚的基督徒这一宗教与政治之间的两难方面，汪维藩表现出来的义无反顾的探索精神和良苦用心，以及他崇和尚中、持守中庸的中国智慧是值得肯定的。他在时代的深刻变革中，反省中国教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思考如何做一代敬虔爱主的新型基督人的问题，他的挣扎，他的抉择，所有这些都成为一面镜子，反射出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在当代社会的大发展中，中国教会的发展和命运，他所开辟出来的这条道路，将成为和他有着同样执着信仰和爱国之情的中国基督徒在现实人生中为基督做见证、效法基督的必然选择。

笔者想借用汪维藩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深信，在基督自己的百花园内，必将开放出带有东方特色的，淡雅素静、洁白芳香的朵朵幽兰。”⁽³¹⁾

【注释】

(1)赵紫宸.漫谈神学.真理与生命，1949，14（3）:1～10.见: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31

(2)李平晔.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透视.当代宗教研究，2004（1）

(3)汪维藩所理解的“新保守主义”是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规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和异化。见:汪维藩.有容乃大——罗竹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当代宗教研究，2003（4）

(4)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金陵神学志，1950.见:汪维.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金陵神学志，1997（总）32期藩

(5)汪维藩.与主同去歌（1982）.赞美诗新编.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已被译为英、日、德、丹麦、挪威等国文字。

(6)汪维藩.主爱深沉歌（1984）.华夏圣诗.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7)汪维藩.默想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文字出版室，1997.75

(8)汪维藩.自牧.见金陵神学院（教材），2000、2005.

(9)汪维藩.真人.金陵神学志，1994（总）20期.见:汪维藩.我们有一祭坛——汪维藩牧师讲章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235～236

(10)汪维藩.哥林多前、后书释义.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员会，1992.

(11)汪维藩.1949年前的中国教会.金陵神学志，1986（复）5期

(12)在进入金陵神学院之前，还有一年是在杭州中国神学院，这是一个福音派神学院，1952年合并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汪维藩也随之转入金陵。

(13)汪维藩.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天风，1955（5）.

(14)汪维藩.你们的灵如何.金陵神学志，1955（3）:25～28

(15)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1982（复）第2期

(16)汪维藩.我们的寒假生活（上、下）.天风，1952（8、9）

(17)宗璞.解读冯友兰·亲人卷.34

(18)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1982（复）第2期

(19)汪维藩.自牧.金陵神学院（教材），2000、2005.

(20)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7.

(21)汪维藩.利未记注释.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中文圣经注释（4），2002.

(22)如其编写的《要道问答》和《基本要道》两本小册子。

(23)汪维藩.归途集.福州:福建基督教协会出版，1995.130

(24)段琦、笔者等与汪维藩访谈录音整理.2006-06-19～23.

(25)段琦、笔者等与汪维藩访谈录音整理.2006-06-19～23.

(26)于中原.为什么需要中国神学.儒家基督徒论坛·学术版.

(27)陈泽民先生将中国教会正在讨论的各个神学命题称之为一个个的点，通过这些点就能勾画出中国神学的轨迹.见:段琦，陈东风，文庸.基督教学.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212

(28)牟钟鉴.我研究宗教的过程和体会.世界宗教文化，2000（4）:5～7

(29)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恩选集.转引自:汪维藩.有容乃大——罗竹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当代宗教研究，2003年第四期12月号.

(30)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0

(31)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文字工作室，199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