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己游世”，与时俱化

三、“虚己游世”，与时俱化

庄子既要解决精神上的出世，又要解决现实上的入世，“外化而内不化”，从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灵与肉、主观与客观相互冲突的矛盾，可仍显得有些勉强，“逍遥游”的精神是绝对自由的精神，必须保持一种不含水分的彻底的人格独立。然而，“安时处顺”的“外化而内不化”，虽然也突出强调了保持人格独立，可毕竟是不彻底的，是以一定的“外化”，即作出一些妥协、让步为代价的。要“处顺”、“外化”，就必须要顺从、适合，这不可能不同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发生矛盾。“曳尾涂中”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其性，可“枯鱼之肆”的境况也足以使你丧其生。庄子所面对的这一课题，无疑是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又不可能不直面正视它。不论解决问题的程度如何，也无论是否找到了一种终极的方案，庄子高度的责任感就在于，绝不回避它，而是动用最高的智慧思考它，尽可能提出一种最具合理性的、现实可行的思路。其实，这也是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所关注的一个难题。

孔子提出的办法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评价孔子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公孙丑上》）但孔子及儒家的做法，也只不过是能屈能伸的一种处世手段，不可能解决人格与世俗之间的矛盾。对于那些有着强烈人格意识的士人来说，自由精神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得到化解，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大诗人屈原在《卜居》中问道：

吾宁悃悃　　，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目保真乎？

其大意是：我是保持诚恳、老实和忠诚呢？还是送往迎来、奉承不停？是除草锄茅、努力耕田呢？还是游说大人、以图成名？是直言不讳、危害自身呢？还是跟随富贵、享乐一生？是超然世外、保全本真呢？还是进退讨好、应诺得宠呢？显然，屈原有着高尚的人格，是不可能同那些小人同流合污的。但是现实的矛盾冲突水火不相容，你必须要作出选择。屈原深受心理矛盾的折磨，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投江殉国，他以死来抗拒现实世界的黑暗，以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精神上的解脱。

在庄子看来，孔子所谓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其入世过于积极，其退隐过于消极，带有一定的虚伪性，实际上是身入心不入，身隐心不隐，谈不上从根本上获得解脱。而像屈原的投江之举，虽然壮烈，并不可取，不能以生命作为代价。总之，这都不是得到解脱的良策。

庄子也同样面临着屈原那样的困境，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作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庄子所考虑的并不是个人的解脱，他那颗充满智慧和热情的心灵，所承载的是如何让人类走出困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天地》中庄子谈道：“而今也以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意思是，现在天下人都迷惑，我虽然有我期求的方向，怎么能达到呢！知道达不到还要勉强，这又是迷惑呀，所以还不如放开手来不必推究。不必推究，谁和我同忧？这就像丑妇人夜半生子，取火而视之，惶惶然惟恐像自己。这实在是庸人自扰。庄子的意思是，凡事大可不必过于认真，事物该怎样就是怎样，有些事情你根本无法左右，因此也不必自寻烦恼，明智的选择是不必推究。也正像丑妇人夜半生子，该像谁就像谁，看不看都一样。

在《刻意》篇中，庄子具体分析比较了六种人的处世态度。他们分别是“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导引之士”、“圣人”。庄子认为前五种人的处世，都有各自的追求目标，都是“有待”的，不但没有获得解脱，反而终日与物“相刃相靡”。只有最后一种人，即“圣人”，具备值得人们效仿的处世方式。“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圣人的处世方式是对前五种处世原则的否定，也就是说圣人能做到：不雕砺心志而高尚，不讲仁义而修身，不求功名而治世，不处江海而闲游，不事导引而高寿。圣人能忘掉一切，也拥有一切，恬淡自适，无止无境。也就是说，圣人真正解决了人格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他既能超然于世外，又能浪迹于世间；既实现了精神上的解脱，也在现实中得到了自由。这种处世态度，庄子称之为“游世”。

庄子游世思想最有特色的说法是“无用”。在上一章中，我们从物的角度已谈到了关于“无用之用”的问题，以下我们从人的角度进一步进行分析。《庄子》书中有许多篇都讲到了“无用之用”的观念，其中内篇的《逍遥游》、《养生主》、《人间世》和外篇的《山木》讲得比较集中。庄子似乎格外喜欢谈论“无用”的问题，而且多次以树木为例。从游世的角度讲，强调“无用之用”，就是主张人生活在社会上，不要追求有用，不要显示自己的才能，因为有才华就容易被人利用，就会招致更多的伤害。

在《人间世》篇的一则寓言里，庄子用了较多的笔墨写了大树，以暗示“无用之用”的处世之道。匠石走到齐国的曲辕，看见社庙旁有一棵栎树。这棵树极为高大粗壮，树冠可以遮蔽几千头牛，树围十丈有余，树干高达七十尺以上，可以做几十条船。虽然观者云集，可匠石却看也不看，只管赶路。弟子从未见过如此美好的木材，问先生为何看也不看。匠石说：这是一棵毫无用处的“散木”，用来做舟子会沉没，做棺材会速朽，做家具会速毁，做门会流出树汁，做柱子容易出虫，做什么都不行，是一棵不材之木，正因为毫无用处，才活得这样长久。当天夜里，这棵栎树托梦于匠石，说得更为精彩：像山楂树、梨树、橘子、柚子以及瓜果之类，果实熟了就被摘掉，遭到破坏，甚至中途死掉，这正是由于它们的有用所带来的灾祸。这样看来，“无用”就是我的“大用”，如果我有用，我能活得这样长久吗？

物如此，人亦如此。有个叫支离疏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是个形体支离的驼背，在常人看来他完全是个废人。但在国君征兵时，支离疏不但不用逃避，反而在征兵者的面前捋胳膊伸臂膀，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国家有大规模的劳役，支离疏因身体有残疾而不受役使。国君发放救济，支离疏可以领到一些粮食和柴草。可见，支离疏因“无用”而成就了“大用”，他被免去了为社会尽义务，却又可以充分地享受社会的福利。庄子认为，人们平时只注意到有用之用，而忽略或没有看到“无用之用”，这是因为境界还不高。

然而，“无用之用”并非时时处处都能实现。请看《山木》中另一则寓言：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

出于山，舍于故人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子。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弟子的提问非常尖锐，大树因“无用”而能修其天年，鹅却因“无用”而被宰杀，那么，到底是选择“有用”，还是选择“无用”，看来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庄子提出“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这应该说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游世”策略。庄子的意思是，人要“有用”，但“有用”不要有“有用”之名，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装作“无用”也不能装的太“无用”，因为一点用没有，还是要被淘汰。总之，人要有用，别太有用；人要无用，别太无用。这就是始终处在材与不材之间，虽然这明显地带有耍滑头、钻空子的味道，可对于那些在刀光剑影、荆山棘海中谋求生路的士人来说，倒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药方。既然是处在不正常的乱世之中，也就有必要寻求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正如庄子所言：“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山木》）事实上，绝对居中，绝对的中间道路，是难以做到的，仍然为世俗所累，“有用”到何程度、“无用”到什么尺度，让人难以把握。庄子认为最佳的方式，是“神农黄帝之法则”，亦即“一龙一蛇，与时俱化”，“一上一下，以和为量”。（《山木》）可以飞则飞，可以伏则伏，可以上则上，可以下则下。该做时就做，不该做时就不做，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关键是要见机行事，恰到好处，不招惹别人的注意，不自找麻烦。庄子把这种处世之方也称之为“缘督以为经”。（《养生主》）

庄子讲的“游世”之道，是艺术化的人生方式。游世要达到一种艺术化的境界，正像庖丁解牛，要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状态。从审美角度讲，审美就是处在超功利与功利之间。如果说牛的筋骨盘根错节，象征着人间世的错综复杂，那么人生就应该像庖丁的用刀，“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社会的缝隙中游刃有余，潇洒自如。“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山木》）“虚己”就是一切顺其自然，虚心忘淡，不入胸次。“虚己游世”就是丢掉名利，不要出谋划策，不要承担责任，不要卖弄聪明，“依乎天理”，“因其故然”，“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无待逍遥、自由自在地游刃于人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