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生态学运动

三、深层生态学运动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这一概念为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生态运动的一个概要》^[7]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作为一门崭新的环境哲学分支，深层生态学的宗旨是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失误及其深层根源，目的在于追问人类生活的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问题。

1962年，美国当代著名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彻尔·卡逊（Rechel Casson）出版了名为《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通俗著作。该书讲述了DDT和其他化学杀虫药剂对生物、人和环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此书一发表，立即遭到许多知名的企业家、政客、专家的蛮横指责。然而，正是一场围绕DDT化学药品使用有害性的辩论，揭开了现代深层生态与环境运动的序幕。《寂静的春天》较为集中地表达了深层生态思想和生态环境意识，可视为现代深层生态学及其深层生态运动的一块基石。

春天原本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季节。严冬过后，万物复苏，生命的涌动，热烈而又充满了活力。然而为什么取一个“寂静的春天”名字呢？在书的开头，卡逊以伤感的笔调虚构了一个故事。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小镇，它曾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家园，小镇之美离不开优美的环境衬托。春天，繁花似锦；秋日，果实累累，挺拔的松树、橡树、枫树、白桦编织成一幅幅诱人的图画；到了冬天，这里仍然是一道道动人的景色，小鸟在原野上鸣叫，溪流在山涧里流淌。

但是随着当地居民的增多，特别是由于神秘莫测的疾病的袭击，和谐的自然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大量的家禽牲畜病死，人也染上了无名的疾病，植物枯萎了，鱼儿死亡了，小鸟儿气息奄奄，充满生命喧闹气氛的春天变得一片凋零寂静。

卡逊认为，春天走向了“寂静”，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遭受了污染，特别是化学药品严重污染了环境，它的使用使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状态被打破。人类开始面临着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新型灾害，从还在孕育的胎儿到成年人，被迫频繁地与化学毒品发生着接触，野生动物和家禽都被化学毒品所毒害。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由合成杀虫剂汇成的源源不断的溪流，它渗透到母亲的奶水里，也渗透到未出生的胎儿的细胞组织里，它的出现意味着死神的降临。“寂静”的春天告诉我们，维持生命的链条出现了中断——水源被污染，植物被破坏，自古以来自然的整体平衡受到威胁。

卡逊指出，环境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而决不能把它视为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人类总是以非常狭隘的态度对待自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动植物的生存，对自己有用的就让其保留，对自己不利的就判处其死刑，特别是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来消灭它们，致使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从深层的意义上说这是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野心和骄傲自大的心理，如果今天的人们仍然抱有这种征服的心理，实为地球的一场悲剧，卡逊的最终结论是：人类不能再继续扩张盲目的征服精神，应该用一种伦理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书尾有一段话令人深思：“‘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8]

生态环境运动的兴起，要求人们在更高层次上把环境与生存问题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林恩·怀特的《人文时代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保罗·埃里希的《人口炸弹》、哈丁的《公有地悲剧》、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思想》、犹大的《悄悄的危机》，都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思考。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首次对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提出了质疑。在对人口、工业化、粮食生产、自然资源和污染五个决定和限制经济增长的要素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如果继续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人类就无法避免衰退，而要避免这种衰退就必须从增长转向均衡。《增长的极限》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把威胁经济增长的环境问题上升为人类的生存问题，要求在社会发展方式上实行根本的变革，从而把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直接导向了对社会体制的深层思考。

生态环境运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个趋向，其中一种认为：环境危机不可避免，它恰恰说明人类发展的不充分，只要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完善，环境危机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它主张在不触动现有的经济、社会、技术框架的前提下来解决环境问题；另一种观点则反对上述看法，要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而且要对现有的社会结构进行根本的变革，解决环境危机所涉及的伦理、社会、政治等所有问题。

主张第二种观点的自称为“深层的”（deep），而把第一种观点称之为“浅层的”（shallow）。在深层生态主义者们看来，浅层生态主义者们的态度是改良主义的，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学所提出的问题则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主张从社会机制、价值体系上寻找危机的深层根源。

奈斯认为要破除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作为深层生态学理论基础的哲学体系，他把这一哲学思想称为生态智慧T（ecosophy T）。按照他的解释，sophy来自希腊语sophia，即智慧，它与伦理、准则、规则及其实践相关。因此，生态智慧，即深层生态学，包含着由科学向智慧转换的意思。奈斯的思想在德韦尔、塞申斯和福克斯等人的发展下，不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系统的深层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自我实现原则和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准则。

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原则是深层生态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不过，深层生态学讲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概念不同。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概念中的“自我”（Self）是形而上的“自我”，是大写的“自我”，与现代西方小写的自我（self）有着根本的区别，是对传统的“自我”的超越。现代西方的“自我”是一个孤立的、与对象分离的自我，这种自我所追求的是享乐主义的满足感，或者是追求一种对个人的此生或来生的拯救感。这种意义上的自我是对“大我”的否定，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使人们失去了追求独特的精神或生物人性的可能性，从而沦为社会或社会群体流行时尚的牺牲品。相反，只有当我们停止把自我理解为孤立的、与对象分离的自我，并使我们所认同的对象从家人、朋友扩展到整个人类，人自身本来就具有的精神和生物人性才会生长、开花。

何谓“自我实现”的过程呢？奈斯认为，自我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从本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Self）。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这种形而上的自我，突出强调这种自我只有纳入人类共同体、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之中才能实现。

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对象范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体验到：我们只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我们是在自然之中，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大自然分离的孤立个体；我们作为人，其本性是由我们与他人，与自然界中其他存在者的关系所决定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的境界，就会缩小我们与其他存在者的距离感，把其他存在者的利益视为自我的利益，在其他存在者中看到自我，同时也能够在自我中看到所有其他存在者。

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生态圈平等主义）（ecocentric eqalitarianism）是深层生态学的另一最高准则。作为深层生态学的基本规范，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基本含义就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者都有生存、繁衍和体现自身、实现自身的权利。在生物圈大家庭中，所有生物和实体作为与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的内在价值是均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是相同的。科学告诉我们，生物圈中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和正常进化，离不开系统中存在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有存在物并无高低之分，对整个系统来说都各有其特定的价值。人类也不过是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如果把人类放入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并不能得出其比其他生命形式更高贵的结论。生态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除了人以外，还有鲸鱼、灰熊、完整的热带雨林、高山河流、土壤中的微生物等等，都是这个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深层生态主义者看来，“生态”（eco-）与“生命”（bio-）是等值的、密不可分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深层生态学极力主张的是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敬畏。这是一种大生命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就会确立一种大宇宙意识。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我们人类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如果我们伤害了其他生命，那么就意味着对自己生命的伤害。因此，我们必须以统一的、整体的方式看待生命，因为，“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至少和自然有最低限度的同型性（和自然相似）才能在自然中生长……在人和超越他的实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裂缝。人能和这种实在融成一片，把它归并在他关于他的自我的规定中，对它的忠诚就像对他的自我的忠诚一样，他于是变成它的一部分，它也变成他的一部分。他和它相互交迭”^[9]。

深层生态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它的建立离不开各门学科的发展，其中现代生态学，系统科学，心理学，宗教（包括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道教）等都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哲学上讲，近代的斯宾诺莎和现代的怀特海、桑塔耶那等也对其产生了影响，然而对深层生态学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思想是深层生态学最直接的思想理论渊源。

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技术的本性。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作为“座架”，技术已成为一种控制、摆弄人类的奇异的力量，这股奇异的力量在技术的本性中显示出来，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它已经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了。人类对地球的肆意征服和无限制的掠夺，实际上是人类自身的沦丧，技术对物的“制造”实际上是对“物”的消灭。科学的“思”并不是真正的存在之“思”，而是与形而上学相同的“表象性思维”，其实质是计算思维。科学的“思”带有某种强制性，早已把物消灭了，原子弹的爆炸，是对物的消灭，但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科学就已经消灭了物。而原子弹的爆炸只不过是对物的消灭过程的更为粗暴的证实。科学业已垄断人类的生活，科学的无度扩张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恶性自杀，人类在这种扩张中逐渐失去自己，还有可能降临的将会是人类自己招致的灭顶之灾。总之，技术化世界的最大危机并非来自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于技术的构架化本性，因此必须以存在之“思”取代形而上学之“思”，由对象性的、计算性的“思”转为应合性的、期待性的“思”，让物恢复物的本性。

海德格尔提出的“居住”（to dwell）概念，也是有着特定深刻含义的。居住不是住下来，某些建筑提供了房间，人停留于此，但并非在那里居住。居住象征着珍爱和保护、关怀和照顾，正像耕种土地和栽培葡萄。居住是营造一个空间，在此处事物能够展现自己的本性，自由自在地生长，让物展示物的本性，让物成为物，因此，就要有爱护和营造。居住是人类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换言之，人与物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关系，人应该具有非对象性的诗意守护和非知性逻辑的神秘悟性。正因为人已失去了本根，所以应该让人类重返本真的、诗意的“居住”，这个返回的路就是回乡之路，就是拯救之路。

海德格尔之思，思到了人类危机的根本症结，体现了对人类生存的关切，其深刻的思想直接为深层生态学的开创者如阿奈·奈斯等人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