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为本”的知行观

第四节　“以知为本”的知行观

二程的“格物致知”论是他们知行观的重要内容和深入表述。人通过“格物致知”所得之知，不是为了空知，而要付诸实际行动，“识必见于行”，而行则是行其所知，不知不能行。由此，二程建立了“以知为本”，“知先行后”的知行观。

二程的知行观是从《大学》的“本末终始”论而引申出来的“格物致知”论而展开论述的。程颐说: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43]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才能达到认识“道”、“理”，就是说，以“格物致知”为起点、开端、基础，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既包括认识过程，又包括修养方法，更包括积极行动。据此，二程建立了自己的知行观。他们从各个角度、方面、论证了知和行的关系。

关于知行难易的问题。自从《左传》昭公十年提出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和《尚书·说命中》提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后，形成了“知易行难”说，这种知行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并为一些人光说不行，言行不一，知行脱节提供了理论根据。二程在“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流行千年，奉为教条，不可更改的情况下，为了说明知和行的统一，强调知的重要性，而提出了“行难知亦难”的观点。程颐说:

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艰。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自古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以此见知之亦难也。^[44]

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盖知之者难也。^[45]

程颐的这两段话，中心是说:行难知亦难。他之所以强调知和行都难，重点在说明知难。传统的古训是知易行难。程颐不敢公开反对儒家经典的传统古训，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说行难知亦难，旨在论证知难。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中，程颐在回答弟子所问时，进一步说明知难的思想:

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圣人不使之知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身，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圣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岂圣人之心?”^[46]

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不可使知之”，并不是“不欲使民知之”，而是因为不能“使人人尽知之”。因为知之难，民之愚，所以圣人即使教育，亦“不能使之知尔”。行之较知之为易，故“能使天下由之身”。

对于“知”和“行”的“难”和“易”问题。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中，作了简要的说明:

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

这里说的“知之非难”，“体而得之为难”，不是说“知易”、“行难”，而是说“真知”“天理”为难。因为二程所讲的“体”，不是指亲身实践、力行而知，是指体认天理，内省体验。程颢讲:“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就是典型的概括。程颐也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学者全体此心，学虽未尽，若事物之来，不可不应，但随分限应之，虽不中，不远矣。”^[47]体贴、体认心中之理，有所知，有所得，才是真知，不必远求于外物，更不必力行实践。在二程的知行观中，就知和行的难和易来说，他们强调知难，即知难于行，这就包含着“行易”之义。程颐说:

如眼前诸人，要特立独行，煞不难得，只是要一个知见难。人只被这个知见不通透。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当为，不必待着意做。才着意做，便是有个私心。这一点意气，能得几时了?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个学是终身事，果能颠沛造次必于是，岂有不得道理?^[48]

今人之学，如登山麓，方其易处，莫不阔步，及到难处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难登，是有定形，实难登也;圣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实难然也，人弗为耳。颜子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此非是言圣人高远实不可及，坚固实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无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上。^[49]

在这里，把“行”视为“浅近语”，把“知”说成“知见难”。人对于事物、知识，只要知之、好之、求之，就必能得之，即使是“圣人之道”，亦是如此。这几段话，程颐明确地阐发了“知难”的思想。

二程的行难知亦难的思想，是强调知难，意在说明:知之能行，不知不能行，知为行的基础、前提、指南，行依赖于知，知不依赖于行，这与其知先行后、知重行轻论是一致的。

关于知行的先后问题，是中国哲学家、思想家所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中国知行学说的发展史上，二程首先明确提出“知先行后”的命题，并以此为中心而系统地论述了知行学说。

二程的“格物致知”论，实则是“知先行后”论。因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始基，而“天理”是人心中固有的，人的认识主要不是向外物求知，而是反求人心固有之天理，“格物穷理”，即在于反观自身、反省内求。所以“格物致知”不是“由外铄我也”，而是“我固有之也”。“知”为我固有之者，是“元无欠缺”的自满自足者，当然不须外求了。所以“格物致知”为始、为本，以此为开端、基础，就可以达到治国天平下的目的。这显然是“知先行后”论了。

二程在这个知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知在行先、以知为本的知行观。二程说:

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饥而不食鸟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为不善，只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几之事，故可与几。知终而终之，故可与存义。知至是致知、博学、明辨、审问、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笃行便是终之。如始条理，终条理，因其始条理，故能终条理，犹知至即能终之。^[50]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宕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51]

人力行，无须要知。……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觑却尧学他行事。无免许多聪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有诸中，必形诸外。……亲亲本合在尊贤上，何故却在下?须是知所以亲亲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知有多少般数，煞有深浅。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伤，因言及虎，神色便变。旁有数人，见他说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说了有畏惧之色，盖真知虎者也。学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脍炙，贵公子与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贵人闻着便有欲嗜脍炙之色，野人则不然。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将去也。^[52]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须是用则知，不用则不知。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53]

二程在这几段话中，具体论述了他们的知行观。其中心思想是:知为先、行为后和知为本、行为末。在这个中心思想中，透露出如下几个思想:

第一，知为行的基础、指导。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先知而后行，只有知指导下的行，才是“循理而行”，不是“勉强而行”，有了知的行是“乐循理”、“烛理明”的自然而然的行。这如同人行路需要烛光照明一样。知对于行来说，就是指路明灯。“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所以说:“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没有知指导的行，是妄行，茫行，当然要迷失方向，达不到目的。有了知的指导的行，如同人行路有指路明灯指引方向，自然能达到目的。因此，知为先、为本，行在后、次之，有知后，方能行，不知之，不能行。

第二，真知必能行。行依赖于知，知指导行，行离不开知。一个人只要知了，就一定能行，“须是知了方行得”，“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将去也”。只有真知而行，才能取得好的结果。“知之明，信之笃，行之果。”知之愈明，信之愈笃，行之愈果。如:人深知鸟喙有毒，故饥而不食;人深知水火丧生，故不蹈水火。这是在真知情况下的自觉行动;反之，“人为不善，只是不知”。如果真知善，就会去行善。

第三，不知不能行。二程认为，知和行的本末、先后、内外关系、次序不能颠倒。知是行的前提、根据、根本。“有诸中，必形诸外”，无诸中，必不能形诸外。“若不知，只是觑却尧学他行事”，亦只是“妄学”，“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这种不知而行的“勉强行者”，“怎生行得?”“安能持久?”因此，知先行后的次序不能颠倒，亦不能不知而行去“躐等”。《大学》的“八条目”的顺序是不能颠倒、错乱的。这就是:“《大学》于诚意正心皆言‘其道’，至于格物则不言，独曰‘物格而后知至’。……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于圣人;不知格物而欲意诚心正而后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也。”二程认为，《大学》的“八条目”，正体现了知先行后的次序，所以不能颠倒、躐等。如果颠倒了、躐等了，不知格物致知而欲意诚、心正、身修，是不能“中于理”的。

第四，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知指导行，真知必能行，不知不能行。知而不能行的原因是:知不是真知、深知，而是虚知、浅知。所以说:“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送终之。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二程指出，人对于一件事情，如果知之深，信之笃，就能行之力。程颐说:“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尝之，说与君子，君子须增爱;说与小人，小人非不好道，只是无增爱心，其实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终不肯为者，只是知之浅，信之未笃。”^[54]如果深知，就一定能行。

第五，行中出真知。二程肯定知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否定行在认识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知是否真切，还要看真行。如:谈虎变色，为虎所伤者，谈到虎，“神色便变”，“有畏惧之色”，“知虎之猛可畏”，没有这种亲身感受的人，虽知虎之猛，但却“不如他说了有畏惧之色”，这就在于亲身经历的不同。再如:对美味的感知，都知道“脍炙”之味美，但贵公子与普通人的感受不同，其所以不同，就在于有没有亲口所尝之异。

二程的知行观，在论述知先行后，知本行末的同时，也表现了知指导行、真知能行、行中出知等知行统一的可贵思想。这是颇有见地的真知灼见。

在二程的知行观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知难行易、知先行后中，还表现出知重行轻的思想。既然知为先、为本、为难，当然为重了;行为后、为末、为易，当然为轻了。

二程的知行观，有合理的因素，也有知和行分离的倾向，对其真理与错误需作具体的分析，方可作出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