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自由文艺论辩”

谈“自由文艺论辩”

□　尉天骢

今年的端午节，是胡秋原先生的百岁冥诞，我想在这里谈一件当年与他有关的一场文学论战来纪念他。那就是新文学史上所说的“自由文学论战”，也有人称之为“第三种人事件”。关于这段历史，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年出版)第二章有一大篇文字在叙述它，但对照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吉明学孙路茜编的《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来看，两者评论的观点有很大的差距。不是史料的差距，而是解说者政治立场的差距。这里所说的政治观点，并不指编者的政治信仰而言，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使人能更清晰地有着不同的判断。

为了对此有一简明的了解，这里先把那一段日子的时代背景列之如下，以便帮助大家对之有所思考:

1930年　世界经济大恐慌开始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民族文学运动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中国社会史论战

　　　　耶士培(K.Jaspers)发表　《时代之精神状况》

1932年　12月8日日本进攻上海

　　　　中共成立苏维埃政府

　　　　自由文艺论战

　　　　赫胥黎出版　《美丽新世界》

1933年　希特勒上台

1935年　俄共莫斯科大审

1936年　西班牙内战

纪德(A.Gide)发表《苏联归来》

根据这一背景，我们可以有如下认识:

由于当时正面临世界经济大恐慌，当然也就可以领会西方社会所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矛盾到了何等的地步，当然这也影响到共产世界的矛盾，并诱使日本加快对中国的侵略。如是便更加推动各个国家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而因此便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法西斯统治;如是而有希特勒之上台、西班牙内战和苏共的莫斯科大审判。在这样的影响下，在中国也才有国民党之法西斯化，和中共之成立苏维埃政府。在这种极权主义膨胀下，文艺工作也就成了现实政治的附庸和党派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才相对地在1930年由中共策动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由国民党策动发表了《中国民族文艺运动宣言》。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学”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民族主义的作品，而是打着“民族”的招牌而实际上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法西斯文学。总之一句话，文艺到了这个阶级，不仅赤裸裸地成为政治的工具，而同时也赤裸裸地成为党派的工具。又由于当时的政党各有其国际支持的背景，因此，中国的新文艺活动也就因为这些政治与党派的关系，而涂上了国际强权的色彩。这是一看当时俄共推动的文艺政策和中共所发布的文艺主张两相对照就可以明白的。欧美的法西斯主张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这样左右两派尖锐的对立下，便使得一些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文化界人士日益感到不安。这就是被人称之为“第三种人”的一些作家，而胡秋原和苏汶只不过是其中的代表而已，所以他们才有下面一类的话表达出来:

随着中国“内乱”之尖锐，独裁政治之强化，盲动主义之急进与败北……在感觉最敏锐的文艺领域中，开始见法西主义之萌芽。这萌芽之具体表现者，即所谓“民族文艺运动”。

这新的法西主义文学，是比所谓颓废派下流万倍的东西。

所谓民族文艺，是应该使一切真正爱护文艺的人贱视的!

中国文艺界上一个最可耻的现象，就是所谓民族文艺运动。

关于民族文艺家所做的一切不正与不洁的事实，残虐文化与艺术之自由发展，无需乎多说了。而他们所标榜的理论与得意的作品，实际是最陈腐可笑的造谣与极其低能的呓语。毫无学理之价值。文艺之理论与创作堕落到如此，只有令人诧异了。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值稍有识者之一笑的，然而爱护艺术的我们，为了真理的重光，为了艺术家的人格，为了艺术的尊严，对于这样僭妄之举，于深致叹息之余，如何能默然而息呢?^[1]

当然，这种批评不仅指向国民党，也同样指向共产党。当左派正热衷于辛克莱(U.Sinclair)的“一切艺术都是宣传”和列宁的“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的时候，胡秋原也同样表明了他的抗议，他引述普列汉诺夫的话，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里也并不反对文艺自由。他在《浪费的论争》一文中说:

(列宁)说过，“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也强调过“哲学之党派性”。不过，一个革命领袖这么说，文学者没有反对的必要。“不属于党的文学家滚开罢”(列宁)，“滚”就是了。……所谓“自由”二字，革命家很怕提起……然而真正的自由主义，不仅是我们不必害怕，而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自由主义是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独裁的武器，然而社会主义者亦不必拒绝它作反对资产阶级独裁的武器。……一个艺术家一定要做政治的留声机，我无论如何总是觉得不太够味儿的。……不要用命令去指挥作家，也不要用革命去吓似乎意见不同的作家。

传道书云:“压迫他们，贤者也变为愚者。”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是与文化之发展绝不相容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2]

1932年中国文坛上的论争，是以“文艺创作的自由”为中心的，也就是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和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案:笔名杜衡)与左联之论辩。

胡秋原先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阿狗文艺论》:“文学艺术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互相竞争才有万花缭乱之趣……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令执笔而已。”^[3]这些话表面上固是对民族文艺运动而发，但是左联的人们认为同时也在影射着他们。……他后来又在《文化评论》第四期发表《勿侵略文艺》……态度就更为鲜明了。这首先引出了谭四海《自由智识阶级的文化理论》一文(《中国与世界》第七期)批评整个《文化评论》及胡秋原艺术理论。胡秋原也作了答复。……这以后，就引起了胡秋原对左联的积极进攻，于是有《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之作。……难怪左联要认为“胡秋原不是攻击钱杏邨个人，而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当左联与自由人的胡秋原进行论辩的时候，号称是第三种人的苏汶在《现代》上发表他的《关于左联“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维护胡秋原，嘲笑左联。左联方面首先给“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以“严正的光辉的批判的”是易嘉(案:易嘉，宋阳，史铁儿都为瞿秋白的笔名)。他在《万花缭乱的胡秋原》一段里批评胡秋原……在《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一段里批评苏汶……左联方面，尚有周起应(案:周起应又名周扬，是中共在左联中的总指挥)在批评他们。接着，苏汶在《现代》第六期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又给易嘉和周起应以批评……这时舒月发表了《从第三种人说到左联》批判苏汶。苏汶接着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发表《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论辩到这里，已经到下结论的时候了。于是先有胡秋原的《浪费的论争》对易嘉、周起应、舒月三人作一总答复。左联则有冯雪峰发表了《并非浪费的论争》将胡秋原的主张下了一个结论，鲁迅则已先对苏汶作一总批判，写出他的《论第三种人》一文。而何丹仁(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人”的倾向与理论》，则是这一次论辩的总结……纠正了文学的阶级性的机械的了解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

论辩结束了，问题仍在继续:人们的心灵如果没有自由，一切真正的争论仍会继续下去。

还可以说，这场“自由文艺”论辩或者“第三种人文学”讨论，真可说是在政治主义或者党派干预之下的一场自由主义者的论战。虽然这场讨论并未形成多大的作用，但是后来的一些事实却让人认识到:如果不能让文学艺术乃至于文化教育摆脱加在它们上面的政治性或党派性的干预，那将必然会使整个社会遭到严重的窒息。文学事业、文化事业如果都以这样的态度来推动，即使成功，也只能达到统治的效果，不会有真正的成就;有之，只不过奉命文学而已。

【注释】

[1]胡秋原:《文学艺术论集·阿狗文艺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2]胡秋原:《文学艺术论集·浪费的论争》，台北:学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245页。

[3]胡秋原:《文学艺术论集·阿狗文艺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