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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之若命”,与世沉浮

时间:2023-08-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安之若命”,与世沉浮庄子的“逍遥游”,是以幻想的方式在精神领域里寻求一种满足,这个满足在现实的社会中是无法得到的,它是一种摆脱了所有世俗约束的超验之游。不可否认,庄子的“逍遥游”带有明显的出世倾向,体现了对精神绝对自由的本能向往。严格地说,庄子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庄子认为,“命”不过是天道运行的别名。庄子认为,命运和自由是不矛盾的。

一、“安之若命”,与世沉浮

庄子的“逍遥游”,是以幻想的方式在精神领域里寻求一种满足,这个满足在现实的社会中是无法得到的,它是一种摆脱了所有世俗约束的超验之游。“乘物以游心”,重在“游心”,心游何方?是“游乎无人之野”,(《山木》)“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应帝王》)这些“方之外”的世界,现实中不存在,想象中也不着边际,是完全超验的主观玄想。但“绝迹易,无行地难”。(《人间世》)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得道成仙,还得面对现实社会生存,人们不可能仅仅凭着“心斋”、“坐忘”,达到虚静恬淡终身逍遥,更不可能仅仅靠着心游,化解社会现实和人生的一切痛苦。

不可否认,庄子的“逍遥游”带有明显的出世倾向,体现了对精神绝对自由的本能向往。从根本上说,庄子继承了隐者的一贯传统,特别是对世俗社会的批判,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在混乱黑暗世道里寻求自我保护等方面,与传统隐者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庄子并不是完全出世的。他并不赞同“伏于岩穴”、(《山木》)“伏其身而弗见”(《缮性》)的隐逸之士。在庄子看来,隐逸的目的是自我解脱,但如果心存机务,即使身体隐迹山林,也未必能真正解脱;与之相反,如果精神上彻底解脱了,即使不隐迹山林,也可无往而不逍遥。可见,庄子既没有把出世的“逍遥游”与传统隐者的隐逸行为混为一谈,更没有把精神领域的“逍遥游”视为最终的目的,而是把“逍遥游”从“无何有之乡”切换到现实的人间世。严格地说,庄子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

隐逸山林不可取,纯粹精神式的“逍遥游”又只是幻想,那么只能回到现实中来,还得面对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然而,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具有独立人格的士人无法与之相妥协。他们不但难有立足之地,也无法找到适当的退路。失败带来的烦恼和疲惫单调的生活,使一些士人精神极度消沉,颓废得难以自拔。楚狂接舆是庄子笔下的一位超世高人,当他从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时,也不得不悲哀地唱道:“迷阳迷阳,无伤吾行! 曲 曲,无伤吾足!”(《人间世》)面对乱世,圣人只能保全生命,以“仅免刑焉”为满足。对楚狂接舆来说,尤如在“迷阳”(荆棘)中曲折行走,只要不刺伤自己的脚胫,就已算是万幸了。可见,黑暗中的士人已退至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只剩下一点点求生的本能而已。

庄子针对人不自由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安命论的思想,以寻求解脱困境的道路。庄子认为,“命”不过是天道运行的别名。个人的命,服从于天道的运行,是“道”通过个人进行的自我展现。道是自由的,秉道而生的人也同样是自由的,人的命是道的自由的另一称谓。道创生万物,也创生了人,道又寓存于万物和人中,并支配和左右着万物和人,同时也把自由的秉性赋予万物和人。道无所不在,甚至连最卑下的蝼蚁和瓦块道也同样寓居其间。“命”从道的角度讲,既是对人的规范和限制,也是寓居于人的表现方式,是人自由或不自由的根据。因此,人不能逃避天命,更不能违背天命,否则就得不到自由。命运是改变不了的,人只能顺从命,安于命。顺命、安命,等于顺于道、安于道。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分享到道的自由。这里,庄子实质上是把个人的自由纳入到道的自由之中。

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面对许多无法改变的事情的限制。庄子深深感到,命运的限制既无法摆脱又不可以抗拒。而这种限制的力量,这些无法摆脱和抗拒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命”。他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庄子认为,“命”是一种造化的功能,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在造物主的面前,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都是非常渺小的。“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秋水》)人无法和天地的力量相比。在《大宗师》里庄子还讲到,如果把天地当做一个大熔炉,那么造物主就是铁匠,而人只是他手中的一块生铁,只能听任摆布。造物主的力量就是“命”的力量。

在现实世界的领域,庄子是主张“命定论”的。对于“命”,人无法加以左右,对它无可奈何,只能听任其安排。当人来到世间,就会遇到人们公认的伦理规范、道德法则,这些都是限制人的自由的力量,是社会强加在人的头上的。如果你不去顺从和适应它,就会遭到不幸和痛苦。庄子所讲的“命”,带有必然性的意思,也带有命运的含义。至于“命”的具体因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指时势的变化人无法与之抗拒。在《秋水》中,庄子借孔子的口说:

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之时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

命运的好坏与人是无关的,国家治理得如何,不是看有没有智慧,而是取决于时势、时运。个人努力的成功与失败,也不能由个人来做主、评价,都是由时势、时机来决定的。

其二是人的欲望和情感是无法消除掉的。庄子认为,情感和欲望是人的先天本性,例如爱、憎、喜、怒、哀、乐等情感因素,声色、滋味、权势、利禄等欲望因素,都是先天的。人们的各种情感和欲望并不需要后天的培养和影响,是出于人的本能。正如庄子在《盗跖》篇中所讲的:

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天下虽非我,孰能辞之!

欲求、憎恶、逃避、趋就,都是人之性也,用不着学习和模仿。正可谓:“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盗跖》)

其三是死生的变化是无法左右的。出生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你只有接受这个现实。谁都想长寿,但谁也不可能不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正如《大宗师》篇所讲:“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就是说,人的死生,这是命运的安排,就如同永远有黑夜和白天的变化一样,人力无法左右,这都是事物的实情。

既然人不能改变命运,那么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这岂不是同自由相矛盾吗?庄子认为,命运和自由是不矛盾的。他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至乐》)这就是说,袋子小的装不进大东西,井绳短的够不到深井水,这类情况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人们只要成就其命之所成,便可以获得自由。既然一切都已由命运安排好了,那么就听之任之,顺命行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庄子是把安之若命视为德性的极致。安于自然命运,反对主观人为,这显然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但庄子的真实目的是,强调顺从于事物之大化流行,不能同必然性相对抗,从而获得精神上的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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