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言与道说

一、道言与道说

道的概念源远流长，老子和庄子对道做了突破性提升，使其成为中国思想的最高范畴和最富想像力的核心词语，从而确立了他们作为道家创始人的地位。海德格尔在其思想的核心问题及主导词语上同老庄实现了相互的融通和平等的“对话”。海德格尔作为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东方古老的神秘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多次在讲座和文章中引用《庄子》书中的对话和寓言，如庄子和惠子关于大树的对话；匠石之齐；梓庆为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庄子与惠施濠上观鱼，等等。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海德格尔能与庄子的思想发生共鸣，这是难能可贵的。海德格尔直言不讳地声称，老庄的“道”对于他晚期的“主导词”产生了直接的启发。

海德格尔的主导思想是双重的，即追问存在和追问真理。这种双重性明显地在他的一句话中体现出来：“真理的本性是本性的真理。”^[3]形而上学史，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遗忘”即是一种“遮蔽”。他通过解析“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史，发现“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对形而上学来说，始终是遮蔽不见的，一直处于被遗忘状态之中”^[4]。与此相反，在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思想那里，存在本身却是无蔽地显现着的。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思者”的“思”是对原初的存在之思；荷马、品达等“诗人”的“诗”是原初存在之诗。然而，进入到形而上学的时代，存在逐渐被遗忘、被遮蔽。此过程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到黑格尔达到顶点。

从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笛卡儿的“自我”，斯宾诺莎的“实体”，一直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所导出的都是在者，而不是存在。他们的共同前提是从对象性思维出发，把存在视为某个在者，并把这个在者设定为追问的对象。因而所追问的只是在者，并不是存在本身。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对于世界的追问是人类所独有的追问。这个追问就是追问世界相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意义，追问与人相关的、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是人所能体验到的世界。形而上学的追问则脱离了存在的意义，所追问的只是在者，而且是与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关的在者，是对象化的存在物，而不是人所能体验到的本真存在世界。我们今天又面临着一个转折，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思想的神圣使命，就是重返思想的源头，重新唤起“存在之思”。若用庄子的话来形容，就是要“游心于物之初”。如果说胡塞尔强调的是“面向事情本身”，那么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思想的事情的规定”。

既然自柏拉图以来的所有关于存在问题的追问都是脱离了存在的本真含义，应予彻底摒弃，那么，海德格尔又是从哪里开始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呢？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仍然是：从存在开始。不过这个存在不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那个存在，而是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存在。这个存在不是具体的在者，不是在者整体的自然界，而是“在”本身，即存在物得以涌现的基础和根源。追问存在就是追问这个原初的东西，而不是被派生的存在者。究竟什么是存在的原初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原初意义集中体现在希腊思想的Physis，Aletheia，Logos这三个词语上。Physis的原初含义是“涌现”；Aletheia的原初含义是“去蔽”；Logos的原初含义是“聚集”。它们都是存在本身的既显现又遮蔽的一体运作。但不幸的是，这些原初的含义在后来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已不复存在，已经被概念化、对象化了。

显而易见，海德格尔所要追问的存在，不是被凝固化、被实体化的存在，而是先于对象性思维的原初境域，是人对原初世界最原始、最直接、最纯粹的体验。因此，这个存在与人“最亲近”。海德格尔就是要把它重新彰显出来，早期的海德格尔旨在于消解形而上学，但所使用的词语仍然是形而上学一直使用的术语，这就难以在概念上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很容易引出误解，造成自己思想的“失真”。思想的转向急切地呼唤着词语的转换，如何彻底同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根除形而上学的痕迹，在主导词语上，海德格尔面对着思想自身的悖论——如何命名那不可言说的存在。

在海德格尔“转向”的关键时期，神奇的东方智慧强烈地吸引着他。1946年夏天，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在德国著名的黑森林翻译《道德经》，此次合作虽未能最终完成，但古老的中国文化给他以震撼和启发。此后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多次提到老庄的道，多次引用庄子的寓言故事，这证明了海德格尔想从中国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的努力。最重要的一段话出现在他以《语言的本性》为题目的演讲中：

也许“道路”一词是语言的原初词语，它向有所沉思的人们道出自身。老子的诗意运思的主导词语是“道”（Tao），“根本上”意味着道路。但是由于人们容易把道路仅只设想为两个位置之间的连接路段，所以人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的“道路”一词是不适合于命名“道”所言说的意思的。因此人们把“道”译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和逻格斯等。

但“道”或许就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我们由之而来才能去思考理性、精神、意义和逻格斯，思考根本上从它们的本性而来要言说的东西。也许在“道路”即“道”一词中隐藏着运思之道说的一切神秘……为一切开出它们的路径。一切都是道路^[5]。

在海德格尔看来，“道”的原义是“道路”，这个“道路”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它不是“两个位置之间的连接路段”，不是摆放在那里的，而是通达、开路，“为一切开出它们的路径”。在此启发下，海德格尔提出了“生成”（Ereignis）和“道说”（Sagen）的词语。从“存在”（Sein）到“生成”（Ereignis），从“语言”（Sprache）到“道说”（Sagen），标志着晚期海德格尔非形而上学之思日臻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他与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先秦道家，在“主导词”上实现了汇通。从海德格尔对道的理解上看，基本上是符合老子、庄子思想的，尤其是把道说成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为一切开出它们的路径”，这的确是用西方语言对老庄的道所做出的精辟阐释，显示了西方思想家深刻而丰富的想像力。

道说就是基于生成的最本己的生成化（Ereignen）方式的显现。道说是生成说话的方式，就是生成之说。生成之说是生成的生成化，生成的生成化就是生成本身的开辟道路（Be-Wegung）。开辟什么样的道路呢？开辟语言自身的道路，到达语言自身的言说。让到达，让通达，让言说者到达、通达，让言说者倾听。道说，就是让到达，让显现，让指引。到达何处？到达林中空地。到达、显现、指引就是去蔽，由此去蔽，天、地、神、要死者得以敞开，进入光亮之中而生成并居有自身，让在场者显现，让不在场者离席。

从海德格尔的运思上看，他的“生成”（Ereignis）与老庄的“道”（Tao）有很相近的含义。两者都是开辟一切道路的道路，都含有言说之义，都和希腊的主导词“逻格斯”（Logos）一样难以翻译和表达。严格地说，“生成”、“道”、“逻格斯”都是不能定义的。“生成是不显眼的东西中最不显眼的，是质朴的东西中最质朴的，是切近的东西中最切近的，是遥远的东西中最遥远的。”^[6]正如老庄对道的描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第三十五章》）“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老子·第十四章》）在庄子看来，“道无终始”，（《秋水》）“道不私故无名”，（《则阳》）“道无问，问无应”，（《知北游》）“道昭而不道”、“大道不称”，（《齐物论》）“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

海德格尔与老庄的最大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追问那个被客体化、对象化、概念化之前的原初世界。此追问与对象性思维完全无关。终极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海德格尔和老庄所关心的原初构成域，或可称之为道势或道境，它是一种原始的态势，是人的生成所面临的境域。在这个领域，一切都失去了现实的规定性，再无一丝一毫现成性可依循，维有大道本身的生成、运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老子·第三十四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第十六章》）在此领域，庄子的态度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应帝王》）

为了彰显原初构成的境域，海德格尔不仅没有放弃语言，反而赋予了语言以存在论的意义，他采取了“形式指引”的方式，大量使用“粘言”、“暗喻”、“触类旁通”、“回旋互映”等牵引开显的手法，旨在于自觉地恢复思想的纯正语境，让语言充满原初的消息。庄子之所以采用“卮言”、“重言”、“寓言”的言道方式，与海德格尔的考虑是一样的。一方面，他们非常清楚终极境域无法用语言表象化、概念化；另一方面，人的终极追求又无法完全脱离现有的语言境况。因此，他们都致力于找到一种说不可说的“大言”。可见，尽管双方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语言不同，但都思考着同样的终极问题，讲着同一件事情，甚至采用的方法也是相类似的，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和庄子的“三言”都同样带有隐喻的性质。遗憾的是，尽管庄子也有着与海德格尔同等深刻的终极敏感，但作为一个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从根本上说还不能脱离自然思维的影响，未能进一步发展出自觉的语言观。否则，再跨跃一小步，就有可能更接近两千年后西方现代语言观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