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 姜新立
一、前言
今天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也是著名学者胡秋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为这位杰出校友举办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自然意义重大。
我是胡先生的授业门生之一，我早期研究哲学，以后步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理论研究，也是深受胡先生的启迪、影响与指导。我今天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为其举办的学术思想纪念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既感荣幸，也觉得惭愧。荣幸的是我回到胡先生的母校，向全校师生谈谈他们的杰出校友在学术与思想研究上的成就，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就，如果说匈牙利有个卢卡奇，可以在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自傲;我则要说，中国有个胡秋原，也可以在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理论研究场域上自傲。惭愧的是胡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知识理论研究长达70年，著作浩如烟海，我真不知从何写起，只有勉力而为，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篇论文，尚祈批评指正。
胡秋原先生学贯中西，1930年代即有文名，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名政论家，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华心》一书题词中指出:“胡秋原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中国学者之一。”这种美誉确是实至名归，原因在于胡氏秉持人格、民族、学问三大尊严为人、处世、为学。如果检视他的著作年表及著作种类和字数分量，以及在学术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前述的称誉当不为过。
胡先生的学贯中西主要是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寻找出路，因此学问研究遍盖文学、艺术、哲学、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科学领域，他由学自然科学而入人文社会科学，此可由后来他出版三巨册《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学术著作为证。社会科学研究一如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如波柏(K.Popper)、孔恩(T.Kohn)，路途一样，方向各异，但均成就非凡。尤其是波柏与胡秋原两人，形成有趣的对比，两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厚的研究，但对马克思的敬重，我认为胡秋原多于波柏。
胡秋原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独特风格并占有相当地位的思想家。然如大陆学者李敏生所指出:“在大陆，对胡秋原学术思想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许多方面尚未深入开展。我希望本着百家争鸣和求同存异的精神，联络更多的学者，进一步开展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这对大陆学者和青年一代了解认识胡秋原的人生道路、思想发展及中国现代思想史都是有益的。”[1]我完全同意李先生的看法，我提交这篇论文也是本着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精神，聚合两岸学者，对进一步开展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作知识支持的。
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知识历程
胡秋原生于1910年，正是中国历经大患难的时代。他自己说，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生下来便承担了一种无法推却的责任，那便是努力负担民族的复兴。为此他一生的工作，都在思考、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加上胡氏中学、大学时代正是国共合作与分裂时代，左派思潮兴旺，胡氏受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根据胡氏在其《少作收残集》中所述，他中学时代便接触了“唯物史观”，但因年少，“自然当时之所知，极其粗浅”。[2]到了1925年胡氏考入武汉大学前身武昌大学化学系不久转入中国文学系后，由于对文学艺术的兴趣，知道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之称的普列汉诺夫是以马克思主义讲文学艺术的第一人，但胡氏自称当年“因为一般马克思主义教(素)养之水平的低落……钻研依然没有什么结果而终”。[3]1929年胡氏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学习社会科学，开始对普列汉诺夫作系统研究，同时涉猎马克思主义，并于次年写成《唯物史观艺术论》寄回上海《读书杂志》发表。因此胡秋原说:“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由普列汉诺夫来的”，“(但)我主张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4]这是胡氏研究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
1930年代胡氏由日本回到中国后开始进入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二阶段。此时国内正处于北伐中，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共内部也对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争论，如彭述之《中国革命中根本问题》一文代表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重述第三国际看法，代表斯大林主义。而武汉政府崩溃后，国民党人顾孟余出来批评第三国际封建社会论，于是发生“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了加入这场理论知识大论战，胡秋原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胡氏在这场论战中不但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而且修正了马克思历史公式，他在当时上海滩有“马克思主义神童”之称。
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第三阶段是1950年代来台湾之后，此时正是国民党当局由于国共内战失败退守台湾之际。由于此一时代背景，胡氏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放在区分马克思主义(Marxism)与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上。胡氏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列宁主义，反对“阶段斗争”，在区别研究中对“共产主义”(Communism)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后几十年内胡秋原在台湾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未曾间断，不但成为知识理论上对“共产主义”之最大研究者之一，而且在其创办的《中华杂志》上常有新作发表。
1980年代胡秋原进入人生七十阶段，思想更加成熟，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超越与总评价阶段，直到20世纪结束，这可以看作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四阶段，或者最后阶段。此时“老年胡秋原”有兴趣于“青年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总观察与新评价，此可由其所著《马克思死后百年之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得知。
胡秋原终其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前后长逾70年，大略可分如前述四大阶段，光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题所出版发表者也有上百万字，实在不胜枚举，此处只能罗列最具代表性者如后以供参考:
《马克思之生平与思想》(1967)
《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及其批评》(1967)
《马克思之〈资本论〉》(1967)
《自我割让与当代思想》(1973)
《论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
《马列主义之将来》(1982)
《马克思死后百年之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83)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上、中、下)(1987)
三、关于“马克思”的研究
胡秋原青年时期受国民党人朱执信所说“求学应如马克思，做人应学尼采”两句话的影响而对马克思有崇敬之意，而且在1932年所撰《马克思主义所见的歌德》中便把马克思与歌德(Goethe)并列为“二巨人”。
由崇敬而有研究是自然之事。胡氏对马克思个人的研究详见其所著《马克思之生平与思想》一文中。他说马克思曾入波恩、柏林大学修习法学、历史与哲学，1841年在耶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德谟克利图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之差异》，到此时马克思是黑格尔派。但不久在黑格尔左派运动下，马克思又变为费尔巴哈信徒，主张无神论及言论自由。1843年与珍妮(Jennyvon Westphalen)结婚后前往巴黎，受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成为社会主义者，此时结识海涅(H.Heinen)，并与恩格斯成为终生战友。以上胡氏所述与默林(F.Mehring)所著《马克思传》相同。
胡氏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之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等全部阅读过，对其人及其学说作如此评价: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无疑是影响最大之人。不论他的思想之正确与错误，他的博学深思，人格，决不庸俗，反对势利，是无可否认的。[5]
他还引用英国寇克普(Kirkup)的话说:
马克思之采取革命事业决非其过。……在欧洲反动之前，马克思从不妥协。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如此不管反对如何有力，环境如何艰难，自行其直道的。舆论不能动其心，情绪和感伤在其坚强个性中没有地位。他毫不挠屈地服务于他认为是真理和人类最大利益者……他的诚实，勇气，弃绝荣利，在长期贫困与诽谤中献身于其伟大工作，是英雄的。……他鄙责专制与不学，在四十年流亡中为无产者作学术研究。他兼博学、哲学敏锐与文学才能于一身，在十九世纪思想家中不逊于任何一人。[6]
以上胡氏对马克思个人的评论是中肯的，与西方研究马克思的有关著作所作评论大体相符，绝未流于政治批判与谩骂。
对于马克思的学说与事业，胡氏用下列两段话总结:
根本否定现代西方社会和文化;既认经济是社会基础，也便由经济方面对这社会做根本攻击。[7]
他命定的与两个运动有关:一是国际工人运动。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8]
胡氏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理论的研究持续直至胡氏晚年。请看他晚年如此说:“在讨论有关马克思的时候，第一要辨别真马克思与伪马克思。其次，就真马克思思想中来判断何者是活的，何者是死的。即在真马克思思想中，也有早期、中期、晚期之不同。在其早期，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派。在其中期和晚期，他是社会主义者。但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见解不同。在中期，他赞成暴力革命。……但是1872年的国际工人的海牙大会上，他说到‘不能否认，有些国家……工人可以和平方法达到目的……’。”[9]
以上说法既简洁又深刻，绝非泛泛评论。
四、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胡秋原在《关于拙编〈唯物史观艺术论〉及其它》编校后记中说:“在中学念书时，我接触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自然当时之所知，极其粗浅。”[10]可见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先接触到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且是经过“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而切入，以后并研读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及马、恩其他经典著作而更加理解。胡氏在其《东方社会论源流》中有一节如此论述:“他(马克思)在青年时代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草稿中，有所谓‘蒙古人时代’，这自然是受黑格尔影响。”以后“在1848年的《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历史时，还显然有黑格尔的痕迹，但没有什么亚洲社会”。[11]但在翌年的《工钱(资)劳动与资本》中胡氏发现马克思谈到古代社会，封建社会，有产者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不过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而每一社会在人类史上皆为一重要阶段。然后胡氏又说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谓“‘大体言之，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的市民的生产方式，可列为社会之经济组织之进行的阶段’……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唯物史观公式’的东西”。[12]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到底是什么?胡氏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其早期研究中所谓“蒙古人时代”的“回响”。但胡氏接着指出，马克思心目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没有私人土地主，而以国家做地主，通过灌溉事业发挥专制权力的制度”。可以这么说，早在胡氏参加1931—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时，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尤其是以此史观看中国历史社会，便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亦可由此洞察胡氏对“唯物史观”研究之深入。
然而马克思历史公式中四种社会形态是平行发展的呢?还是单线发展的呢?这是一大“困惑”，曾经困惑许多中外学者。胡秋原在1933年左右便在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发现马克思给一个工人的信，明确答复是“连续的前进的阶段”;而胡氏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也发现“只在农村公社崩溃之处，人民方以自身力量发展前进，最先的经济进步在于利用奴隶劳动”。并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到英国侵略时，在印度与中国有“生产方式之广大基础，是由小农和家庭工业之统一所形成的，在印度加上基于共有财产的农村公社之模式，而此亦是中国之原始方式”。按照前述马、恩的说法，胡氏指出，“所以在马克思心目中，在鸦片战争之时，中国不过是一原始共产社会或末期，还不够一个奴隶社会，更不要说封建社会了”。[13]就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公式有问题，胡秋原早在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就修改了马克思历史公式，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历史公式中应修改成“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社会”。[14]
随着对“唯物史观”研究愈深入，胡氏发现马克思自己也在修正自己创立的“历史公式”。胡氏说，在1867年由马克思亲自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到水利之控制时，马克思已将“埃及、荷兰等”相提并论，并指出水利灌溉并非东方社会所独有。其次，胡氏还在研究中指出，马克思后来也发现氏族公有制在西欧也存在。胡氏还称，尤其是1873年后马、恩研究俄国，日益了解“农村公社”并非东方或俄国所独有，是一切印欧民族都有的。等到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穆尔干(L.H.Morgan)《古代社会》一书出版并经恩格斯阅读后，恩格斯才恍然大悟“农村公社”乃“氏族社会”。
至此，胡氏认为马克思历史公式有如下变迁:“(一)马、恩由于黑格尔影响，有一‘蒙古人时代’。(二)继而取消。(三)后来读了琼斯和柏涅，知道农村公社，再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四)继知农村公社是世界性的，尤其是读了穆尔干之书，便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废弃了。”[15]
虽然胡氏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公式有经过马、恩的自我修正部分，但其理论构造他认为包含了许多深刻观察，此即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构造分析法”，强调“下层建筑”(经济)之主要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为历史变因，提出社会发展必然论，指出人类实践系依照历史法则以改变历史与环境。胡氏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精彩处”，“其社会学及其方法(社会构造分析法)，也许是最有学术价值的”。[16]然而胡氏也不认为马克思历史公式无可驳斥。其一，唯物史观之“物”(Matter)究竟是指“生产力”(Force of Production)还是“生产关系”(Relation of Production)?胡氏认为马克思未说明白。其二，无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胡氏认为都不是仅由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形成的，而是由种种先行状态、政治与思想，以及外部关系种种合力所形成的。其三，胡氏认为马克思将社会史和西方历史混为一谈。其四，胡氏认为马克思将政治支配与经济阶级关系完全并为一谈。如此驳斥马克思的历史公式，并非否定它，胡氏仍然欣赏马克思的知识真诚与理论谦虚，胡氏看到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莉奇(Vera Zasulich)(俄国女革命家)的信，其中谈到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之历史之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国家”，以及1870年马克思答复米海洛夫斯基(N.K.Mikhailovsky)(俄国社会学家)信中所称自己根本无意将其“唯物史观”当成“普遍的历史哲学”看待。至此，胡秋原对“唯物史观”之研究与批评，算是由晚年马克思的书信中找到马克思对其唯物史观之最后意见，由此可见胡氏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是非常深入与谨慎的。
由上所述，胡氏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确曾作深入研究。关于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胡氏早在70年前便已译出发表在其所著《唯物史观艺术论》第四章附注中。以后在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并修正了马克思历史公式，其研究直至晚年仍努力不懈，我认为他是台湾，乃至全中国最知马克思历史公式者。请看他晚年如何评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一)“马克思的哲学(辩证唯物论)不足取，然其社会学及其方法，即唯物史观，也许是最有学术价值的。”“这便是因为他是对社会和历史作构造及构造关系之分析之第一人。”“他的学说可以批评，但由关系、构造考察对象的开创之功不可没。”[17]
(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是说经济因素在社会中，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终极性的决定作用。经济因素之重要性是无人能否认的;但马克思不免夸张，尤其是被许多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过分之夸张为经济直接决定一切论。”[18]这项批评也是中肯而实在的。胡氏认为不可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甚至简约化为“经济决定论”，那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胡氏的批评意见与当代西方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者的意见是相符的。
(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基本观念本身中，有概念不清因而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所说社会之经济指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人的关系。他又说这关系是适应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的。然则唯物史观之‘物’究竟是指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还是兼指二者而言?唯物史观究竟是生产力史观还是生产关系史观?如为前者，则唯物史观是技术史观，如为后者，则是经济史观或者制度史观。”[19]虽然胡氏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其本身概念不清处，这也是当代西方学者经常辩论与解释之处，但胡氏肯定地说:“唯物史观最精巧动人之处，在用辩证法，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说社会之变革，说资本主义之矛盾，以及由此论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之必然性。”[20]而我认为胡氏的下面这句话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最精深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于他指出社会主义之实现有其必要与可能的条件。即一社会形态，当在其中生产力还有发展余地以前不会灭亡，必须生产力之发展已到与其生产关系绝不兼容之点才能有社会革命。”[21]这是告知后人马克思所谓的“社会革命”与工业文明内在矛盾有必然因果关系。
五、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
胡氏接触马克思主义原初是由研究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艺术论》而入手的。
胡秋原在《〈唯物史观艺术论——普列汉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前记》中指称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父，社会民主党的建立者与布尔什维克最大领袖之一”，也是“使俄国社会运动从民粹派活动及恐怖主义走进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者”，而且“俄国的一群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等革命领袖，都是在他著作之下，锻炼他们的哲学理论的”，“他与恩格斯、考茨基、倍倍尔等一时为第二国际元勋……晚年遂与列宁等分袂，变而为孟塞维克的指导者”。[22]凡此这些都是客观中肯之言。胡氏还在文中引述米尔斯基(D.S.Mirsky)的话:“虽然这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代表(指普列汉诺夫)、预言者与硕学，在大战中变为爱国社会主义派的领袖，共产党员仍尊其为仅亚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先生。”[23]并对普氏再作诠释:“他的哲学与文学之理论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深化发挥的杰作，真是世界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之最高峰，列宁氏亦赞颂不止;尤其是在世界最初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之建设上，更放不朽的光辉，谓现在唯物史观艺术论的研究者莫不是多受他的指示而尚无能出其右者，亦非过言。”[24]胡氏对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推崇可由上述得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批评，请看他怎么说:“自然，虽然普氏严正的方法，优秀的结果是毫无可疑的余地，不过他对于艺术理论的著作不能不说是只带一个Sketch的草案性质，一般公理性质，没有完成一个完全的体系”，[25]但无论如何，“他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创始者”。就是因为如此，胡氏深下工夫研究普列汉诺夫，然而因未能赴俄，于是只好到日本去研究。到了1929年末，胡氏不但在日本搜集了相当多有关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材料，而且还精读了普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研究，胡氏为中国最早之一人。
六、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胡氏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知识面上可以说是全面的。《资本论》这本两千多页之“红色圣经”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都读过，相反，只有一些人读过，读懂者更是少数，而胡氏便是其中之一。
请看他在《马克思之〈资本论〉》一文中怎么说:“《资本论》(共有)四卷。但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亲自出版的，而也是可以独立的。……四大卷《资本论》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的解剖，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之根据，证明前者必定转化为后者。而中心问题是剩余价值。”[26]
“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有二:一为延长劳动时间，是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二为增加劳动强度，是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27]
“马克思又将从来所谓固定资本与流通资本改称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资本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已，还因生产剩余价值之资本化而扩大。于是资本藉再生产过程易增殖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之矛盾与危机也就因此发生。一是生产无政府。新式机器可节约劳力，将剩余工人抛出街头，只在生产时雇人。他称此为产业后备军。而另一方面，大众日益贫困，市场缩小，商品没有锁(销)路。于是造成恐慌。如此循环不已，资本主义终将趋于破坏，趋于胀死。”[28]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之构造分析的基本逻辑，验之于我听台大“资本论讲座”林一新教授的《资本论专题研究》一课，胡氏所述可以说很贴切地把握住了马克思论资本之生产过程逻辑。
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不对呢?胡氏引英国柯尔(G.D.H.Cole)在1957年英文新译《资本论》第一卷导言中所说“劳动价值说是古典派的，即令不能维持，并无碍于剩余价值说之成立”用以驳斥一般人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批评，并补充如下:“他(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不是说某一资本家剥削某一劳动者，而是一个资本家阶级剥削一个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便使马克思之《资本论》难于用通常方法攻击云。再者，马克思并不否认脑力劳动的地位，也没有否认价值之社会性。由此下攻击也是不济事的。”[29]胡氏还说，今日西方站在资本主义立场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多矣，但他认为都是站在“防御地位”，是故，“奥大(地)利派(如Bohm-Bawerk)不成攻击，凯因斯不是攻击，米色斯也不能作真正的攻击”。[30]这些观点与熟知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者们的看法，如Oskar Lange，Wassily Leontief，Ernest Mandel等可谓雷同。总之，胡氏称，“马克思之说纵使夸张，亦有其颠扑不破之处”。[31]难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毫无批评之处?胡氏认为下面一点可以提出研究性的批评:谈“劳动”，必然通过社会才能产生财富。劳动没有原料、工具、机械就不能产生财富，而原料工具、机器是马克思所谓“不变资本”。而工具、机器又是智力、文化传统之产物。此外还要将劳力、资本、智力组织起来才能进行生产。此外还要政治、法律、军事、教育来维持社会的安全与安定和持续。“价值”是“劳力”、“财力”、“智力”在社会中共同创造的。我不认为这是胡氏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批评”，而应看作是“补充”。
七、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
胡氏在多年研究中得出如下认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马列主义”。他在《马列主义之将来》一文中说:“马克思生时已有马克思主义之名。列宁生时没有列宁主义这个名词，他只能说他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斯大林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加一连字符，变为一个复合名词。第一个马列主义者就是斯大林。”[32]这和写《马克思主义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三大卷名著的科拉可夫斯基(L.Kolakowski)及梅耶(A.Meyer)著的《共产主义》(Communism)乃至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家郑学稼的如何区别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观点都是一样的。
胡氏不但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等于“马列主义”，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可等于“列宁主义”。到底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有何不同?胡氏引考茨基批评列宁一党专政为马克思主义中所无，巴黎公社不是一党专政，并引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是“布朗契主义者”(Blanquist)以说明何以“马克思主义”不等于“列宁主义”。但胡氏也说“列宁之机智、勇敢、坚决是无疑的，本人亦无世俗之享受虚荣……(但)他的基本思想是认为组织革命职业家，使用暴力、策略，即可夺取政权。(而)马克思认为革命主力是生产力，他(列宁)则认为是暴力”。[33]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不同。
季诺维也夫说列宁主义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胡氏则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混合物”。[34]
到底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有无关系?胡氏用“马克思主义之分化”告诉我们答案:
马克思主义之分化─→1.修正主义
2.正统主义
3.马列主义
4.青年马克思或人文马克思(主义)
5.与其他学派之结合
而马列共产主义也有分化，胡氏说:
马列共产主义之分化─→1.苏俄共产主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2.东欧共产主义3.(西)欧共产主义
八、关于“青年马克思”的研究
胡秋原认为有三个马克思，第一个便是“青年马克思”。对于“青年马克思”的研究，胡氏在台湾也算是最早进行介绍与研究的学者之一。“青年马克思”系西方学界因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之发现，并由“手稿”集中讨论“劳动异化”问题而提出“青年马克思”之说法。胡氏在台湾作介绍时将Alienation(异化)译为“自斥”或“自我割让”，并指出马克思的前述手稿在1932年发现，当时一般人尚不能感觉有何重大意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全世界陷入不安与恐怖中，人的生存、疏离、异化问题才被重视，自此马克思的“异化论”大受重视，于是“青年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时兴的论题与思潮。胡氏在《自我割让与思想》一文中曾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作系统梳理:
黑格尔以精神之辩证的运动说世界之构成，精神在自己之发展中可以将自己变为对立的客体，此即“外化”。……黑格尔在此思维与存在之对立分离中，说到人类关系发生在主奴之分，也是人类自己意识同一性之外化。[35]
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在研究英国经济学后，在其“笔记”(即“手稿”)中讨论entfremdung的问题。并批评黑格尔说:“自己意识之外化，乃是人类现实的外化之表现，在知识与思考中之反应。”于是将外化问题“倒过头来”:“劳动造成人类，然劳动也造成人类之隶属关系。”劳动割让，才造成人类关系意识之割离。[36]
笔记(手稿)又说“如果劳动之产物不属于劳动者，而有某种离开之力和他对立，才造成劳动产物属于劳动者以外的人们之事实”。[37]
又说:“我们由经济学自然可以得出，外化的劳动的概念，乃是私有财产所发生的结果。”[38]
胡氏进一步说:“如果黑格尔所用的意义是‘外化’，则马克思显然用于‘割让’、‘他属’、‘割离’之意义，即将自有者割为他有，尤其不可忘记马克思所批评的是私有财产制度。当我变为非我之时，在所有权上即是割让。割让，他属之另一面，即是‘剥夺’。”[39]
由此，胡氏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割让)是经济的，其中包括了三个方面:“一、劳动者与其劳动产物分离(外化)。二、与其生产活动分离。三、与其他人类与自然分离。”这三方面都包含人的权利之割让与剥夺。胡氏认为马克思“异化论”的巧妙处，“乃以此词之种种含义说资本主义之害恶:由劳动割让，占有他人财物起，到使人类割裂，互相斗争;到使人性割裂，变为神经病”。[40]如此，胡氏认为其“结论当然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那时人人属于自己，时间属于自己，‘各属所能、各取所需’，人才是真正自己而完整的真我。费尔巴哈求人性之复归于人类学，马克思则求之于共产主义”。[41]经胡氏上述的研究与诠释，显然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是前后一贯的，至于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之区分不在于思想之差异，而在于完成共产主义之途径与手段策略之不同而已。一句话，由胡氏上述对马克思“异化论”的研究，吾人仍然可以得出马克思的初始动机与终极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追寻人类的最后解放。
九、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胡秋原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力作有两篇，其一是《马克思死后百年之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长文，此文发表于1983年12月号的《中华杂志》;其二是《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发表于1987年《中华杂志》总284、290、291、293期中，这可以说是胡氏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胡秋原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何圆融与睿智。
(一)马克思主义之特质
胡氏说要了解马克思主义须先了解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后的情势与思潮，那便是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兴起。其中的社会主义多为“空想社会主义”，多从基督教的道德观点或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由非道德观点出发，其是由“必然法则”观点出发，也就是恩格斯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的社会主义”由实证及辩证途径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以及贫富两极化所产生的无产阶级如何对资产阶级进行“掘墓”，并由此彻底否定现代西方文明之经济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的变异
胡氏指出，马克思死后，德国柏恩斯坦受费边社影响开始起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但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则维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号称正统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出现主战派及反战派的大分裂，最后造成第二国际之崩溃。正统马克思主义消失后，列宁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此实即“列宁主义”。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党专政”，随后出现第三国际，及斯大林大权独揽后，“列宁主义”又转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在理论上讲“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其实际知识内容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三原则”及列宁的“反映论”。而斯大林的“历史唯物论”则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成“东方封建社会论”。“马列主义”也讲革命策略，此即在资本主义先进国讲反帝及社会主义，在落后地区则讲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二国际崩溃后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则锐变成“欧洲共产主义”。胡氏说此又有东欧西欧之别，又可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性理论家有柯施(K.Korsch)、葛兰西(A.Gramsci)、卢卡奇(G.Lukacs)。在理论实践上又有南斯拉夫实践学派、波兰华沙学派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例如勒费威(Lefebvre)、阿图舍(Althusser)、沙特(Sartre)等，胡氏称他们是“杂马克思主义”。
1956年莫斯科贬史运动与苏联出兵匈牙利后，马克思在西方又形成“新左派”，胡氏称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但认为工人已不革命，革命要靠知识分子，即白领阶级取代蓝领阶级去搞革命，这批新左派在1960年代特别活跃。至于在美国，胡氏说有“准马克思派”，他们创办《社会学》、《月刊》等刊物，著名人物有史穆尔(Small)、韦布伦(Veblen)、胡克(S.Hook)、米尔兹(C.W.Mills)、史维济(P.M.Sweezy)。
胡氏进一步指出，欧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随全世界的欧化也进入各殖民地，此又有“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其表现形态是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合流，其执政者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至于当年居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胡氏称是由苏俄而来，是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列主义中国化”。
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一文中，胡氏认为世界上对马克思学说及其演变论述最有系统者，当推波兰著名学者科拉可夫斯基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主流》，因此胡氏在晚年一面阅读前述著作，一面加上自己的认识，将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作如下要点说明:
(1)社会主义:空想的与科学的，承认恩格斯在《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小书中所说的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
(2)马克思主义古典时代:第二国际时代，代表人物有柏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阿德勒、鲍威尔、希尔费丁、瑞纳、拉布里奥拉、拉法格等，他们的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之古典。他们对帝国主义之分析，对民族问题、道德问题之重视，在理论知识上值得重视。
(3)马克思主义:苏俄的和欧洲的，有关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有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不同，有斯大林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之不同，尤其是“列宁主义”与“马列主义”也是不同的。关于欧洲马克思主义，胡氏提到四个先驱，他们是柯施、葛兰西、卢卡奇、布洛赫。对于柯施，胡氏重视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既非科学，亦非哲学，而只是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它是)一种行动原理”。[42]对于葛兰西，胡氏肯定其“反对以经济决定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43]的观点，也认为葛氏区别“文化霸权”与“政治独裁”是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必须有超于天主教和自由主义的知性与道德的天地，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领导权(霸权)，而这仍有赖于知识分子之努力”。[44]对于卢卡奇，胡氏重视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所载《论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胡氏指出:“卢卡奇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之‘物化’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决于交换价值，人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一个对象……而只有无产阶级了解自己是一对象之时，才能了解社会结构之全体，而也便发生自我觉悟，反抗这个社会之全体，而解放整个人类走出对象之奴役状态。”[45]这是对马克思“异化论”的理论补充。
(4)法兰克福学派:除了前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四个大理论家外，胡氏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一文中还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有一个学术集团将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继承下来，它就是“法兰克福学派”。胡氏说，法兰克福学派“同情无产阶级之‘解放’，但保持独立立场”，[46]重要理论家除霍开美(M.Horkheimer)外，尚有阿多诺(T.W.Adorno)、本耶明(W.Benjamin)、波洛克(F.Pollock)、波肯诺(F.Borkenau)、维特浮格(K.Wittforgel)、佛罗姆(E.Fromm)、马库色(H.Marcuse)，以及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J.Habermas)、奥飞(C.Offe)、罗伦柴(A.Lorenzer)、施米德(C.Schmidt)。法兰克福学派之旗帜是“批评的社会理论”，此处的“批评”，胡氏认为就是“重建”与“否定”。
胡氏研究了法兰克福学派，有如下意见:“它们由马克思承继关于资本主义之批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贫困、恐慌等——但是它们与马克思有重大差异。它们认为马克思所说，是资本主义早期的批评，在资本主义晚期，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之说已不合事实，恰恰相反，现代生产力与技术之进步，已使生产关系合法化了。”“再者，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之主力，它们则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以及福利国家之实施，无产阶级革命日益不可能了。这是与原始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以无产阶级代表真理是大不相同的。它们提高知识分子及理论之自主地位。”“此外，它们反对科学主义……反对实证派攻击形而上学。”[47]最后，胡氏指出，他之所以在论文中以很长的篇幅对法兰克福学派作介绍，“(乃由于)他们都是德国人，精通马氏文献，经过希特勒的迫害，第二次大战的大乱，观察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和美国大工业文明后，重回分裂的故国，是深知马克思主义之得失的。……他们由马克思的初期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而批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批评美国与苏联两种制度皆不是人类之希望，便是此派之重大意义”。[48]我认为胡氏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评价甚为深入与中肯。
(5)东欧修正主义:胡氏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和变迁之研究其涵盖面是全面的，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各种类型及派别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外，还研究并介绍了东欧的“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此中包括了南斯拉夫的“实践学派”和波兰的“华沙学派”。以上诸派的思想理论，胡氏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尤其是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胡氏借用科拉可夫斯基的话，称它是“东欧修正主义”。东欧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特点，胡氏认为如下:“第一，它们攻击列宁的反映论”;“其次，它们批评决定论”;“最后，不能由历史学的图式演绎出道德的价值”。[49]
综观前述，从1925年中学开始接触“唯物史观”，后到日本研究普列汉诺夫，直到中年、晚年在台湾写出大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述，胡氏用功之勤，见解之深，并有创见，独树一家，终成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学者之一。
十、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语
胡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非常有系统的，有分析，有综合，有创见，有辩驳，有批评，最后请看他的结论性意见:
马克思主义乃承继及综合十八、十九世纪三大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正统经济学、法国唯物论及社会主义的。[50]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三部分。辩证法是黑格尔的，唯物论是十八世纪的，这在知识论上实在是很粗的。但另一方面，它有一大长处，即并不偏于经验论与理性论，而唯物的自然主义能不断找到自然科学为其同盟，于是力言世界谁不可知，可由相对真理进于绝对真理。更重要的，它既然在自然现象上利用自然科学结论，而在社会历史方面则有其唯物史观，或历史的唯物论为其方法论，于是维持一个综合哲学系统。它并不将科学放在第一位，而是放在历史上。于是兼有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51]
马克思主义强处在其历史唯物论，而辩证法与唯物论实其弱点，故考茨基只谈唯物史观，普列汉诺夫亦以史的唯物论概括马克思哲学。[52]
而出身历史学派的马克思，对历史并不外行。如谓他夸张经济因素，哪一派的学问不多少带点夸张(如精神分析学);而产业革命以后，谁又能否认经济之重要性呢?[53]
实证派以社会外部力量说历史变化(如地理，他国影响等)，人类学派以家族、技术与生活方式说社会与文明，马克思主义皆不废其说，而特别以社会“内在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并以连带着的社会阶级集团之利害冲突，具体表现这一矛盾，来解释社会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历史变动，提出其社会发展必然论，指出历史的人类，因历史之内在发展律，有必然的历史前途。环境与历史改变人类，而人类“实践”，亦能依照历史法则来改变环境与历史，此马克思主义最精彩处。[54]
马克思在经济学上更为内行。他一面肯定资本主义历史作用，一面由英国古典的劳动价值说出发，以剩余价值说资本累积，推论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而有资本主义恐慌必然性。于是一面由历史哲学，一面由经济学，将法国人的社会主义予以必然性，是很严整的思索。直至今日，美国学界只能一面讳言资本主义，一面但说美国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不同，以为防御。但资本主义有今昔不同这一点，是不能取消马克思分析之基本攻击力的。[55]
要之，马克思主义特色在其劳动价值说，内在矛盾发展论，对现存社会提出批评，否定现代西洋文明，对将来提出一个更高文化远景，此即社会主义。马克思提出其社会主义时，虽不以道德为立论根据，而自有其道德申诉力。[56]
“马克思主义是一由理论到实行(践)的“世界观”和革命方案。而即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与科学合作的综合哲学，一个综合的哲学、史学和经济学的系统，而且还可应用于人生问题。各部分分析开来，理论价值纵不甚高，但合起来，其平均分数实非一般系统个别所易与。[57]
胡氏有次在言谈中对笔者说:“当二十世纪下半叶东西二个世界进行冷战对峙时期，西方世界的‘反共’是将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拿起来‘反’的。”“这种不加以区别，统统加以‘反’的做法，有它的政治意义，但并无学术知识价值。”今查前苏联的瓦解，前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福山(F.Fukuyama)说这是“历史的终结”，但笔者认为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作为一种学说或知识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能被批评，然如研究马克思主义长达70年的胡先生所说:“如果不能在哲学、史学、经济学三方面有所见，而以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一种学问或几句话打倒，就是‘不用心’……乃至今日，中外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实不免多以不用心为特色。”[58]诚哉斯言!
结论
我在前言中曾引述学术大师季羡林写道:“胡秋原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中国学者之一。”此中蕴含着多种意义，其中包括:在思想上，胡先生是民族主义思想家，一生追求中国问题之解决;在学问上，历史学、文化学、哲学、思想理论均成一家之言，而且是“百科全书派”人物。本文只是针对前述胡秋原先生在学问上的成就之一，亦即理论知识领域内的一个单独之脉——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其浩如烟海的论著中，以他70年的持续研究作历史纵切，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作知识横切，然后浅述分析如上。高明的海内外知识界朋友们，当能从阅读我这篇论文中洞晓胡秋原的学术功力而同意季羡林何以说他把胡秋原当成他“最敬佩的中国学者之一”的原因了。武汉大学能出这样的大学问家可谓名校出名人了!
参考文献
［1］胡秋原.少作收残集:上卷.台北:自由世界出版社，1959．
［2］胡秋原.中西历史之理解.台北:中华杂志，1966．
［3］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上、中、下.中华杂志，1987(284，290，291，293)．
［4］胡秋原.马克思主义之力量何在//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上.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
［5］胡秋原.马克思之生平与思想//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
［6］胡秋原.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及其批评//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
［7］胡秋原.马克思之《资本论》//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
［8］胡秋原.马列主义之将来//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台北:学术出版社，1982．
［9］胡秋原.马克思死后百年之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
［10］胡秋原.自我割让与当代思想//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
［11］胡秋原.哲学与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12］贝查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之本原.郑学稼，译.台北:国际关
系研究中心，1971．
［13］郑学稼.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胡秋原先生之生平与著作.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
［14］戴维麦克莱伦.简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15］李敏生.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16］李敏生.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7］姜新立.胡秋原与马克思主义//李敏生.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8］姜新立.解读马克思.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10．
［19］王晓波.敬悼当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导师胡秋原先生//毛铸伦.人格的自由与学的尊严——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想家胡秋原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
［20］ALTHUSSER L.Reading Capital.London:New Left Review，1968．
［21］FETSCHER I.Marx and Marxism.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1．
［22］GOULDNER A.The Two Marxisms.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80．
［23］GRAMSCI A.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
［24］HOROWITZ D.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68．
［25］KOLAKOWSKI L.Main Currents of Marxism:3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
［26］KORSCH K.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0．
［27］LEONHARD W.Three Faces of Marxis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4．
［28］LEWIS J.The Marxism of Marx.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2．
［29］LICHTHEIM G.Marxism:An Histical and Critical Stud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30］LUKACS G.History and Calss Consciousnes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1．
［31］MANDEL E.Marxist Economic Theory.London:Merlin Press，1977．
［32］MESZAROS I.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London:Merlin Press，1975．
［33］MEYER A.Commun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7．
［34］TUCKER R.Philosophy and Mythin Karl Marx.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35］TUCKER R.Marx－Engels Reader.London:W.W.Norton and Company，1978．
【注释】
[1]李敏生:《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页。
[2]胡秋原:《少作收残集》，台北:自由世界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
[3]胡秋原:《少作收残集》，台北:自由世界出版社1959年版，第48页。
[4]胡秋原:《七十年来的见闻与思想(上)》，《中华杂志》第24卷第6期，第42页。
[5]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2页。
[6]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2页。
[7]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2页。
[8]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3页。
[9]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3页。
[10]胡秋原:《少作收残集》，台北:自由世界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
[11]胡秋原:《东方社会论源流》，《中华杂志》第4卷第7期，第18页。
[12]胡秋原:《东方社会论源流》，《中华杂志》第4卷第7期，第18页。
[13]胡秋原:《东方社会论源流》，《中华杂志》第4卷第7期，第18页。
[14]胡秋原:《东方社会论源流》，《中华杂志》第4卷第7期，第23页。
[15]胡秋原:《东方社会论源流》，《中华杂志》第4卷第7期，第19页。
[16]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7页。
[17]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7页。
[18]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7页。
[19]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0页。
[20]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0页。
[21]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2页。
[22]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前记》，《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3页。
[23]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前记》，《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页。
[24]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前记》，《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4页。
[25]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前记》，《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7页。
[26]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1～1053页。
[27]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4页。
[28]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4页。
[29]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5页。
[30]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5页。
[31]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6页。
[32]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8页。
[33]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3页。
[34]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4页。
[35]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4页。
[36]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4页。
[37]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5页。
[38]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5页。
[39]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5页。
[40]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6页。
[41]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6页。
[42]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华杂志》第25卷第3期，第46页。
[43]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华杂志》第25卷第3期，第46页。
[44]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华杂志》第25卷第3期，第46页。
[45]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华杂志》第25卷第3期，第47页。
[46]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华杂志》第25卷第9期，第35页。
[47]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华杂志》第25卷第9期，第36页。
[48]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华杂志》第25卷第9期，第38、39页。
[49]胡秋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中华杂志》第25卷第9期，第41页。
[50]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51]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52]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53]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54]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55]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56]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57]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58]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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