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的科学观

胡秋原的科学观

□　刘源俊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兼通文史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本不多见;而既兼通文史与社会科学，又广泛涉猎自然科学而发表有关论述者更是难得，胡秋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人。

胡秋原生于1910年。他成长的时代背景略述如下: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1914年夏，任鸿隽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科学社”，“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又于1915年元月在上海创办《科学》月刊，“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内容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理论知识与科学发明、科学应用等实用知识。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赛先生”)、民主(“德先生”)和新文学。1918年7月，王光祈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并于1919年7月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月刊。1919年5月，发生五四运动。1923年2月到11月，发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1年至1925年，交通大学、广东大学(1925年改名中山大学)、武昌大学(1928年发展为武汉大学)、清华学校大学部(1928年改为清华大学)等国立大学相继成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开始重讲“三民主义”，指出“要学外国，是要……学科学，迎头赶上去”。^[2]此外要发展工业，增加农业生产，以解决民生问题。^[3]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期与诸军阀共商国是，翌年3月在北京逝世。1928年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

总之，胡秋原的少年时期正遭逢一个中国求新求变的大时代，而所谓“科学”正是时髦的学问。因此，当1924年冬，胡秋原(当时名胡业崇)自湖北黄陂前川中学毕业时，志愿是“科学报国”。原本他打算要考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后因时局因素，于1925年秋进入武昌大学理预科就读。他在一年级所修的理科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等(其中数学、物理、化学用的都是英文课本)，还要做定性化学分析实验。这时期他所遵守的三个观念是:人格、国家与科学。后由于时局纷扰，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上半年，武昌大学差不多停课，而理化系的教授又不齐全，于是他在1927年秋，舍数理学科而转入中国文学系就读。^[4]

自后，胡秋原在学问上主要关注的是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胡先生自述:“九一八后，主要研究历史。但史学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文化史，尤其是知识史或思想史，这就必须研究种种科学与哲学的历史。又今日一切的‘学’，其结构原理与方法都多少与自然科学相似或有关。我专门研究的史学是‘历史哲学’，即人类文化史之原理与法则，我相信它必须尽可能地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即使尚有非科学或外科学部分)，所以我必须注意科学方法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发展的‘科学哲学’。”^[5]

由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已打下一定的基础，他后来除了经常留心科学上之重大进展外，每隔三五年，亦必收集最新的科学书籍，或通俗的科学书籍，阅览一段时期。他也曾参观世界上若干大科学博物馆和大实验室，并自述:“这是我的一点科学常识之由来。”^[6]

一、关于科学与科学方法

什么是“科学”?胡秋原说得很精辟:“科学即知识学问之意。科学二字乃法文、英文science之译语。而此字源于拉丁文scientia，及知识之意，学问之意。德文之Wissenschaft，俄文之наука，亦皆知识之意。但在习惯上，法人、英人之用法与德人有别。”^[7]

又说:“我国先译science为‘格致’，科学乃借用日人译语。……日人何以译为科学?此乃仿孔门四科及唐代科举之科，因科学是分科研究的。近年以来，日人有单用‘学’之一字者。总之，科学即是知识、学问，并无其他特殊玄妙之意。只因被日本‘科’了一下，就有人拿科学二字唬人。^[8]例如常有人说什么‘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9]就不通之至。‘知识在中国没有生根’，‘学问在中国没有生根’通不通?我以为不是科学没有生根问题，而是科学落后问题。”^[10]

“但知识有程度之不同。……学问乃是知识之系统化，人类一切感觉经验之整理，即有系统，确实的知识。所谓有系统者，即非零碎知识;所谓确实者，即经过一定的证明手续的。”^[11]

关于科学方法，胡秋原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尤在其方法。科学格物穷理。但物如何格?理如何穷?科学始于‘耳目’见闻的事实;但不能超越事实以究其理，仍然只是常识，不是学问。科学必用‘心思’在事物中抽出概念，用概念思考，研究概念的关系，特别是数量关系。爱因斯坦说:‘在理论物理学体系中，永远存在着理性与经验两大矛盾要素。理论予体系以结构，经验在理论中则符合于结论。只有在这符合上，才有全部体系，特别是其根本概念和法则的价值。’……加(伽)利略(Galilei)(之)所以为自然科学之父，不仅在其提倡‘观察’和‘实验’(cimento)，尤在其将实验与数学打成一片，树立近代科学方法的基础。”^[12]

胡秋原谈到科学时总以广义的学问为念，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但学问随着人类知识之进步而扩张，精密。……在牛顿时代，仍称天文、物理为‘自然哲学’。此后分科研究，科学之名渐兴。最初用‘赛因斯’者，还是义(意)大利的史学家。其后孔德(Comte)应用科学的因果法则于社会学研究，穆勒(Mill)再加以系统化，奠定了一般的科学概念。”^[13]

“科学方法即研究学问方法，乃藉不断的分析与综合，实验与比较，反复于一般与特殊之间，而以系统概念与理论，于变化中求不变之物，以及各种不变物之不变关系，对客观实在加以构成，亦即寻根究底，求其法则，求其趋势;此在自然科学必以数学为基本工具，而在历史与社会科学……学问要专门但不能孤立，而整个系统必须清楚而明白。”^[14]

胡秋原的科学观是紧跟19世纪到20世纪的科学脚步的:“(19世纪)孔德……休尔(Whewell)与穆勒争论科学方法……所谓科学，即以科学方法求得的关于自然现象的法则或关于法则的理论。所谓法则即决定论的因果法则，而其根据即自然之齐一性(uniformity)或规律性(regularity)。”

“20世纪科学观念和方法的大革新，一由于马赫(Mach)，潘迦烈(Poincaré，今译潘卡瑞)、坎贝尔(Campbell)等人之辩论，二由于科学方法之工具，即数学、逻辑和观察与实验之工具仪器之长足进步，最后则由于物理学上两大成就——相对论与量子论。……然一大革命性的变化是除了因果法则，还有统计法则。无论统计法则是否亦有其原因，或由于主观因素之无法绝对排除，或由于知识之不足，现在已有一套概率的数学，来处理大数现象或微小宇宙，缩小可能性的范围。”

“科学在不能说明时，可以描写或记述为满足。其次，科学方法一面是观察、实验，另一方面是概念的构成……包括假说、理论、法则……有用的概念之形成是科学第一事，这与艺术一样需要想像力，然而这不是科学方法所能为力的。在方法上，概念靠观察实验而得，然后经归纳而为概念的公式，作为假说。这可以是模型，可以是数式。再经演绎将假说反复付诸不同条件下的实验……科学方法依然是由观察资料到概念，经由工具使概念构造能与一定范围的事象相符合，证明其为真实;但必须其全体能在人类共同感觉的观察中来认定，即今日所谓‘共同的主观’(inter-subjective)。”^[15]

科学的概念说是靠观察实验而来(牛顿也是这么说的)，但纯靠观察实验显然不可能得到“有用的”概念，还得靠“心思”抽象，靠“想像力”形成。胡秋原在不止一处提到，想像力是科学方法之外的东西。哪里来的呢?他说:“一般人所谓科学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固然神通广大，也要社会科学乃至其他各种学问、学科合作，自然科学才能有效有益。”^[16]

基于以上对科学方法与思想史的深刻认识，胡秋原对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多处提出批评。他说:“一则，科学字典中断无大胆二字。二则，我们科学派所了解的假设求证，是一件件的具体事实的假设求证，此乃猜谜，正科学之反面。盖科学是系统知识，以系统的概念与理论思考，穷根究底以求普遍性的原理与(因果)法则的。”^[17]又说:“科学为事物的普通法则，不是个别事实的猜谜。假说与实验是不断反复进行的。科学到了假说已是百分之九十九了，甚至全部科学都可看作假说(非绝不可变的)。全部科学进行必须谨慎而严格，不能大胆。再者，假说也不是假设。”^[18]这里，“假设”指的是axioms，postulates或assumptions，“假说”指的是hypothesis。显然，胡秋原对潘卡瑞的《科学与假说》是熟悉的，重视的是“大学问”，而不是“小猜谜”。

他又认为:“方法论与价值标准论是二十世纪学问上两大最高问题，学问(科学)方法论大体趋于一致，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方法论并无根本的不同。”但“科学不能解决价值问题，逻辑不能由‘是’推论‘应该’”。大抵而言，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自然科学不谈价值判断，^[19]而社会科学、史学是必须谈价值判断的。

基于此，胡秋原轻而易举地论断了1920年代丁文江、胡适等人与张君劢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结果:“这在今天可一言而决，即人生观是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问题非科学所能解决。所以当时科学派的胜利固然是虚妄的，而玄学派也未对自己的命题做清楚的提出，更不要说提出积极的答案。”^[20]

胡秋原也批评吴大猷对科学的看法，^[21]指出吴大猷在论科学的方法时竟然没有提到“概念”及“假说”这么重要的东西。吴大猷又认为定律即是函数关系，胡秋原对此批评道:“今天只承认因果法则与概率法则，没有人说科学定律是函数关系的。”针对吴大猷“以想像力创立理论(假设物理观念间的新函数关系)”的科学观，胡秋原批评道:“这没有一个字不瞎说:①想像力在科学中不可少，但此不在科学方法之内。②想像力不可创造理论，物理理论不是由想像力创造的。③理论不是假设。④‘物理观念间的新函数关系’能不经由实验而经由假设吗?”^[22]吴大猷说科学方法三大要点——“全部程序”“重要特性”系(一)客观的观察、分析，(二)创作的想像力，(三)逻辑的方法……被胡秋原指出其中竟然漏掉了实验，并引述达布罗(d'Abro)^[23]的话:“理论物理学家的坐标，首先是基于实验之事实，而不是烟斗之梦。”^[24]

至于科学的功能，“在其说明力与预见力。科学的大用即由此而出。因能预见，它就能对外物加以控制了。科学是人智对外物的一种预防和控制的能力。科学和技术不同，科学是理论，技术是理论的应用。此在大学的理、工分院亦可明白。但真的理论，必定产生实用的效果，技术也是理论之证明”。^[25]

二、关于科学精神与态度

关于科学精神，胡秋原一口气说了一段精辟的话:“所谓科学精神指研究学问必要的精神。这便是求知求真好学精神，尊敬学问并不断精进，在前人基础上力求创获，追求新发现的精神，还有知性的诚实，追根究底，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丝毫不苟的严格，辛勤探讨，锲而不舍的毅力。学问不是宗教，但科学家对学问必有同样的虔诚的修道精神。”^[26]

什么是科学态度呢?胡秋原接着说:“科学态度指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待事物和问题的态度。科学以求客观世界之不变观念为目的，所以科学的态度必定是客观的态度，不带入主观成见的态度，合理的态度，纯理性的态度，‘非人情的’(impersonal)态度，也就是在研究时必有非功利的态度。虽然即使在‘微观世界’的研究中能否完全避免主观影响，还是量子物理上一大问题。”^[27]

这里胡秋原还是依传统刻板印象强调科学的“客观”态度，但他也稍提到量子物理里的重大启示——人在研究物时，必不能排除主观影响。科学家作观察所得到的现象其实是主客交涉的结果，任何观察不可能客观，一定是“观参”(observation－participation)。所以笔者在此不用“客观”一语，而代之以:不主观，诚实，严谨，冷静，开明，谦虚，与人沟通等。孔子的“四句”说得很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8]

他又从反面说“学问或科学有四忌”:“一忌功利之见。学问有求真致用二义，但以求真为本。可以为好奇，为兴趣而学问，不能期以实利速效。……学问不是王者作威，官腔作势之地，而是头陀修行，愚公移山之邦。它也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二忌忮性。章实斋云，学问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此即西人所谓理智之诚实与完整。……三忌奴性。不可有依傍心理，不可无批评精神。……第四，忌轻浮、鲁莽、浅薄、偏执。……自始至终必须谨慎，坚忍，谨严，周到，深入。一义之立，必须有关事理实论在全形中观察，毫无窒碍。一义之立，必须确信于心，不待他人指摘，自己便应反复批评，必无懈可击而后已。……如是知识不是散漫的知识，道理才是坚固的道理。不可炫奇武断。不可琐屑，必抓住要点。不能掘洞求宝，躐等跳高，只有打稳地基，层层建筑，钝杵磨针。”^[29]

胡秋原总殷切地希望学界及一般青年要多加努力:“第一是普及与提高好学精神，求真意志。……第二是将学问基础打好，然后下功夫，下血本。……第三是，学问必先求知人所知，能人所能，然后自用心思，求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是谓创造。……第四，科学方法……”^[30]

三、关于科学史与中国科学落后之原因

前文提到胡秋原不同意“中国科学没有生根”，只同意“中国科学落后”的说法。他说:“中外古今学问原理相同，并无中国学问外国科学根本不同之事。这都是人类功力，苦功思索的结果，因功力累积而进步的。近世西洋诸国因竞争日烈，进步特快，而我们则始误于闭关自缚，次误于演戏自害，在任何学问方面远不如人，是必须承认的。”^[31]

身为中华民族主义者，研究历史又对科学有深刻认识，胡秋原当然关心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他说:“迄今为止，有两种流行意见。一派说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科学。那些说什么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的人即是如此。另一派则认为中国文化不长于科学，然而道德与精神文明则特别高明。此即西化派与传统派。”但他一向反对这两种见解:“如第一派说中国无科学之根，为西方有之为是，那么，应该西方从来就有很高的科学，而中国纵使全盘西化，亦无发展科学之望，因中国根本无此慧根!如第二说为是，那么，中国亦不必发展科学，专门发展自己的精神文明好了。”^[32]

胡秋原认为:“事实上，中国的科学与精神文明长期在西方之先，不过我们停滞不进，西方则逐渐进步。到1600年双方大体在平等地位。此后我们不仅停滞不进，而且多方自坏，而自此之后，西方的进步之迅速，也是史无前例的。于是差距愈来愈远了。”此一停滞，有其内外与相关原因，查考并分析当时的历史，胡秋原认为:“所以不是科学在中国无根，而是发展科学不是孤立工作，它要有基础和传统，也要有社会的需要。西方人为求生存，为与回教徒竞争而航海，航海促进西方发展科学的需要，也促成知识分子、科学家、数学家与工匠的合作，实验与数学之合作。航海和科学带来帝国，鼓励科学研究，才终于有‘纯粹科学’!……中国没有航海之迫切需要，闭关既使中国不能发展知识……而数学素附于天文，而天文则禁私书。……所以，不是中国文化中无科学，而是在一定时期，发展科学的条件受到破坏。不是西洋人生来科学，而是在一定时期有发展的有利条件。”^[33]

胡秋原很早就持这种看法:“一切发明起于需要。加(伽)利略生于十六世纪之义(意)大利，牛顿生于十七世纪之英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学术，是适合当时义(意)英之需要的。这便是航海的需要。近代科学是航海时代的产物。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三件大事，都与航海有不可分离关系，而这也决定了近世西方之动力性发展。……威尼斯更是东西交通之焦点。加(伽)利略在威尼斯船坞研究物理，是我们知道的。……牛顿在其《原理》中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当时英国航业、矿业和军事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经线的测定，望远镜的制造，潮汐问题以及其它造船技术抽水通风起重的问题，弹道学和抛物线的问题。”

“当时英国科学家组织了一个皇家学会，对科学为集体研究，牛顿为会员之一。这学会之目的即在扩张生产及海运。其起草案云:‘吾人应有效把握实验哲学之进步，特别是足以增进商业之发明，更以有用发明，以增进吾人之福利、利润与健康。’可见所谓纯学问即是真正有用的学问。不过不限于今日有用而已。”^[34]

因为身负“国家”科学发展重任的吴大猷明文写出“科学家研索的动机，是寻求真理，是和实用无关的”，“回顾一下，便知科学发展史中各种基本原理发现发明，没有一项是出自有实用目标的研究的”。这些话，显示出一位自称“纯粹科学家”的褊狭观点，胡秋原于是举了许多例证，他说:“科学发展史重大发明都是人类长期求知过程中的累积成就，在不断实验和思索过程中，理论与应用相扶并进的。……由于理论与应用有共同母体之实验，由于理论是为预见与控制，便不能说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无关。二者有求原因与求目的之别，但区别不是无关。事实上不仅二者相扶并进，而且理论之进行必须在应用中求经验，在应用过程中，也要想到理论问题，在应用过程发生故障时也要求新理论。由理论到应用，由应用到理论……二者之间不仅没有不可逾越之鸿沟，也并无严格划分的界线。”^[35]

又，吴大猷认为:“西欧的科学虽只有三数百年的历史而发展如此，我国二千余年来有甚多的技术发展，乃我国偏重实用过甚……虽有发现发明，但未能脱离实用视野，作纯抽象的研索之故。……一般言之，我们民族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我们当能体会当时吴大猷有感于科学政策偏重实用，因而希冀矫枉的心情;但他矫枉过正，话说过了头，遂引起胡秋原的批评。胡秋原批评他“不理解何谓抽象”，更引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说明中国并非无逻辑演绎，也有实验传统:“磁学(对西方)是一全新科学，希腊人所未有的。为基尔伯特、克卜勒做准备的是中国人。而由磁力想到重力，是对牛顿的准备。由马克斯威尔方程式所建立的场物理学，较之希腊原子论是更与有机思想符合，可归于同一之根。(西方)有负于中古中国人忠实而壮大之实验者实在太多了。”他又引沙顿、丹皮尔两人之《科学史》为证。

李约瑟说中国科学没有突破伽利略阶段的原因，除了地理因素外，还与中国人的哲学是有机主义而非原子主义有关，因而着重秩序而非法则，着重人文。他也提到航海因素，说航海时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匠结合。然而中国科学落后更基本的原因不在中国数学、科学与文明本身的缺点，而在更难解决的历史因果性的问题中，在中西双方社会与经济环境之中。李约瑟在书的第三卷里做出如下结论:“(在中国方面)没有自然科学的生动需要。对自然的兴趣是不够的，控制的实验是不够的，经验的归纳是不够的，日月食的预见与历书之计算是不够的——这一切，中国人都有。”1974年版的《新大英百科全书》“科学史”条谈到中国的几行文字，亦同李约瑟之论。胡秋原说:“所谓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生动需要，可与我前面所说闭关没有造成科学之社会需要相参证。官僚制度也与八股特别有关。闭关政策与八股官僚之无知无能，是使实验方法与数学不能结合的抑制因素。”^[36]

胡秋原虽推崇李约瑟的若干论点，但李约瑟曾在一篇总结报告中论及中国何以无文艺复兴及伽利略之故，说根源可追溯到巴比伦时代;说由于西方相信神造世界，才有“自然法”的思想，终有伽利略的数理证明——这是道家和孔子所缺乏的;又说中国人能发明纸张……但他们不能以数学法则来看自然。^[37]胡秋原完全不能同意李约瑟的说法:“这完全是乱道。如果神创世界神话就可以有近代科学，何以巴比伦不能为近代科学的先驱?在中国何尝没有自然法的观念，以及用数学来看自然观念?(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如老子之‘自然’，如象数之学，以及两汉六朝宋元之数学)……”胡秋原还认为:“近代西方科学是在抛物线研究与计算中发展的。明代文化在各方面表现西方文艺复兴的内容，然闭关限制其发展。而中西文化之发展失去平衡，也是在十七世纪才发生的。”^[38]

在此且援引爱因斯坦对于中国科学落后的一段说法，当另有一番启发:“西方科学的发展是基于两大成就之上:希腊哲人形式逻辑系统的发明，与系统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发现(文艺复兴时代)。我认为，不必惊讶为何中国先贤没有走上此路，应该惊讶的是竟然有这些发现。”^[39]

四、关于科学发展政策

胡秋原基于对历史的研究，指出:“……近一百卅余年中国忧患之根源，就是知识之落后，科学之落后，人才之落后;更具体地说，在第一工业革命中落后。一切中西文化之差别，其根源即在这一点。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所以救国之根本问题即在发展科学，由逐渐赶上他人而终有超过他人之一日。不过，发展科学不是孤立任务。自然科学之发达，也要文学艺术史学直学为之开路，要经济政治为之扶持，更要与工业结合使其成为实质的力量。国家实力之骨血，是学问和技术。……发展科学与复兴中国文化是一事而非二事。……民族独立、国民自由与科工发展，是我四十年一切主张的中心。这便是我常谈科学、工业问题的原因。”^[40]

应如何发展科学?胡秋原指出:“学问无捷径，发展科学首先要有人在世界已有知识基础上，对解决新问题使用思考力。又现代科学不是个人之事，是‘班子工作’，要在一般知识之普及中求提高。……科学必须讨论，不是将外国教科书照本宣科。外国人之教科书只是科学入门，不可奉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人智是相等的。循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前进，终有与人相等或超过他人之一日。但首先须知人之所知，然后知人所不知。此则三百年前徐光启之言还是正确的:‘欲求超胜，先求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41]

然而，有些人总认为中国文字不适合表达科学，例如殷海光写:“中国文特别多模棱词令。”^[42]在1975年底，有一个讨论“科学中化”(“科学中文化”与“科学中国化”)问题的座谈会，芮涵芝提倡以中文大量编译科学著作，先是吴大猷在会中发言(后来又以文字补正):“中国文字比较不适于表达科学的内容，而且，文字也并不是提高科学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使用中文来教导科学，并不一定就能提高科学水平。……笔者的年代，由初中起，凡代数、几何、化学、物理、数学分析、世界地理等科皆是英文课本，大家都未有文字上的困难，为什么现在外文成了大困难?……要认真地检讨、研究一有效的英文教学法。”^[43]其后更有报纸社论呼应。^[44]胡秋原为此评论道:“科学由概念构成，语言文字则是概念之符号，而其意义，则是人的思考给与的。科学毕竟是思考的产物:对客观世界思考，对问题思考。……思考若能合乎科学，一定能用中文表达出来。他们的文字，文不成章，根本概念不清，却怪中文不能表达科学内容。”^[45]观乎中国大陆60年来的科学几乎完全以中文表达，实践至今已显然证明中文并无害于科学与尖端技术的发展，“科学中文化”的争论当可以休矣!

胡秋原还指出:“就中国，特别就自由中国而言，发展科学是立国根本大事，必须考虑下列诸问题:甲、国家与国民之长期与短期的需要，亦即目标;乙、发展科学之一般手段，落后国之特殊问题;丙、我们的财力与人力条件;丁、过去不成功的教训。然后始能形成适当的计画(划)，分别实施，经常考核，达成预计最大效果。”

“各先进国家发展科学在求自己有第一流的学术与工业，或对一最强的假想敌作竞争。我们发展科学之长期目标也就是建国目标，即发展国民的知识与农工业竞争力，俾能尽快地赶上工业先进国。……尽管在先进国，它们的科学研究有纯粹与应用之分，但我们不能照办。因为我们没有它们的人才。”“在基本科学方面，就第二工业革命中先进国的技术应用作为我们初步的理论研究对象;而在人力与财力条件到一定程度时，进行我们独立的纯粹研究。”“我们的应用科学如何发展呢?我们有许多迫切的需要。首先，我们要保持水土与农林、渔业资源，尤其要减少和防止水灾。”^[46]

胡秋原还特别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在1977年到1979年，胡秋原极力反对在台北市兴建翡翠水库，他主要担心的就是兴建水库会影响生态环境，贻害后世。

胡秋原主张发展太空科学与技术。他的这一主张高瞻远瞩，着眼于科学、技术、人才、管理各方面之整合，但显然超过吴大猷等“纯粹科学家”的视野，无法得到实施。

结语

胡秋原以认真好学求是讲理的态度、深厚的学问功力与强烈的民族复兴使命感，超然于政治形态，不囿于学术门派，穷一生之精力，孜孜不倦，关怀科学，其深度、高度与广度既属空前恐亦绝后。他一向着眼于全中国，即使后半生身在台湾亦然。他融贯中西而发表的谠论值得世人重视。他传道解惑孜孜以求、思考大局独立评论、不淫不移不屈不懈的精神，值得全球中华儿女景仰、学习、怀念。

【注释】

[1]不久，与另两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

[2]参见《民族主义》第六讲。

[3]参见《民族主义》第一讲、第三讲。

[4]参见张漱菡:《直心巨笔一书生——胡秋原传》，上册，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5]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7月号。

[6]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7月号。胡秋原在所发行的《中华杂志》中每年必介绍诺贝尔奖各奖的大要。他在所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附有《十九世纪世界政治与思潮》及《二十世纪世界思潮》等附录，收录科学发展之大事。他在《中华杂志》里也经常译介自然科学的重要文献——收录在《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一书中，包括《海森堡的世界公式》、《横览宇宙的边缘》、《最近西方人宇宙图像》、《宇宙之起源与命运》、《生命之起源与分子生物学》等文。

[7]胡秋原:《科学甲乙丙》，甲，《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8]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7月号。这里可看出胡秋原因为曾留日，故对“科学”一词的由来认识特别清楚。

[9]此系针对当时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大猷在《民族晚报》1976年6月3、4、5日三篇谈科学观念、方法及政策的三文而说。

[10]胡秋原:《科学甲乙丙》，甲，《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11]胡秋原:《科学甲乙丙》，乙，《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12]胡秋原:《现代科学之父加利略诞生四百年》，《中华杂志》1964年3月号。该文系摘录自1942年胡秋原为纪念加(伽)利略逝世三百年、牛顿诞生三百年而写的《科学，其意义，其精神及其方法》一文，刊于《祖国》杂志。

[13]胡秋原:《科学甲乙丙》，乙，《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14]胡秋原:《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文星杂志》1962年12月号。

[15]胡秋原:《价值判断问题》，《中华杂志》1974年10月号。从论述中可看出，胡秋原对科学方法的精要及流变十分清楚。笔者当年是从胡秋原先生口中第一次听到inter-subjective一词，才知这是现代科学哲学界用以取代过去的objective(客观)，近年笔者将之译为“心同此理”。又，笔者以为“真”不明其义，建议此处“真实”改为“实”。以上观点参见刘源俊:《说科学精神》，《二十一世纪》2009年12月号。

[16]胡秋原:《现代科学之父加利略诞生四百年》，《中华杂志》1964年3月号。

[17]胡秋原:《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文星杂志》1962年12月号。

[18]出处待查。

[19]关于这点，笔者有不同意见，认为科学有三追求——求是、求美、求善;换言之，科学并非价值中立的，顶多只能说科学不牵涉道德面的价值判断。至于社会科学、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素材有些不能量化，即使量化，其确实度与精密度也较差。二是假设较笼统，“或然推理”的分量较重。

[20]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21]吴大猷于1976年6月3、4、5日于《民族晚报》连续发表三篇谈科学观念、方法及政策的文章，主张应重视“纯粹科学”，并谓“纯粹科学无关应用”云云。胡秋原于是写了六万多字的《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分上、下并加一篇“代序”，刊于《中华杂志》1976年7～9月号。

[22]胡秋原此处开头用语过重。他的意思是:光凭想像力不足以建构新理论，必须先有实验基础。

[23]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Thought from Newton to Einstein(《从牛顿迄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的演进》)一书的作者，该书出版于1927年。

[24]参见胡秋原:《现代科学之父加利略诞生四百年》，《中华杂志》1964年3月号。

[25]胡秋原:《科学甲乙丙》，丁，《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26]胡秋原:《科学甲乙丙》，丙，《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27]胡秋原:《科学甲乙丙》，丙，《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28]参见刘源俊:《说科学精神》，《二十一世纪》2009年12月号。《新大英百科全书》的主编艾德勒(MortimerJ.Adler)更有一段精彩的话可作参考:“在科学著作里，没有雄辩或宣传，但容有在初始假设意味下的偏见。……科学的客观性不在于无有初始的偏见，而在于坦白承认它。”

[29]胡秋原:《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文星杂志》1962年12月号。

[30]胡秋原:《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文星杂志》1962年12月号。

[31]胡秋原:《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文星杂志》1962年12月号。

[32]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7～9月号。

[33]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7～9月号。

[34]胡秋原:《现代科学之父加利略诞生四百年》，《中华杂志》1964年3月号。

[35]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7～9月号。

[36]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7～9月号。

[37]参见1964年2月7日《纽约时报》。

[38]胡秋原:《现代科学之父加利略诞生四百年〉》，《中华杂志》1964年3月号。

[39]爱因斯坦写于1953年4月23日致J.E.Switzer的信上。

[40]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7月号。

[41]胡秋原:《科学甲乙丙》，己，《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42]殷海光:《思想与方法》。

[43]吴大猷:《“科学中国化”的问题》，《民族晚报》1976年1月12日。

[44]《科学中化是一个似通非通的观念〉，《台湾时报》社论1976年1月13日。

[45]胡秋原:《科学甲乙丙》，戊及结语，《中华杂志》1976年3月号。

[46]胡秋原:《论科学及其发展问题并评吴大猷君之三文》，《中华杂志》197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