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學”研究需做到四個統一

“新子學”研究需做到四個統一

刁生虎

2012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先秦諸子暨《子藏》學術研討會”上，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提出了“全面復興諸子學”的口號，並於10月22日在《光明日報》國學版發表《“新子學”構想》一文，文中就“子學的産生發展與‘新子學’”、“‘新子學’將紮根傳統文化沃土，以獨立的姿態坦然面對西學”、“‘新子學’將承載‘國學’真脈，促進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等三個問題進行了詳細闡述。11月2日，《文匯讀書周報》刊登“新子學”筆談專版文章，再次就“新子學”相關問題進行深入闡發和討論。由此可見，“新子學”理念已經獲得當下學術界較為廣泛的關注和認同。而在筆者看來，就“新子學”研究的學術立場和研究方法來説，重點需要做到如下四個統一：

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在傳統子學的學術研究與理論探討中，主要存在着兩種對立的傾向與主張：一種是歷史主義的主張，另一種是邏輯主義的主張。前者認為子學是而且只能是全部歷史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研究者的所有工作就是對以往的子學現象進行歷史性的追尋與把握；後者認為子學研究不僅是一種客觀規律的總結，而且也是研究者本人的一種理論創造，這就決定了研究者的主要任務是以邏輯形式來反映子學的有機進程。平心而論，這兩種學術研究與理論探討模式，各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得以成立的理論與現實依據，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自身的缺陷與不足。歷史主義的研究理論與學術實踐易陷入零碎而鬆散史料的純客觀性堆砌而導致兩方面的困境：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二是在實際操作上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全景式地復活並再現子學的歷史畫卷，因為歷史是無法重演的。反之，邏輯主義的研究理論與學術實踐則易於“削足適履”，以主觀邏輯代替客觀事實，使學術研究流於空泛而不切實際的議論。事實上，子學首先是一個歷史的存在，而歷史又存在於過去的時空之中，這是歷史的第一重存在，也是其客觀的原初的存在，而這種存在已經消失於歷史那日益增厚的層累之中了。其次，書籍、文物以及我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中仍然存留着過去的印迹，真實的歷史往往依賴於人類對這些存留的理解來浮現，因此歷史又獲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其存在於人類的理解之中，也就是説其又是一個邏輯的存在，這就決定了我們的研究必須既是歷史的又是邏輯的，而且兩者要達到辯證的統一。具體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充分重視子學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客觀重現，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注意發揮研究者本人的主體意識與學術主張；一方面要細緻而又生動地描述子學文獻中豐富多彩的活動與現象，另一方面也要系統而又深刻地揭示潛藏於各種紛繁複雜現象背後的普遍性與一般性的規律。

古今與中西的統一

諸子其人其書是歷史和民族的存在，但“新子學”的研究卻需要當代和世界性的眼光。這就需要研究者遵循古今融通和中西結合的方法開展研究工作。任何古代經典的闡釋，都只能是一種“現代”化了的闡釋，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烙印。對此，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極為經典的闡釋原則：“對於古人之學説，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説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册審查報告》）這就要求“新子學”研究者在面對史料時，一是要努力消除自己“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住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説，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册審查報告》）的主觀性偏頗；二是要以“史學之通識”和“縱貫之眼光”，將具體史料納入學術史、思想史發展的歷史軌迹之中，從而“與立説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最終對“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達到一種“真同情”。由此可見，運用古今會通的原則和方法進行子學研究，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正途。錢鍾書先生認為，中西文化雖然思想方法、話語模式不盡相同，但從根本上來説，卻自有其相同相通之處：“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談藝録》）各種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和相互之間的異質性，但大體相同的“人性”、“生存境遇”、“人生追求”等因素，又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確可能存在共同的美感經驗，這又決定了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對話和達成“視域融合”的可能。因此解讀子學文本的過程，就是今人與古人、東方與西方就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進行互動與對話的過程。這就決定了“新子學”研究需要自覺吸收一些西方現代哲學、語言學、美學、文藝學、闡釋學乃至文化人類學理念進入論述的視野，力求在古今結合、中西融通方面有所努力。

理性與直覺的統一

這一原則的提出，正是基於中國子學這一特定研究對象而確定的。中國子學著作是諸子對其所處時代及問題理性思索的産物，但其存在形態卻大多以語録體和解經（闡釋）體為主，富有獨斷色彩，往往只下結論而没有論證，即使有論證，其論據也往往是子虚烏有的。這就決定了對子學著作的研究和把握離不開理性與直覺的相互結合。再從表現形式來説，雖然誕生於中國軸心期的子學著作富有深厚的哲理論述和高度的理性概括，但其重要組成部分卻是寓言故事，而且這些寓言故事往往是以神奇瑰麗的想象和汪洋恣肆的文學筆調出之，而這傑出優美的散文及其中衆多的寓言故事，卻又極其形象生動地描述了當時人類的諸種複雜的精神現象，極其深刻地表現了諸子獨特的哲學思想，構成了子學極其豐富複雜的思想體系，因而這些文章又是傑出的哲學論文。這就決定了“新子學”研究者不能完全用理性的眼光邏輯性地推演其中的深奥哲理，而是需要同時懷着一種充滿情感、富有詩意的眼光去觀照諸子其人和體悟諸子其書。這就是説，對於子學文本來説，僅靠理性把握的方式遠遠不够，還必須輔以直觀的體驗。

宏觀與微觀的統一

基於傳統子學研究充斥着文字、音韻、訓詁的微觀研究而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和不足，“新子學”研究應將子學看作一個龐大的現象系統。只有注重從總體上對子學文本加以認識，才能揭示出藴藏在其深層内部的基本規律。子學本身自有其建構材料、結構框架、外部形式以及内部格局，其在思想體系、風格表現、審美境界、思維模式、修辭藝術等諸多方面都自成一格。因此，深入探究子學的各種内在特質及其相互關係，進而揭示出潛藏於其中的基本特徵和普遍規律，當是“新子學”研究的關鍵任務。基於此種理念，“新子學”研究者在處理子學活動和現象時，應力求從大處着眼，宏觀俯仰，多維審視，動態把握，努力把子學現象和子學活動的基本風貌盡可能完整地分層次地展現出來。但是，所謂的宏觀研究只是相對而言，宏觀研究根本無法脱離微觀考察，對任何學術規律的探討，都必須從具體的學術活動和現象開始，都離不開對具體學術文本的探究。“新子學”研究同樣如此，同樣需要借助“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的方法，努力做到宏觀把握與微觀分析有機而又辯證的結合。

（原載於《社會科學報》2012年12月13日，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