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的求知论

第三节　“格物致知”的求知论

二程兄弟都十分推崇《大学》，程颢作了《改正大学》，程颐也作了《改正大学》。他们都强调《大学》是“入德之门”。他们之所以特别重视《大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所提出和阐发的理论体系和统治方术，可以发挥和引申出与他们的“天理”论完全相符合的认识论，这就是他们的“格物致知”论。

二程继韩愈、李翱之后，对《大学》推崇备至，抬高其在经书中的地位。他们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中说:

《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

《大学》之道，明德亲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大学》……理义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之目，识可也。

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从这几段话中，可以看出二程对《大学》所重的原因，他们借用《大学》的思想资料，建立了与“天理”论相适应的“格物致知”论。

二程的“格物致知”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他们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中说:

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

格物，适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大学》于诚意正心皆言“其道”，至于格物则不言，独曰“物格而后知至”，此盖可以意得，不可以言传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于圣人;不知格物而欲意诚心正而后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也。

这是说，“格物致知”是起点、开端、基础，由此出发，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此，“格物致知”贯彻于二程的理学认识体系之中。

二程认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是有认识事物及其规律的能力的，人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中的高贵者，就在于“有知”。程颢说: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32]

程颐说: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固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33]

二程以“格物”为手段，来认识心中固有之知。在他们看来，人心中本来就有知，并且能知，由于被外物所蔽，而使心不能认识自己和天理，所以要通过“格物”、“即物穷理”而获得知识、认识自己、知性知天。这种“格物”不是认识外物，而是内求知心。程颢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说得最清楚。他说:

尝喻以心知天，犹居京师往长安，但知出西门便可到长安。此犹是言作两处。若要诚实，只在京师，便是到长安，更不可别求长安。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心”是与“理”为一者，也是包容万物者，“人心莫不有知”，只要知心，就可知天，更可知物，能做到无所不知。因此，格物所得之知，即吾心固有之知，当然“更不可外求”了。基于这个思想主旨，二程对“格物致知”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关于什么是“格物致知”，二程说: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34]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35]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36]

“格”为“至”，“格物”为“至物”，通过“格物”而“穷至物理”，或者“穷理而至于物”。格物就是穷理，穷理方能致知，由于“心是理，理是心”，“理与心一”，所以格物是一种内省、反观自身的工夫。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中说: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

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

“心”具“理”，与理为一，一身之中，具备万理，所以格物之理，不如“察之于身”为切要。由此可见，二程的格物，主要是讲“格”身心。

尽管“格物”为“格”身心，但是毕竟客观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对这些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要不要“格”呢?二程认为，一物有一物之理，一事有一事之则，要认识事物之理，就要格外物。据《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载:程颐在与弟子们讨论如何格物穷理的问题时，有一段问答:

问:“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又问:“只穷一物，见此一物，还便见得诸理否?”曰:“须是遍求。虽颜子亦只能闻一知十，若到后来达理了，虽亿万亦可通。”

物物皆有理，一物有一物之理，要穷知万物之理，就要格知万物。因此，要“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37]。“格物穷理”就是要“随事观理”，“一草一木”之理“须是察”。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而要观察万事万物，遍求众物之理。

因此，二程提出了格物穷理的途径问题。他们认为，格物形式多种多样，穷理途径有千万条，不管怎样只要得“一道”能穷理就行。程颐说:

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如言孝，其所以为孝者如何?穷理如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如千蹊万径，皆可适国，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38]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39]

格物穷理的途径包括多种，这里举出了读书讲明义理，论古今人物是非，应接事物处其当否三种方法。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中回答弟子关于“学必穷理。物散万殊，何由而尽穷其理”之问时，说:

诵《诗》、《书》，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

因为客观事物是多种多样的，人要认识事物之理，亦要因事物的多样性，而采取多种途径、方法而研究、思索、穷致其理。这物理当然包括自然物理和伦常之理。

二程对“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的过程也作了说明。凡物都有理，既须一件一件格，又不能把宇宙一切事物都格过，而是通过一件一件格，积习久了，积累多了，其他可以类推，做到闻一知十，到后来达理了，虽亿万亦可通，这就是“脱然有悟”，“脱然贯通”。所以说: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然于物上理会也得，不理会也得。^[40]

所务于穷理者，非这须尽穷了天下万物之理，又不道是穷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积累多后，自然见去。^[41]

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生便会该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42]

二程认为，要认识万物之理，既不能只格一物之理而可通万物之理，也不能穷尽天下万物之理而知其理，而是要认识众理，经过遍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累多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经过类推，就可以达到“脱然贯通处”，“脱然有悟处”，“自有贯通处”，“豁然有觉处”。二程的这些说法，虽然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却表现出佛教神学的顿悟、觉悟痕迹。

在二程的“格物致知”论中，还表现出重内轻外的思想倾向。他们强调研究“道之本”，而贬抑研究具体事物——“道之末”。认为研究具体事物是“玩物丧志”。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中说:

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

在程颐看来，“一身之上，百理具备”，因此，“务穷天地万物之理”，只要“察之于身”，则“其得尤切”，如此说来，当然不必求于外，只要求于内，求于本，就是有益于身的“圣人之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