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不相干”的天道观

第三节　“天人不相干”的天道观

天人关系问题，历来是中国哲学家、思想家所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们议论最多的一个重要问题。到了汉代董仲舒等人把“天”视为至高无上、至尊至贵、有绝对权威的人格神，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君权神授”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安石吸取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批评了天人感应论的思想，提出了“天人不相干”的天道观。晁公武说:

安石以刘向、董仲舒、伏生明灾异为蔽，而别著此传(按:指《洪范传》)。……大意言:天人不相干，虽有变异而不足畏也。^[28]

刘向为西汉经学家，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集上古以来符瑞灾异之记，成《洪范五行传》。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中心是阐发“天人感应”论，形成了封建神学体系。伏生即伏胜，是西汉今文经学的最早传播者，今本今文《尚书》由他传授而存。王安石的《洪范传》为批判他们的“天人感应”论而写。王安石在批判中，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与人事无关。

王安石认为，天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自然是无感情、无意志、无目的的。天地化育万物不是天意的主宰，而是无目的的自然发展。他说:

夫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矣。^[29]

这一系列的“无”是说“天”对于万物是无好恶感情，亦不偏私万物的。“天”化育、生养万物亦是无目的的，不是有意志的。王安石说:

天地之化，是谓大和，百物之产，则亦天地之和而已。^[30]

说明“天”化育、生养万物是“自生”，即自然运行而生;不是神学家说的“故生”，即有目的而生。既然是自然发生的，当然是一种自然无为的活动，而不是有目的的主宰了。所以说:

人法地之安静，故无为而天下功。地法天之无为，故不长而万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产而万物化。^[31]

天地无所劳于万物，而万物各得其性，万物虽得其性，而莫知其为天地之功也。^[32]

天不是有目的生养万物，当然也不求天下之功;万物自然而生，当然也不知其生为天地之功了。因为自然万物是一种无目的、无主宰的自然发生过程，所以也就没有求功者和感知者了。

在天道自然无为的基础上，王安石进一步论证了“天人不相干”的道理。他指出，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天不因人而成”。^[33]“天”作为至大、至高者，它对人是无私无欲的，“天于人欲本无私”。^[34]天不因人的欲望、意志而改变其自己运行的规律，它是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而流转变化的。王安石说:

阴阳代谢，四时往来，消息盈虚，与时偕行，故不召而自来。^[35]

正因为天地、万物按其自己固有的规律而运行不息，所以才能“天长地久”，永不息灭;有目的的“故生”，则不能“长生”。“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任万物之所生。既任万物之所生，乃能长生万物，而无生之累也。”^[36]王安石坚持了万物产生、运行的自然性，驳斥了神学目的论的天命主宰的观点。

既然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并按这种规律自然运行，不受人的意志、目的影响、改变，当然天不能干预人事，亦不能降祥瑞、灾异而赏善、罚恶了。据此，王安石指出，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发生，都是天道正常运行的必然结果，不是对人事善恶的赏罚。他说:

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37]

人们对于太阳出没，月亮圆缺，四时代谢，阴阳变化的正常现象能够理解和对待，而对于日食、月食、彗星的出现、水旱灾害的发生等自然界的反常现象的出现，则不能理解和认识，以为是由人的行为不善所招致的，是天对人的警告。“天人感应”者，则利用自然界这些反常现象的出现，来论证上天对人的“谴告”，是对人的过失的惩罚。如王安石变法时，保守派为了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就利用当时的水旱灾害、彗星、华山坍塌等自然现象的发生，胡说这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报应，是由王安石的罪过所致。他们以种种“灾异”现象，攻击新法，要求罢免王安石。如:灵台郎尤英说:

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

文彦博说:

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言:

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38]

他们把各种自然灾异的出现，都说成是由王安石变法所致，以此要求废除新法，罢免王安石。王安石则以“天人不相干”的观点，驳斥了“天人感应”的有神论。他说:

日月之薄蚀，阴阳之进退，乃时行之消息。虽天有所不能违，人事何与其间哉!^[39]

熙宁七、八年，宋神宗面对自然灾害的发生，保守派攻击新法，而对新法发生动摇时，王安石据理说明天不能干预人事，并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天人感应”论之谬。据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熙宁七年夏四月己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40]

熙宁八年冬十月戊戌，手诏王安石等曰:“……比年以来，灾异数见，山崩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东方，变尤大者。……卿等宜率在廷之臣直言朕躬过失，改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以闻。”遂诏中外臣僚，直言朝改阙失。王安石言:“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裨灶言火而验，及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岂足道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41]

王安石以“天人不相干”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列举大量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说明了“灾异”是自然运行的必然现象，人力无法避免，不是天对人的谴告、惩罚，指出“天人感应”论是“傅会”出来的“妄诞”之论。只有修人事，才能应天灾。王安石以此为变法立论。

王安石的“天人不相干”的天道观，说天不能干预、主宰人事，并不是说天与人没有关系。他认为，人应当法天，“顺天而效之”^[42]，即遵循自然规律，修好人事以战胜天灾。“天变不足畏”，“人事不可怠”，以此来利用自然，战胜自然。王安石的天道观是积极而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