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文化思想研究

胡秋原文化思想研究

□　介江岭

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及其关于文化的各种理论的产生，一方面是在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由于科学技术在近代的飞跃发展而带来巨大的眼前效益和对人的理性的狂热信仰，从而导致人欲的横流和道德伦理的价值沦丧，引发各种社会弊病，由此进行的反思。另一方面是，西方在领先的技术条件支持下，以高级文明的姿态侵入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引发其他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的冲撞、激荡。在这冲撞之中，不同的文化体系不仅对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而且思考自身在世界文化整体中之未来。近代的中国亦不可避免地在这世界文化整合的激荡中，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近代的中国文化处于被整合的地位，所以在近代中国，涌现出一批反思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寻求中国文化复兴与现代转型的有志之士。胡秋原先生即为其中重要一员。

胡秋原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的爱国者，民族主义思想家，其一生都在汲汲思求中国安平治、天下和的道路。他少年就以文章知世，对中国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饱含愤慨之情。在惊闻“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放弃了在日本即将完成的学业，留居上海，撰文呼吁抗日。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关注文艺问题，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普列汉诺夫，倡导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在参与“文艺自由论辩”之中，提出“自由文艺”的主张，这不仅使他的文化思想日益趋于成熟，而且推动了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进而使“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在思想界得以深化。20世纪30年代，胡秋原游历欧美、苏联，博览西方各家哲学思潮，抗战回国后，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在继续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中提炼出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并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继而对近代以来国内泛起的各种文化思潮逐一辨析源流，以自创的“内外构造法”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中外文化历史进行同期比照分析，从而提出“超越前进论”的文化思想，以回应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时代问题。

一、近现代中国文化危机

中国文化发展至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带来的耻痛促使仁人志士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反思、比照，他们提出各种复兴文化的理论主张，并相应地发起各种文化复兴运动，以期盼中国文化走出近代困境而焕发出应有的蓬勃生命力，能够平等地对话西方文化。从早期龚自珍、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康梁的托古改制，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经历了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大致三个时期。胡秋原即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期。他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遭遇概括为“二重文化危机”或“双重文化危机”。

简单地说，双重文化危机即中国文化危机和西方文化危机。首先，发展至近代的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而面临被整合的危机。其次，西方文化虽然在近代发达技术的支持下获得文化霸语权，但其自身亦出现无引导的物欲横流和价值信仰沦丧的危机，进而使中国文化在自身危机之下“念佛求生西方”的愿望幻灭。双重危机之下的中国日益困顿于向何处去。

中西文化的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呢?胡秋原分析认为，西方文化危机首先表现为近代西方哲学自身陷入了认识论困境。从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人的理性在知识体系中被提升到至上高度，随之而来的是，一方面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而获得迅猛发展，科技的成果极大地改善着人类的生活，另一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妄图在认识论领域获取独尊地位，这不仅使哲学陷入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尴尬境地，而且瓦解了传统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从而引发极端的虚无主义、机械主义和强权主义等精神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走向世界大战。而中国文化危机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满族入关获取中国政治的领导地位，开始采取一系列的闭关锁国政策。纵观清朝历史，政府与民众之间始终泾渭分明，至清朝末期西方入侵之时，政府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而民众认为政府的兴荣不关己事，最终，政治危机导致文化危机全面爆发。

胡秋原对中西文化危机发生原因的探讨建立在他对中西近代史的考辨和游历欧美、苏联的经验基础之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胡秋原对文化危机的辩证认识。他认为“到了整个文化发生危机，那也便是整个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有改变之必要”。^[1]在人类文化历史的长河中，文化危机并不是近代独有的现象，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甚或每一朝代更替时期，都为文化危机时代，而西方的文艺复兴，19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为应对文化危机之可歌之举。所以，中国文化发生近代危机亦为文化新生的兆象。这种对中国文化持有的生命乐观精神，时时体现在胡秋原的文化哲思中。

另外，双重文化危机中，20世纪初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无疑将文化反思推向高潮。胡秋原对这一运动作了专门的考察。首先，他区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思想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政治运动”。^[2]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思想革新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精神基础;而五四运动是因山东问题而起的民族自强运动，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两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是“一整个运动，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应付现代世界的一种民族的，国民的建国运动”。^[3]同时，胡秋原认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实现它的目标——“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世界中一个富强而文明的新的国家。”^[4]这样的目标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同文化主张的各派所共尊的奋斗理念，胡秋原也常常在此意义上以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自称。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过激否定不为胡秋原所认同。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开启的，但新文化运动是否只有反传统这一面，需要进一步的讨论。现在，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大致有三种:“全盘性的反传统”、“有针对性的反传统”和“两面论及其他”。^[5]笔者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五四时期是多元的外来文化与多元的传统文化相互激荡、渗透、涵化和整合的时期。”^[6]不能将新文化运动作单维性的解释。胡秋原以新文化运动的继任者自称而又不认同其反传统的态度也表明新文化运动是多维的。

总之，胡秋原在考察总结中国近现代文化历史发展时，不仅归纳了近现代文化危机的现状和发生原因，而且明确地提出文化危机带来的任务——创造中国新文化。为此，胡秋原更为详细地将应对文化危机的不同文化主张放入近代文化史的发展中，并按照它们各自的不同倾向划分为西化派、传统派、折中派和俄化派，进而考辨四派的源流，分析其得失。

二、对西化派、折中派、传统派和俄化派的批判

相比于其他三派，西化派是中西文化冲撞中最先诞生的，也是历时最长的。胡秋原以这一派随着时局的重大变化而发生的变化为据，将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惊异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有志之士开始寻求中国战败的原因。林则徐、魏源等目击西方船坚炮利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同时的洪秀全则以基督教宣传起家，重演以往小农运动寻求“太平”“大同”理想的历史。虽然两者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资料非常有限，但分别从技术和精神层面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之后，清政府因时局日坏而不得不开展的洋务运动促使西化加快发展。其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发起的洋务运动着重于工业技术的学习，而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反思开始从技艺延伸至政治文化层面。总的来说，此时期的主调为技术的西化，是中国文化被动回应西方文化的开端。

第二时期为甲午战败至辛亥革命失败时期。此时期的西化主要反映在制度层面。不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以西方政体为蓝本，发动政治变革和革命。然而戊戌变法维新只有百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权落入复辟的袁世凯手中，这两者的失败意味西化派第二时期的失败。

第三时期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摩擦、碰撞，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日益丰富和深入，特别是辛亥革命使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深入人心。到了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出版，标志着文化精神反思的高涨，如陈独秀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皆列出东西文化思维精神之不同，提倡吸收西方文明之长以补东方文明之短。此时，思想界的活跃已远超以往，随新文化运动而接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论争，使西化派开始分裂与转变。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意味着“八十年来整个西化运动之失败”。^[7]

从以上所述来看，胡秋原认为整个西化运动经历了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思想的反思过程。梁启超亦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提及这一反思的历程，认为“这五十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但与梁启超不同的是，胡秋原认为这一反思过程并非是进步的，“每一时期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亦皆所见甚浅，所以后一期的人有的地方反不如前人之处……第一期的人只知器物;第二期的人则过重制度，未免对器物忽视;第三期的人过重文化或文学，对器物、制度皆未免忽视”。^[8]

胡秋原在把西化运动分为以上三个时期之后，又专门分析了西化派的分裂转变及其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的西化论和“全盘西化论”。西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使国人意识到中国并非天朝上邦，而是世界中的一国，有许多需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学习的地方;另一方面，西化派与其他文化主张者的长期论辩使得思想界一扫沉闷，激发文化思维的活力。这些都为胡秋原所肯定。他对西化派的批评主要着力于西化派否定传统的做法，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西化论和“全盘西化”论。法西斯主义的西化论主张只有独裁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全盘西化”论者，在批判复古和折中的同时，主张完全的西化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胡秋原认为，法西斯主义西化论的主张是因为当时德意两国的强势对中国知识界造成很大的刺激，国民政府也有效法德意政体的意图;而全盘西化论者不仅没有看到西方文化亦为不断发展的历史，所谓的先进也只是近代的事情，而且没有认识到，近代的西方文化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英美与欧洲大陆就极为不同。此外，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也出现多种弊病，对亚非地区开展的侵略和世界大战都是病态的表现。中国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对此传统派虽然有夸大之处，但亦有实情。所以“全盘西化与创造新文化不是一回事”。^[9]

与西化派针锋相对的，莫过于传统派。而这种对立不独是中国近代文化所有的现象，如佛教传入中国时，曾引发长期的三教论争;拿破仑时代，德国“民族精神”对法国“普遍文化”的抵抗;俄国“斯拉夫派”对西化的抵抗等。从逻辑上看，传统派应该与西化派同时产生。但胡秋原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危机未表现出来之前，反对西化者称不上是传统派。原因有二:首先，倭仁、叶德辉等顽固派只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谋算，抨击西化多为强烈的情绪发泄而少有学术上的论证。其次，当时的西化也处于模仿西方技艺，并没有真正触及文化思想的深层。所以，胡秋原认为传统派的第一人当为辜鸿铭，之后，“以极真挚态度，深沉的思索，言之成理者，是梁漱溟先生”。^[10]同时，还有钱穆、王国维、陈寅恪和此时的梁启超等。

胡秋原认为传统派有两大类型，一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绝对传统论，二为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温和传统论，其他传统论的主张不出两者的范围。绝对传统论认为文化分为不同的类型，各有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文化不能西化或俄化;温和传统论认为近代的科学、民主早已昭示于六经，当世之人可以从传统中找出今日发展的道路。胡秋原对传统派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对于他们所坚守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仅认同，也持守之;但他也认为，不论是苦心于村治，还是劳心于六经中寻找科学民主的开端，都不如把科技看作天下之公器，努力营建中国的工业，其更能转变文化危机的现实困境。

在西化与传统对抗的过程中，折中调和派的出现是必然的。胡秋原在后来反思自己学术思想时，就认为自己在刚开始学术生涯时，虽不至于盲从，但有折中派的倾向。与西化派相对应，他将折中派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中体西用论。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期，发布《劝学篇》，对当时新旧文化之争做出评析，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1]的主张，试图调和双方激烈的交锋。对于折中派中体西用的观点，严复予以批评，认为体与用是统一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12]而胡秋原认为，这一折中论反映了当时文化发生变化的事实，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中学”已不可能复有旧面貌，同时也不可能完全西化。取“中学”的伦理纲常与“西学”的科学技术成为“一种常识的态度”，“最易于中国人所接受，也能雅俗共赏”。反映到政治上，即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13]然而，即便折中论的出发意图是好心的、苦心的，却极容易造成一种文化畸形，甚或集两种文化的糟粕于一身，如“文明棍”之类。究其原因，胡秋原认为“折中论的毛病在于缺乏创造的意义”。^[14]只将中西文化看成两个机械的东西，拆卸拼凑一番，即可变成全新的。

第二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秋原对三民主义十分推崇，认为与自己提出的超越前进论最为接近。三民主义既是孙中山的建国理想，亦是其建国的实际纲领，其所缺乏的是细化的实行办法，这一方面由于孙中山的逝世，无人为继，另一方面，国民党一直处于内部势力的分化斗争中，外有共产党的斗争和抗日的时局，这些因素使得三民主义依然只是“原则”，“只有种种理论上政策上的折中，没有一个全新的文化理想”。^[15]胡秋原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目标就在于中国实业的兴办，这正是它与超越前进论的相同之处。

第三时期，“本位文化建设”的提出。1935年，黄文山、陶希圣和陈高佣等十位教授在国民党《文化建设》刊物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反对传统派的固守和全盘西化论的极端，认为他们都轻视了中国的特殊性，主张以中国现在的需要为标准，检视传统，吸收欧美文化中所应当吸收的东西，建设中国新文化。这个宣言代表着当时的国民党在文化问题上的立场。胡秋原认为该宣言的用意是好的，但是没有讲清楚中国之特殊性何在，也没有明确何为中国现在之需要。而紧接着到来的抗战，使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转到救亡上，第三时期的折中派也就偃旗息鼓了。

俄化指中国早期的俄式马克思主义，以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为开端。后期的《新青年》为俄式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阵地。俄式马克思主义借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中国迅速传播，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神经，而近代以来应对民族文化存亡危机而起的西化派、传统派和折中派所提供的方案又接连失败。此外，马克思主义是为解决西方近代文化危机的产物，这使马克思主义更易于为急切救亡的国人所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如许多学者发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呼应之处，这也是当时人们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原因。胡秋原早期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是理解社会、文化、艺术起源变化唯一正确方法”。^[16]但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于是在文艺自由论辩中，他与左联就文艺自由的问题发生论争。胡秋原敏锐地认识到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不同之处，而且俄国对中国并非坦诚相待。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错误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非朝夕之事，需要持久的历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正是救亡压倒一切的时候，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地接受并把重点放在了阶级斗争的部分，并以之为求生存发展的理论武器。而胡秋原从一开始就秉持自由主义的信念，这使他在任何时候也不能认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胡秋原批判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苏俄马首是瞻的态度和学术政治化的做法，呼吁回到民族独立的立场上来。

胡秋原不仅对以上四派分别作了考辨源流的细察，而且总结出它们共有的特点。首先，四派都从各自的视角深入地进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较工作，皆提出一些中西文化同异之处。其次，四派都认为中西文化是两种异质的文化。再次，在西方文化的强势逼迫下，表现出普遍的文化自卑心理。主张西化或俄化的自是看不起传统，而传统倡导者动辄就要表白一番:西方有什么而传统中也有什么。这样零碎且人言人殊的文化比较模式明显地暴露出消极的文化情绪。另外，文化反思在经过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历程后，集中偏重于形上的道论层面上而忽视早期器物层面的反思成果。

胡秋原认为四派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发展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它们的共同前提，即认为中西文化为两种先天存在优劣的文化，是站不住脚的。文化“是人类为其自由与幸福所创造之工具，亦其成绩之总称”。^[17]中西文化皆为中西人类的生活工具，并不存在先天上的优劣而只有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此外，胡秋原认为我们要创造民族新文化就必须摆脱文化自卑心理，以平等的心态促使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技术是衡量文化水平的主要标准，所以在对文化进行形上的比较分析的同时，应该以科技工业的兴建为创造新文化的重心。

三、超越前进论

胡秋原在长时间的文化思索中，逐渐发现已有的应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方案——西化派、传统派、俄化派和折中派都行不通，且在学理上站不住脚。所以他更为深入地探研中西文化，思索中国文化的近代出路。经过苦心孤诣地“对帝国主义与民主政治，及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关系澄清以后”，胡秋原认为“中国问题既是发展民族工业而又必须促进民主，则鉴于中国过去现在及将来之情形，必须采取自由资本主义”。^[18]对于这一思索的成果，胡秋原概括为“超越前进论”。

对于“超越前进论”这一概念，胡秋原作了颇为详细的解释。“超越”有两个来源:一为明末徐光启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愚以为欲求超胜，先求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19]“超越”原取其中的“超胜”意义;一为康德的“transcendent”，康德用该词意指超越唯理论和经验论。胡秋原借用两者表示超越西化派、传统派、折中派和俄化派。“前进”指“向历史之明日前进”。^[20]“论”意味着不是在四派之外另添一派。

胡秋原认为“超越前进”的观念“虽由我自得，但实是古今为学之通义”。^[21]这一观念的基本意思不仅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那里，为徐光启、孙中山所认同，也与德国哲学家康德、西班牙哲学家阿特加(奥尔特加·加塞特)和匈牙利社会学家曼罕(曼海姆)等的学问精神相印证。

与对西化派、传统派、折中派和俄化派的批判相比，超越前进论是胡秋原文化思想的正面建构，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超越前进论认为要超越西化派、传统派、折中派和俄化派而前进。在上述对四派的批判中，可以得知，它们虽然有一些文化上的真知，但都视中西文化有先天立判的优劣。超越前进论的首要内容就在于廓清这种思想上的虚妄，匡正文化自卑心理，恢复中国文化本有的自信心，进而着手新文化创造。

第二，对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胡秋原认为文化的普遍性主要在于“一切文化如中西文化，有共同之根，即人格与理性观念，又有共同的兴衰之法则”。^[22]文化之所以有普遍性，是因为人性的一致，这里的一致不仅指人的食色之性，更重要的是指人的仁义之性。在结构上，文化分为制度、学艺和技术三大相互作用的系统，自然环境和某文化之外的文化为这一文化的外因。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文化的走向。在整个文化中，技术是文化生命力强弱的标记。另外，胡秋原著有《中西文化史对照简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现存的文化都经历过和经历着发展的兴衰。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不同，兴衰与发展迟速不同”。^[23]文化的特殊性体现着文化普遍性的规律，文化的普遍性寓于不同文化的特性发展中。

第三，对中西文化发展的比较。超越前进论采用同期比较法，对中西文化的发展史作了比较，认为:唐朝以前，中西文化大致并驾齐驱;唐朝至明末，中国文化领先于西方文化;然而明末以来，西方文化日益变革精进，中国文化日益固步自封。所以，中国文化落后于近代。依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为一相似的系统，只在近代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差距。比照之下，中国的技术发展不仅落后于近代的西方，而且与自身以往的技术发展水平也不相符合。所以，中国文化的近代任务主要为发展科技，兴造近代工业。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可能。在分析中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胡秋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对人类自由的贡献为价值标准，总结了传统文化对世界物质文明的贡献和传统文化中应被继承发扬的基本精神。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第一，自由平等。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视自由平等的集中体现，因此，开明专制使得中国文化历史上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宗教思想仇杀和阶级制度的压抑。第二，尊重劳动的精神。中国文化记载流传的始祖皆为带领民众艰难开创文明的科学家、发明家，成为勤俭朴实的人文象征，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后来的文化书写皆着重笔墨于此。第三，正义自尊与坚毅的精神。如周朝提出对他族生存发展的承认——德的精神就是对正义的最好诠释。而孔孟追求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精神是从古到今的人道的主要内容。第四，经世致用的精神。从六艺之学到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再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着卫道济世的学以致用精神。第五，博爱和平精神。孔子的德治、墨子的兼爱、老子的小国寡民等一直引导着中国对和平的追求。第六，中国文化的独立创造精神。这一点尤为体现在系统化的汉语。在这六种基本精神中，胡秋原认为经世致用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独立创造的精神同为近代中国文化所急需振兴的对象。

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保证了创造新文化的自信而不是自大。具体到现实中，新文化的创造不仅有民族基本精神的重兴，重要的是有工业化的具体实践。胡秋原认为现代文化“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内容上是科学的”。^[24]民族的形式是不同文化的特性，而科学技术的内容是文化的共性。所以，新文化的创造关键在于兴办实业，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五，新文化的建设两大标准和三大风气。胡秋原认为创造现代新文化必有两个标准，即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标准有两个意思，一为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一为新文化以民族的福利为依归。科学精神标准也有两层意思，一为从方法上看，思想行动都要从科学事实出发，依据科学规律;一为从目标上看，“吾人之创造，必合于最新的科学水准”。^[25]

胡秋原不仅从学艺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创造超越前进的新文化应当注意的内容，还从制度和学艺相互影响的角度，提出了三大风气，即尊理性、重自由、尚创造。以此风气促进学术发展，进而影响政治，反过来政治又促进文化的新生。从超越前进论所讲的内容看，胡秋原主张端正文化认识的态度，以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为框架分析文化的发展及近代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从而提倡走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创造出自由的新文化。

另外，胡秋原还给出了超越前进论实现的具体实施步骤。第一步，求取一种相信中国文化能够独立自主的意志。第二步，应用现象学的“括号”将西化、传统、折中和俄化括起来，搁置不理。第三步，以历史的眼光对中西文化的发展历程加以比较，从而认准我们文化现在的位置，借鉴以往兴荣的经验和牢记近代落后的政治教训。第四步，在文化落差中力求知识技术交流的平等，同时注重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第五步，号召全国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科技研究中，“集全国个人之努力，就是整个国家之成就”。^[26]第六步，制订符合自身文化发展能力的详细计划，如在某一时间内达到某一目标。同时，将第二步所设的“括号”去掉，广开言路，搜罗甄别各方面有益的经验，修缮计划。第七步，时常怀着忧患意识，以教育和法律为手段，防范国内外因素对计划进行的破坏。

胡秋原依照超越前进论描述了中国新文化的面貌。第一，国土保持完整。现有的国土是生存国界的最低保障。第二，“中华民国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一律自由平等”。^[27]第三，为各民族团结于统一的国家意识计，可以考虑实行联邦制。第四，“在自由经济原则下，发展三种资本:国民资本，国家资本和国际合作的资本”。以发展大工业带动农业。依法制止腐败贪污。第五，“在政治上自必实行民主政体”。“除中央与地方之均权及基本人权之确保外，应以保障知识、资本、劳力三权平衡。”第六，有意识地保护民族文化特色，普及文化教育，奖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明独创，“对国内及世界学术取自由、开放、竞争之态度”。“崇洋媚外、把持教育之恶风必须禁绝;而迫害思想、侮辱学人及洗脑之罪行，应与盗匪同视。”第七，“对外政策:民族独立，国际正义，与邻邦和平共处，不干涉，非战，中立，非强权，非核子，是我们的对外原则。……不以武力推行国策，绝不干涉他国内政，视力之所及，促进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中国自将开放门户，与各国加强互惠通商，及文化经济之合作，并欢迎外资”。^[28]

胡秋原对新式中国图景的描述表达了振兴中华民族的迫切愿望，与传统中“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一样都是基于现实的合理推想，对于现实社会的病态有一种讽劝的作用。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胡秋原是在近代民族危亡之下提出的，内容上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胡秋原的新式中国图景是在中西两大相当的文化体系碰撞中融会中西文化的尝试，它所设想的不是重演尧舜之政，而是谋划美好的未来，这容易激励起人奋发前进的勇气，即便困难重重，也会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践行中摸索出一些经验。所以，胡秋原新式中国的图景与“大同”的社会理想既不相同，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得益彰。

总之，超越前进论是胡秋原辩难西化派、传统派、折中派和俄化派，为中国近代文化提供解决危机的理路。其中对文化多有真知灼见，如认为中西文化无本质的区别;近代中西文化反思中普遍存在的自卑心理;对文化作整体上的历史观察，鉴往知来，认为政治对文化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等。这些都是胡秋原留下的宝贵的文化哲思。同时，超越前进论也是胡秋原早期文艺思想的发展。在早期文艺思考中确立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和精神原则，使胡秋原在对中西文化进行审辨的过程中，能够“依自不依他”，^[29]不盲从于其他文化主张而破除门户之见，以民族的幸福利益为依归来找寻中国文化的复兴道路。

超越前进论还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胡秋原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问题有着最清晰的认识。三民主义有三层意思，即“发扬民族的信心”、“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操纵现代的科学技术”。^[30]超越前进论是对这三层意思的进一步解释，对西化派、传统派、折中派和俄化派的批判是恢复民族自信心;对中西文化的历史考究和提炼是总结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对文化功能性的强调和发展工业的设计是对孙中山实业救国理想的发挥。同时，三民主义虽妥帖地勾勒出了中国文化危机问题的解决途径，但只为高屋建瓴式的把握，而超越前进论则详细地解释了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论证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前途。

四、胡秋原文化思想的贡献

胡秋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与同时代的有志之士一起为解答中国文化的近代危机问题而殚精竭虑，奉献一生。他对学问用意之诚、用力之勤、功夫之深令人叹服。胡秋原有着广泛的学术兴趣，因而在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等领域皆取得不菲成就，这里只就胡秋原及其文化思想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贡献，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贯穿于胡秋原文化思想理论的始终。从早期的文艺自由抗争到破除西化派、传统派、折中派和俄化派的门户之见，再到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解释和强调，都充分体现了他自由主义的立场:使学术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自由地研究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各种理性主张，同时以自由的学术影响政治管理。而他对民族文学和文艺美学的重建设想、超越前进的主张以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体会无一不表露出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可以说，自由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精神是胡秋原文化思想的两面旗帜，自由是民族独立的体现，而民族是自由的保障，两种精神交相辉映。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并不为胡秋原所独有，它是近代所有寻求中国文化出路的仁人志士共有的精神风貌，但胡秋原及其文化思想将之阐释得淋漓尽致，激励并引导后人的价值追求。

第二，对近代文化自卑心理的匡正。中国近代政治遭到来自西方船坚炮利的接连打击，使国人乃至文化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逐步丧失，以致造成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跟风或畸形吹捧传统文化。胡秋原继承孙中山恢复民族自信心的主张，耗费极大心力对中西文化史作整体上的同期比较，以破除西方文化先天优于中国文化的认识误区，重振文化自信心。胡秋原找回文化自信心的努力与现当代新儒家的工作相呼应，他早年与熊十力有师生之谊，虽然不同意熊十力的一些观点，但“先生大力精思，至意无非欲国人自知其性，共宏爱其族类之心。此实为儒学之血脉，为我无刻或敢忘”。^[31]后来，他与徐复观交往近半个世纪，两人交流各自对文化的心得体会，虽时有观点分歧，但在恢复文化自信心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第三，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设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近代落差，胡秋原认为这只是制度技艺上的一时落后，我们如果能在思想上民主讨论，深入分析文化的内外构造和传统文化的因革损益，具体实践上大力支持和发展民族工业，就能够弥补这一落差。胡秋原的这一设想基于他对文化作内容形式上的区分，他认为，作为人类谋幸福生活的工具，近代科技是文化的普遍内容，不专属于某一民族。所以我们应该虚心学习西方的科技，培养研究科技的青年人才，以此为改观中国近代文化的重点。现在中国因科技取得的一定先进成就而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容被忽视，就历史地证明了胡秋原对科技性质的认识。

第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32]郑学稼称胡秋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这对胡秋原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评语。胡秋原中学时代就提出“人格、国家、科学”三观念，立志科学报国，后因历史原因而转入文化批评事业，在他后来的漂泊生涯中，用心用力皆在此处。对自由的无尽追求、对民族的无限热爱和对学术“任重道远”的责任担当交织出胡秋原独特的人格魅力。

胡秋原文化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颇多，并不限于以上几点，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如晚年关于台湾“乡土文学”的讨论、两岸统一的爱国思想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胡秋原文化思想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胡秋原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以普列汉诺夫为研究对象的，而普列汉诺夫是否能完全代表马克思主义，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集中在阶级斗争理论，这是针对当时国内马克思研究的重心而发，但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新变化、新发展，胡秋原的表述过于粗略。其次，胡秋原的文化思想诞生于中国民族文化存亡的严峻形势中，相应地其时代任务主要在于建立民族自信心，寻求中国文化的因革损益的途径。在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中，胡秋原驳斥了中国文化长于精神而西方文化长于物质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的精神方面有不输于中国文化精神方面之处，但胡秋原并没有就这一方面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比较研究，这大概也是时代对每位思想家的限制之处。

五、结语

回顾近现代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奋斗史，那不仅仅是历史的陈迹，他们对文化的深沉忧思既为我们理性地认识现在和谋划将来提供借鉴的经验，也鼓舞着我们乐观热忱地面向未来。胡秋原先生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一生都在忘我地为民族国家的独立自强奔走谋划。超越前进论是胡秋原先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这是他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而得出的对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总评，也是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设想，对中国文化近现代发展的问题多有澄清。尤其是，他将文化与历史结合起来，以考察文化史的方式回答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在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这样就较好地避免了将中西文化作简单二元对抗式的理解。同时，他将科技作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性，秉承孙中山实业救国的理念，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中心任务在于发展民族工业，以此作为中西文化沟通交流的基础，这对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发展有一定的深远影响。

纵观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胡秋原先生的文化思想与其他各家文化思想理论一起构成我们近现代文化的多元传统。其实，任何一种理论都难免有偏颇之处，同一时期的多种理论之间既相互攻伐又相互补偏救弊，历史发展的中道就形成于它们之间的张力中，所以，不论是西化派，或传统派，或折中派，或俄化派，还是胡秋原主张的超越前进论，都在中国文化的近代发展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如此，每一理论主张或每个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力点都有着基于自身的知性选择，而胡秋原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同情的理解态度，认为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交汇中，应当诚挚地辨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因革损益。笔者愿意努力地感受这份理性的同情，追寻近现代仁人的文化自省。

【注释】

[1]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3页。

[2]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1032页。

[3]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1033页。

[4]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1033页。

[5]参见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544～546页。

[6]参见郭齐勇:《郭齐勇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4页。

[7]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32页。

[8]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32页。

[9]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139页。

[10]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64页。

[11]张之洞:《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76页。

[12]严复著、许祖华编:《严复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08页。

[13]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3页。

[14]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4页。

[15]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77页。

[16]胡秋原:《文学艺术论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页。

[17]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323页。

[18]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14页。

[19]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第321页。

[20]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10页。

[21]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07页。

[22]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6页。

[23]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18页。

[24]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52页。

[25]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31页。

[26]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30页。

[27]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32页。

[28]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232页。

[29]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代序》，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16页。

[30]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85页。

[31]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70页。

[32]《胡秋原先生之生平与著作——祝贺胡秋原先生七十寿辰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