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若命”，与世沉浮

一、“安之若命”，与世沉浮

庄子的“逍遥游”，是以幻想的方式在精神领域里寻求一种满足，这个满足在现实的社会中是无法得到的，它是一种摆脱了所有世俗约束的超验之游。“乘物以游心”，重在“游心”，心游何方？是“游乎无人之野”，（《山木》）“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应帝王》）这些“方之外”的世界，现实中不存在，想象中也不着边际，是完全超验的主观玄想。但“绝迹易，无行地难”。（《人间世》）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得道成仙，还得面对现实社会生存，人们不可能仅仅凭着“心斋”、“坐忘”，达到虚静恬淡终身逍遥，更不可能仅仅靠着心游，化解社会现实和人生的一切痛苦。

不可否认，庄子的“逍遥游”带有明显的出世倾向，体现了对精神绝对自由的本能向往。从根本上说，庄子继承了隐者的一贯传统，特别是对世俗社会的批判，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在混乱黑暗世道里寻求自我保护等方面，与传统隐者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庄子并不是完全出世的。他并不赞同“伏于岩穴”、（《山木》）“伏其身而弗见”（《缮性》）的隐逸之士。在庄子看来，隐逸的目的是自我解脱，但如果心存机务，即使身体隐迹山林，也未必能真正解脱；与之相反，如果精神上彻底解脱了，即使不隐迹山林，也可无往而不逍遥。可见，庄子既没有把出世的“逍遥游”与传统隐者的隐逸行为混为一谈，更没有把精神领域的“逍遥游”视为最终的目的，而是把“逍遥游”从“无何有之乡”切换到现实的人间世。严格地说，庄子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

隐逸山林不可取，纯粹精神式的“逍遥游”又只是幻想，那么只能回到现实中来，还得面对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然而，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具有独立人格的士人无法与之相妥协。他们不但难有立足之地，也无法找到适当的退路。失败带来的烦恼和疲惫单调的生活，使一些士人精神极度消沉，颓废得难以自拔。楚狂接舆是庄子笔下的一位超世高人，当他从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时，也不得不悲哀地唱道：“迷阳迷阳，无伤吾行！　曲　曲，无伤吾足！”（《人间世》）面对乱世，圣人只能保全生命，以“仅免刑焉”为满足。对楚狂接舆来说，尤如在“迷阳”（荆棘）中曲折行走，只要不刺伤自己的脚胫，就已算是万幸了。可见，黑暗中的士人已退至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只剩下一点点求生的本能而已。

庄子针对人不自由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安命论的思想，以寻求解脱困境的道路。庄子认为，“命”不过是天道运行的别名。个人的命，服从于天道的运行，是“道”通过个人进行的自我展现。道是自由的，秉道而生的人也同样是自由的，人的命是道的自由的另一称谓。道创生万物，也创生了人，道又寓存于万物和人中，并支配和左右着万物和人，同时也把自由的秉性赋予万物和人。道无所不在，甚至连最卑下的蝼蚁和瓦块道也同样寓居其间。“命”从道的角度讲，既是对人的规范和限制，也是寓居于人的表现方式，是人自由或不自由的根据。因此，人不能逃避天命，更不能违背天命，否则就得不到自由。命运是改变不了的，人只能顺从命，安于命。顺命、安命，等于顺于道、安于道。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分享到道的自由。这里，庄子实质上是把个人的自由纳入到道的自由之中。

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面对许多无法改变的事情的限制。庄子深深感到，命运的限制既无法摆脱又不可以抗拒。而这种限制的力量，这些无法摆脱和抗拒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命”。他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庄子认为，“命”是一种造化的功能，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在造物主的面前，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都是非常渺小的。“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秋水》）人无法和天地的力量相比。在《大宗师》里庄子还讲到，如果把天地当做一个大熔炉，那么造物主就是铁匠，而人只是他手中的一块生铁，只能听任摆布。造物主的力量就是“命”的力量。

在现实世界的领域，庄子是主张“命定论”的。对于“命”，人无法加以左右，对它无可奈何，只能听任其安排。当人来到世间，就会遇到人们公认的伦理规范、道德法则，这些都是限制人的自由的力量，是社会强加在人的头上的。如果你不去顺从和适应它，就会遭到不幸和痛苦。庄子所讲的“命”，带有必然性的意思，也带有命运的含义。至于“命”的具体因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指时势的变化人无法与之抗拒。在《秋水》中，庄子借孔子的口说：

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之时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

命运的好坏与人是无关的，国家治理得如何，不是看有没有智慧，而是取决于时势、时运。个人努力的成功与失败，也不能由个人来做主、评价，都是由时势、时机来决定的。

其二是人的欲望和情感是无法消除掉的。庄子认为，情感和欲望是人的先天本性，例如爱、憎、喜、怒、哀、乐等情感因素，声色、滋味、权势、利禄等欲望因素，都是先天的。人们的各种情感和欲望并不需要后天的培养和影响，是出于人的本能。正如庄子在《盗跖》篇中所讲的：

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天下虽非我，孰能辞之！

欲求、憎恶、逃避、趋就，都是人之性也，用不着学习和模仿。正可谓：“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盗跖》）

其三是死生的变化是无法左右的。出生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你只有接受这个现实。谁都想长寿，但谁也不可能不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正如《大宗师》篇所讲：“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就是说，人的死生，这是命运的安排，就如同永远有黑夜和白天的变化一样，人力无法左右，这都是事物的实情。

既然人不能改变命运，那么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这岂不是同自由相矛盾吗？庄子认为，命运和自由是不矛盾的。他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至乐》）这就是说，袋子小的装不进大东西，井绳短的够不到深井水，这类情况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人们只要成就其命之所成，便可以获得自由。既然一切都已由命运安排好了，那么就听之任之，顺命行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庄子是把安之若命视为德性的极致。安于自然命运，反对主观人为，这显然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但庄子的真实目的是，强调顺从于事物之大化流行，不能同必然性相对抗，从而获得精神上的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