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民族主义论的三个面相及其评析

胡秋原民族主义论的三个面相及其评析

□　何卓恩

胡秋原先生是大陆赴台知识分子中具有影响力者之一，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矢志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王晓波称他为“以民族复兴为志业的胡秋原先生”;^[1]邝骤节说他一生的精神努力就是“希望大家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团结起来，拓展共同的命运，并在学术上证明其可能，在道德上证明其应该”;^[2]陈映真感慨，“在政客官员、教授和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尽情嘲笑、不以媚外事大为士大夫之大耻，在民族统一问题上含混、暧昧甚至到以反统一、反民族为光荣先进的时代，胡秋原坚定地、鲜明地、凛然地高举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光辉的火炬”;^[3]袁懋如也赞誉，“在一片追求享受，政治上昏昏欲睡的情况下，秋原先生毅然扛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4]

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20世纪到来之前集中在“常”“变”之争，20世纪则转向“主义”之争。从价值追求上说，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主张，无过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至上)、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社会主义(阶级平等至上)三大系统。胡秋原并非自始即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从他早期的文字和晚年自述看，他最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社会主义者”，在信仰社会主义的同时他也信仰自由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可以而且应该合作的”，这使他与排斥自由主义的教条社会主义者常陷于争执中，被斥为“马克思主义之‘异端’”。^[5]游历“自由主义的故乡”英国和“社会主义的祖国”苏俄之后，他观念大变，放弃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转为主张“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了。其实这个“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表达的都是民族主义的内容。他说:中国的前途是民主化和工业化，“要迅速工业化，不可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6]要实现民主化，必须使自由主义有超越西方的发展，克服其片面性，“而余所谓新自由主义者，则以祖国之自由为枢纽，外以争人类自由，内以保国民自由。于是此新自由主义，即是民族主义之灵魂，亦是民主主义之基础”。^[7]他认为“民族主义同时是民主主义”，^[8]国家内部政治、经济都要体现出平等民主的精神。从此，民族主义伴随胡秋原终身，成为他最钟情的一种主义。

胡秋原学识渊博，关怀广阔，他的民族主义内涵十分丰富，本文试就政治、文化、学术三个角度略作观察。

一、政治面相:国家至上论

胡秋原思想归于民族主义，起因于民族灾难对他的刺激。“九·一八”事变发生，胡秋原放弃在日留学的学业，在国内宣传抗日。这一行动虽然并不等同于向民族主义转变，^[9]但却无疑表示他对于民族命运的关怀。^[10]因不满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3年胡秋原参与了主张民主抗日的“福建事变”。而事变后的流亡过程，特别是他领悟到海外华侨父老对他的欢迎“不是欢迎我，而是欢迎抗日，要求抗日”^[11]之意，和感受到“在各国旅行中，处处表现民族主义是各国立国第一义”^[12]时，则更推动了他的民族主义信念的形成。按照他的说法:“如中国为三等国，头等人物亦三等人。如中国为头等国，三等人亦头等人。思至此，使中国为头等乃第一要事，其他皆不足道。”^[13]在当时，日本侵略是中国强盛的最大障碍，所以他将努力方向确定为“抗日便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14]这便是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论述。抗战全面爆发后，流亡归来的胡秋原1938年3月21日为《时代日报》撰写社论，就将“纯粹的、绝对的、彻底的民族主义精神”作为全民的信仰来提倡，指出:“我们因为没有坚实的近代民族国家之基础，民族主义的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一般确是非常缺乏。地方主义常压倒民族主义。……中国人之一般的爱国观念，与其说是一种鲜明的民族意识，毋宁说多是一种扩大的乡土观念，文化的和种族的自尊心。”^[15]

他提倡的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即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中心，以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国家的价值高于一切，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阶级解放与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都应该置于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之下。他在《历史哲学概论》中明确以民族史观代替阶级史观来解释历史，是民族高于阶级的公开表达;而抗战后期雅尔塔体制下的中苏谈判断送外蒙，他更痛心得“一时几乎陷于疯狂”，^[16]置自身前途于不顾公开发表反对声明，招致职务全免的惩处，则印证了他损己奉国的旨归。

胡秋原的民族主义，与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有极大的亲和性。胡秋原并不讳言他对三民主义的认同。他说即使从自由主义角度看，三民主义也是众望所归，自由主义只是不借助权力而传播思想的态度和制度，本身不预设思想内容，“自由主义在中国政治上的结论，必然是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合乎逻辑，合乎科学，合乎全民族的需要，愈取自由的讨论方式，必能愈使此种思想为全体人民所接受”。^[17]他认为三民主义其核心精神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是服务于民族主义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首先将民族主义带到中国。‘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前代为英雄革命，今代为国民革命’，同盟会宣言中这两句话，就是民族主义的精义。”^[18]他并指出，孙中山已经看出中国民族主义不发达的障碍，特别主张将家族主义变为民族主义，到了抗战时期全国奉行三民主义，妨害民族主义发展的地方主义、阶级主义、边疆分离主义得到克服，“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大口号“较之五四时代的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是更生动，更强有力”。^[19]鉴于他对三民主义的认同，胡秋原不仅很早加入了国民党，并作为国民党的代表担任了国防参政会参政员。

但是，胡秋原并不满意于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实际维护。正如陈孟坚所说，“胡先生曾长期有国民党党籍，却不专门地党言党语”，而是很注重独立思考，“只说他基于知识、基于民族大义而该说的话，即使开罪了国民党的大佬权贵，也在所不惜”。^[20]他因为反对进行签订出卖外蒙的条约的谈判而被免兼任各职，就是分歧之一例。除此之外，他与国民党不同调的主张还有许多，以赴台后为例，他在保钓运动、乡土文学、美丽岛事件、参访大陆等问题上，都与国民党立场不一致。“国民党派多人要求胡先生不再刊载保钓文章，未为接受”;^[21]“当国民党御用文人猛扣红帽子，要把乡土文学诸君子置于死地的时候，胡秋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22]“高雄事件发生，鉴于政府态度之严厉……胡先生在《中华》写了一篇社论，劝当局以违反戒严令处理此案，从宽发落”，“引起有关单位不谅解”;^[23]1988年毅然访问大陆，更遭到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处分。

他在这些事件上的立场与国民党有异，基本的思想支点都是民族主义。国民党由于现实的政治利害关系，在民族主义价值上要么妥协，要么变调，在胡秋原看来这有违三民主义精神。保钓运动国民党明知是正当的，却顾虑影响其与美日的关系，采取了压制态度;而到大陆访问时，国民党已开始本土化蜕变，当然反对被“统战”。胡秋原作为主张维护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义者，在这两件事上与国民党相左^[24]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较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何要对台湾乡土文学和有分离倾向的美丽岛事件仗义执言。其实这些仍然是从民族主义出发的。胡秋原认为民族主义的国家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文化，他正是理解到台湾的乡土文学是相对于洋化文学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文学，是在朝“从自己的同胞和土地上汲取创作的泉源，建立民族的风格”的方向上努力，相信“今以此处的乡土始，究必以到大乡土之大陆终”，^[25]所以愿意支持台湾乡土文学。胡秋原又认为，民族主义是爱同胞的主义，^[26]台湾人也是中国的同胞，只有确立同舟共济意识，才能弥合省籍嫌隙，达成全民族的团结。

在台湾生活的半个世纪里，胡秋原开展了多项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事业，除上述提到的以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创办《中华杂志》和创建“中国统一联盟”。《中华杂志》持续30年，不仅“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爱国者”，^[27]还主办七七纪念会等民族主义活动，使台湾青年“上了活生生的一堂爱国爱民的历史课”。^[28]“中国统一联盟”则对于抑制“台独”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文化面相:超越前进说

胡秋原的民族主义，回答的是“中国到何处去”的问题，但影响到这个问题之回答的，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到何处去’的理论前提”。^[29]中国文化出路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课题，学人相继提出了传统主义、西化主义、俄化主义、折中主义等不同的解答。

胡秋原主张民族国家至上，当然也热爱民族悠久的文化。抗战以后，中外交通被日军封锁，胡秋原获取外文著作困难，这使他有了系统阅读中国经籍的机会，“我愈读中国书，我愈感到中西文化在基本原理上是相同的，因为人性是相同的，而且都是自由思想的结果”。^[30]不过因环境不同，有发展之快慢，也各有特殊成就而已。因此，他反对妄自菲薄民族文化。很早他就说“民族主义是今日抗战建国的中心精神，也是我们文化运动的中心精神。我们要有为民族所有，为民族所造，为民族所用(of our nation，by our nation，for our nation)的文化。一切非民族反民族的文化，我们都要拒绝。一切必须服从民族的利益，一切必须适合民族的环境”。^[31]

但他却并非固执自闭的复古主义者，相反他反对一味保守的传统派，很注重学习和吸收外国文明以创造自己的现代文明。他在上文提到的为《时代日报》撰写的社论里，已经将“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的光荣尊严的德性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与“要充实民族力量，要补救自己弱点，要现代化，要科学化”^[32]作为民族主义的要点。现代化、科学化就必须吸收外国现代创造的文明。他不同意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的流行看法，说:“抗战以来，在空前对外战争中，提高了我民族自信心，这是极其可喜的。然而同时所谓中西文化的二元见解，即中国文化长于精神，西方文化长于物质的见解，也流行起来。这种意见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如不纠正，结果也有害于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不是叫我们相信中国固有文化可以自给自足，而是相信中华民族自己已有科学化的能力，来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文明。”^[33]

胡秋原主张学习和吸收外国文明补救自己弱点，却非常反对用外国文化“化”中国。20世纪展现在中国面前的外国文明，有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也有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他归宗民族主义后反对最彻底的是“俄化”，但“西化”他也反对。

他之所以反对“俄化”，乃在于他认为俄国文化是西方文明病态发展与落后的农业文明之联姻。西方文化经历民主、科学的革命之后，文化创造力逐步丧失，“西方文明之主角已不忠于自己得以发展的原则——即自由的原则，而积极地以侵略为国策”，^[34]走向帝国主义。他说，这不是中国所需要的文化。而他之所以反对“西化”，固然因为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病态至今尚未完全克服，更主要的原因却是任何文化都必须在自己民族传统的根基上自由创造。“问题不在于如何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在如何发展自己的文明，如何在自由主义(指自由创造——引者注)的路线上迅速前进，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文明。所以真正的维新和守旧是一事而非二事。我们自己进步，才真正能保存固有文明。而能发展固有文明，亦必能达到西方人智之同等水平。不由本国历史出发，是不能长大的。而不能长到西方人(特别是今天的美国人)的高度，是不算成年的。”^[35]

胡秋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折中派都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传统派的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说，西化派的西方民主科学中国蒙昧专制说，俄化派的中国封建主义西方资本主义苏俄开创社会主义新方向说，都没有弄清中国文化失败之由来，“我日益发现他们的论据都站不住，他们的错误都是以一时之事势立论，或误信他人的宣传，根本没有学问的根据”。^[36]而折中主义，在政治上也许必要，在学问上则根本不可，“因为学问之目的就是要对于一个问题得出一个确实的结论，没有确实的结论，一切折中也是错误而危险的”。^[37]

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折中派既然都不可靠，中国文化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才能符合民族主义的目标呢?他提出正确的文化路线是“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就是不走传统派的保守路线，不走西化派、俄化派的盲从路线，也不走无原则的折中路线，而走自主创造新文化的路线。这条路线他自名为“超越前进论”。

他对超越前进论的内涵，有如下的表达:

所谓超越前进论者，不是否定或不理中国传统文化或现代西方文化的意思，甚至也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中若干真理的意思。“超越”首先要了解，彻底了解;然后才能辨别其中何者是有价值的，何者是无价值的;然后才能用自己的心思才力，将有价值的加以结合和发展，形成为一新的东西。我所谓超越前进，在学问上说，是超越三种门户之见(指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三派及三派之折中——引者注)以作独立创造之思考之意;而其逻辑引申，自是超越世界上的种种意识形态……来重建新中国、新世界文明之意。

根据这一定义，超越前进论是不承认文化类型的，认为文化基于人性，而人性是全人类相同的，环境的不同可以影响到文化的特色，却不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化，文化与其说有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等人所说的不同类型，不如说只有程度不同的发展过程，“人类到最后将有一种统一的世界文化、人类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以前的文化都是一种过程”，^[38]尽管在一定阶段常以某一民族或国家代表一种文化，因人类智性大抵相同，这种文化的价值也将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超越前进论也不承认文化的固化性和整体性，主张文化创造者随时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在各色文化中择善而从，“各国文化有先有后，甚为寻常。任何国家后来居上，亦皆经此一过程。近代英国人是向意大利学习的，结果超过意人。德国人是向英法学习的，结果与英法伯仲，且或过之。美国人是向英德法学习的，而结果逐渐走到西欧之前。有为者，皆如是”。^[39]

胡秋原的研究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许多与现代西方的文化是相通的，“许多人以为驾驭自然发明科学是西洋人之特长。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开物成务’‘利用厚生’。有人以为向外追求勇猛精进是西洋人的特色。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自强不息’‘富有日新’，‘无逸’和‘无惧’的”，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是最容易对话的。我们有共通的尊重人道，尊重个性，尊重人格尊严，尊重家庭幸福，尊重公共福利的观念;我们有共通的尊重理性，尊重学问，尊重宽恕的观念;我们有共同的中庸之道以及博爱与和平的观念。我曾说西方正统文明可以称为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有三个要素或阶段，即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进化主义，由此乃有现代西方的学术政教，民主与工业。而这三者，也是中国思想的核心与源泉，不过没有西方文化发展得深切著明而已”。^[40]正因为有些方面没有西方文化发展得“深切著明”，我们就要向西方学习，但不是学习它们的一切，而是“学与我们精神不相冲突的，学我们所不及的，而我们所不需要，世界也不需要的则不学”。^[41]我们要学习西方发展很充分的科学和工业化，理性、法治精神和民主制度，诚信、服务的观念及平等的道德，但绝对拒绝它们的帝国主义，这就是超越前进。

胡秋原认为中国20世纪政治的悲剧，根本就是文化路线的失败，是文化门户主义的失败，是“传统派为西化派开路，西化派为俄化派开路”的结果。他坚信，超越前进论才是中国未来唯一的出路，只有超越前进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我曾提出‘超越前进’代替传统、西化、俄化、折中的四种主张。我的构想，意在基于确实根据，解决中国前途问题，俾能团结八亿同胞的思想，共同建立新中国”。^[42]这才是摆脱左右各派纠缠的正道，“我不是左派，我不是右派，我是正派”!^[43]他不自称中派而自称“正派”，带有根本否定左右各派的深意。因为“所谓中派，对左派右派而言，肯定了左右，然后有中。而首先肯定正道，然后左右皆是旁门”。^[44]

三、学术层面:理论历史学

胡秋原说他的“超越前进论”是“基于确实根据”，这个“确实根据”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学术中来，“由学问求一个中国应有的将来，是我一生的工作”。^[45]

胡秋原的学问，涉猎人文、社会领域的各个学科，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经济，都有深入的研究，“不过秋原可贵的，还不在此。秋原对各科学问，都是入而复出，以民族观念为中心，打破各科的界限，加以融会贯通”。^[46]其中他用力最勤、贯通最充分的则是史学。出于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关怀，他不认为历史是过去之学，而认为是将来之学。他说:“将来来自现在，而现在来自过去，所以我终于走向历史。”^[47]他一生为学的宗旨，即在着力发挥史学鉴往知来的功能，以史学探求中国可能和应有之前途。

着眼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立国之道”，^[48]着眼于“以史学燃吹希望”，^[49]他的史学大别于流行的史料学派的考据学风。他认为史学要发挥鉴往知来的功能，不能止于考据，史学应该作为说明文明兴衰社会治乱之因缘的钥匙，和未来因革损益的根据。为此他论述了他的“理论历史学”。

他的“理论历史学”主要包括史学方法论和价值判断论两部分。

关于史学方法，他说:“一般所谓史学方法指史料之批评、考证。此仅史学方法之初步，确定个别之事实而已。史学方法之第二步必须借助各种辅助科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书学等)及社会科学之解释、说明，将个别之事实连结为事态，尽可能看出事态之关联、构造与变化。史学方法之最后一步，在对于一时代一社会内部的构造(社会之道德知识状态、技术、制度、学艺)与外部的构造(地理的、国际的)，内部的外部的各种因素，以及内外之间的相互作用(模仿、学习、和平通商与战争)加以考察与联络，理解其先后的因果关联与其一定时期之总结果。”^[50]

关于价值判断，他说:“历史学不仅要说明兴衰治乱之由来，最后还要评价文化之成就与得失，为因革损益之根据。此涉及科学技术、行为制度、文学艺术之价值判断。我由史学与科学、哲学之合作建立目的论，说明真善美之原理，而以正义、和平与文化创造力之解放为文化批评之标准。”^[51]

无论是因果论的史学方法论，还是目的论的价值判断论，他都主张通过比较来实现。“史料之鉴别须比较，事实之关联、变动及其因果关系之判断须比较，文化之评价亦须比较。”^[52]

胡秋原的历史研究就是从比较入手，着力于厘清“因果”，把握“价值”的。其丰富的历史著作，足以印证这一努力的过程，包括《历史哲学概论》(1940)、《近百年来中外关系》(1943)、《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1943)、《新自由主义论》(1946)、《中国之悲剧》(1950)、《中国文化的前途》(1953)、《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1953)、《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1955)、《中西历史之理解》(1966)、《复社及其人物》(1968)、《史学方法之要点》(1970)、《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1973)等。这些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53]包括:

1.人类史即文化史，亦即各民族文化生长、变动、交涉、竞争之过程。人类除了生物需要之外，还有德性与理性的能力，这是文化创造的原动力;而环境则使文化创造成为现实。

2.环境的变动引起文化的变动。自然因素、外部民族状况、内部人口面貌等环境的变化，对文化变革提出新要求，在思想的能动作用下，促成固有文化因革损益。

3.文化变动的成败影响社会的治乱。文化损益能适应环境变化，社会就会重归安宁和谐;反之，社会便处于纷扰动乱之中。

4.文化变动成败取决于文化创造力，而理性是文化创造力的表现，德性(民德士气)是文化创造力的保障，其中知识分子的品质尤其重要。

5.各民族文化的成就和命运，在世界史中结算。文化起于普遍人性，没有类型之分，只有程度之别，在世界文明的“运动会”中，各民族文化之高下优劣判然可分，优胜劣汰的命运也清晰可见。发展落后的民族应该取长补短，超越前进，才能屹立于世界。

胡秋原以“理论历史学”的内外互动的分析法来把握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自远古至春秋时代为中国从部落同盟到封建国家时期，国际上处于光荣孤立状态;战国以后形成统一帝国，封建经济向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国际上与周边民族互动频繁而进入亚洲史时期;元朝打通欧亚后渐入世界史时期，但由于明清闭关政策使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时候掉下队来，未能实现工业化和走向高级资本主义，而终成西方帝国主义和后起的东方日本等的奴役对象，统一帝国瓦解，国家纷乱和分裂，尝试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制度而至今未成。

第三阶段的困境之所以难以走出，是因为历史环境变迁所需要的因革损益没有实现，文化因革损益之所以至今未有实现，基本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颟顸(传统派)、盲从(西化派、俄化派)和怠惰(折中派)，丧失文化创造力。因此，中华民族要走出第三阶段，关键也是赖于知识分子文化创造力的恢复，“面对国丑世难，如何克绳祖武，益光前烈，开万世之太平，是这一代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的责任”。^[54]他的代表作《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置于文化主体的地位来书写，高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精神，总结出“一个国家的生命，在其文化学术，而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在其知识分子，在其知识分子之责任心与自尊心，惟其有责任心与自尊心，也才有创造力”^[55]的规律，而另一些重要著作《中国之悲剧》、《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等，则痛斥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知和堕落，说他们缺乏责任感，缺乏自尊意识和历史感，始而抱残守缺，既而模仿西方，既而效法苏俄，间或折中调和，结果不仅不能应付列强，反导致自斗自乱。“中国的事不怪谁，怪只怪知识分子自己不好好读书，只是一味迷信，要么西化，要么俄化，没有自己的思想。”^[56]

四、简略评析

胡秋原的人生行程与国难相始终，所以他关心的“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国家，第三还是国家”。^[57]他的民族主义由政治层面深化到文化层面，进而又深化到学术层面，这是一个追问的过程。同时追问的结果又形成一种支持力量，学术层面支持文化层面，文化层面支持政治层面。尽管他终其一生关心政治，但对实际参与政治、封官授爵并无多大兴趣，主要“立身于道统”。^[58]胡秋原曾言:“中外古今，是只有学问的心血，才能代替血淋淋的生命的!”^[59]他少时就学桑梓，习顾黄王颜诸儒爱国思想，尤感顾亭林“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之说，“明道救世”成为他立志的开始，并影响终身。^[60]文章报国、明道救世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不过，从胡秋原三个层面的论述看，也有一些似乎言不尽意或有可反思之处。

在政治层面，以“国家至上”为信念的民族主义者，焦点关注“国家利益”，而对于国家的构造方式和终极价值，往往难免轻重失衡。改奉民族主义之后的胡秋原，也呈现出这一特征。他对于“自由”、“民主”、“均富”、“人生幸福”等价值虽有所关照(例如他曾维护言论自由抵制台湾当局制定出版法的企图，也声援过雷震的反对党运动)，但当这些价值与他所想像的“国家利益”相联系的时候，也常有后者屏蔽前者的情形。20世纪60年代胡秋原以“反民族”、“文化卖国”等名义强力攻击自由派人士即为一例。他原则上认同三民主义，但在推动民权和民生的进展方面，理论和实践上着力都比较少。民族主义者如何将“国家利益”与“国家构造方式”和“国家终极价值”结合起来，仍然留下思考的空间。

在文化层面，胡秋原在现存的西化主义、传统主义、俄化主义、折中主义之外，以史学家的洞见，独立思考，提出“超越前进”的论点。这个观点非常有新意和有意义，但是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其影响力都十分有限，不仅社会上的反响不大，学界也遭到冷遇。这一巨大的遗憾，固然有多种的外部原因，论主所提供的阐释本身清晰性和具体性不足，恐怕是关键。胡秋原在论证的过程中，“破”的工夫多于“立”的思虑，给人留下的更多是“去文化形态观”的意义，而没有提供一种可操作性的文化建设指引，超越了传统、西化、俄化、折中之后，文化究竟怎样“前进”?怎样确立文化前进的方向性?多有尚待进一步探究之处。

而在学术层面，胡秋原的理论历史学的探索，一方面为当代中国重振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也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对中国历史所遭遇的“第三阶段”困境负责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放过了历代政治人物所应承担的责任，忽略了社会力量自发的成长的现代性意义，而带有唯智论的色彩。不仅如此，他的唯智论还与一元思维相联系，斥其他思想流派为无知的颟顸或无耻的盲从。他劝导青年要“我行我素”地坚定爱国主义的心志，要有“官逼民不反”的修养，^[61]但对于异见人士却常有抑制不住“嫉恶如仇的正义脾气”。他一生经历的论战很多，如文艺自由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民族资本主义论争，文字问题论战，中西文化论战，逻辑与方法问题论战，东方社会论问题论战，乡土文学论争，真假民族主义论争，现代化与行为科学论争等。这些论战有些是理性的，有的则是自负而峻急的。对此即使是他的朋友也颇有微词，说他忧国情殷，爱国心切，对见仁见智的政治是非“弄得是非纠结，难解难分”^[62]者有之;说他“常卷入一些无谓的论争，继以缠讼，无端耗损他许多时间精力”^[63]者有之;劝他“放弃现实政治的一切关心，完全埋头到学术著作上去”^[64]者有之;而他自己也讲，卷入论争和缠讼，耽误了《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中古、近代篇的撰写，留下了遗憾。实际上对于民族的困厄和苦难，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知识分子并非完全是无知和无耻，他们形成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颟顸和盲从，面对时代大变迁，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促使知识分子从不同侧面了解、思考、寻求答案也是很正常的，只要彼此冷静地思考，系统地阐述，理性平和地讨论，彼此的分歧终会缩小，共识终会增加，而这样达成的共识，可能才真正有益于“超越前进”。

【注释】

[1]王晓波:《以民族复兴为志业的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2]邝骤节:《我所知道的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3]陈映真:《寿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火炬的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4]袁懋如:《一位心胸坦荡无私的长者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5]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6]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7]胡秋原:《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自序，《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8]胡秋原:《中国文化复兴论》，《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9]据胡秋原自述，他放弃留日学业与朋友的意见有关系，“我原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且有官费。民国二十年，回国省亲时，九月十八日到了上海买好九月二十日船票赴日继续学业。不料次日阅报，大变发生了。我问一切亲密的朋友，有的人说，蒋介石都不管，你管他干什么，你去拿文凭和官费。也有的人说你何能再去，你去了，你是反对日本侵略的，你会讲话，一讲话日本人把你抓了去。最后，我放弃留日文凭”。参见:《访亲历廿世纪百年的思想家胡秋原》，《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10]本文所称的民族主义，并不简单等同于爱国主义，而是指在个人、宗族、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社会构成之中，强调民族国家的价值无条件高于一切。一般关怀民族命运的爱国主义则不必然具有这种绝对性。相对于这种民族主义而言，社会主义以阶级解放为最高价值，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最高价值。

[11]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12]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13]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14]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15]胡秋原:《纯民族主义》，《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16]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17]胡秋原:《论自由主义》，《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

[18]胡秋原:《抗战以来之思想界》，《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19]胡秋原:《抗战以来之思想界》，《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20]陈孟坚:《盛名重言荫翼多》，《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21]钱江潮:《中华同人为秋公九秩暖寿的开场白》，《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22]寒山碧:《我在大陆香港和台湾认识的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23]蔡天进:《我和胡秋原先生四十年交往》，《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34页。

[24]关于参访大陆的原因，大陆改革开放后，胡秋原认为加强双方交流十分必要。“几年前胡秋原先生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所以我们要透过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学人互相访问，互相了解对方，来讨论民主统一建国问题，来影响两岸政策，缩短大陆与台湾的距离，为苦难中华民族找出民主、团结统一的中国道路。”参见蔡天进:《我和胡秋原先生四十年交往》，《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25]参见陈映真:《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的出路》，《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26]参见成舍我:《民族主义与学术自由》，《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493页。

[27]毛铸伦:《请翻开中华杂志》，《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28]参见蔡天进:《我和胡秋原先生四十年交往》，《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29]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前记，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30]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31]胡秋原:《中国文化复兴论》，《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

[32]胡秋原:《纯民族主义》，《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33]胡秋原:《中西文化论》，《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34]胡秋原:《中国之悲剧》，《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248页。

[35]胡秋原:《论中西文化与创造中国新文化》，《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36]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前记，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37]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前记，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38]胡秋原:《论中西文化、共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90页。

[39]胡秋原:《论中西文化、共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

[40]胡秋原:《论中西文化、共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292页。

[41]胡秋原:《论中西文化、共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

[42]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43]刘添财:《堂堂中华道路》，《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44]孟德声:《一位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45]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46]朱云影:《胡秋原先生与其文章》，《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47]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48]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49]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50]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51]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52]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53]参见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8页;《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

[54]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55]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56]转引自竹林:《中华赤子胡秋原》，《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57]朱云影:《胡秋原先生与其文章》，《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58]胡秋原:《论道统与政统》，《中华杂志》1980年4月号。

[59]参见李想:《爱国者胡秋原先生七十寿礼赞》，《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60]胡秋原:《谢启并自述八十年来我的思想之来源与历程》，《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61]参见董良骏:《长者的启迪》，《胡秋原先生80-9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62]黄德馨:《秋原兄七十大庆献言》，《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63]李秋生:《振大汉之天声，发潜德之幽光》，《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64]徐复观:《人生道上突破中的友谊》，《胡秋原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