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子學”的一些思考

對“新子學”的一些思考

陳福康

我國古代圖書，曾經有過多種分類，但最常用、最簡明的總體分類，為經、史、子、集。這一傳統的“四部”分類法發端於魏晉時期，至唐人編撰《隋書·經籍志》正式確定名稱和順序，迄今已有千餘年歷史，歷代讀書人、學者和文獻學家早就用慣了。清乾隆時編《四庫全書》，在《四庫總目》的《四部總敍》中對此作了理論總結，亦迄今無以逾之。只是至清末張之洞，將叢書獨立出來，增加了一個“叢”部，變成“五部”。近人整理古代文獻書目，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民間還是官方，大陸還是臺港，反復思考，慮之再三，還是覺得這個“四部”或“五部”的分類法比較適合中國歷代圖書的實際情況，不能隨便打亂，即使有不合理處也不得不繼續應用之。可見，傳統的東西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我國古代所謂的“四部”或“五部”，也並不都是在同一的標準上分的，有的部的所收標準還有點牽强。例如經部，收儒家的經典，如《易》、《書》、《詩》、《禮》、《春秋》、《樂》、《孝經》等元典和研究這些元典的著作。但附帶又收入小學類書，就有點“異類”。不過總算有個理由，即這類書是研究經典必須之工具書。史部，收歷史類書，包括各種正史、編年史、紀事本末體史、别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政書等，另外還有目録、史評、時令、地理、官職等，與史學多少都有關。以上甲乙兩部之分類，歷來没有太大的質疑。子部則不然。按理説，子部只應收“六經以外立説者”，即先秦諸子及後來創立思想、成一家説的著者的書，但以往該部卻收入了農家、醫家、天文曆法、術數、藝術、小説等科技和藝術類書，還收了譜録和類書，更收了少量釋家、道家類書。其實，釋道兩大家的書越出越多，雖然比不上儒家，但早就與之成三足鼎立之勢了。古有《佛藏》、《道藏》而無《儒藏》，明代有學者提出這個問題而後來没修《儒藏》，原因就是《四庫全書》已可滿足另編《儒藏》的要求。《四庫全書》雖不是純粹的《儒藏》；然而《佛藏》、《道藏》也並不那麽“純”。但是，《四庫全書》好像把凡是其他部收不了的書，都往該子（丙）部裏塞，造成了丙部的龐雜。不過，甲乙丙三部基本還是以書的内容性質來分的；至於丁（集）部，則不是以同樣的内容標準，而是主要以詩集、文集或詩文集這一外在的“集”的形式來分的，即以最古的《楚辭》及其後的各種别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歸之。這是兩種不同的分法，當代有些論者實際没有研究清楚。

有學者提出：“中國文化的集體智慧，保存在傳統學術之中，包括經學、史學、子學與集學。從立義的角度言，四部都是一心。從分類而言，四部是體。從學術功能而言，因體見用。四部全體大用，皆不能偏廢。二十世紀的中國為了自强，必須走自新之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時代有相應的挑戰與機遇，維新的責任，自然落在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身上。在集部，有新文學；在經部，有新經學；在史部，有新史學。但作為時代理性思維象徵的‘子學’，獨落後於斯。”這一論述可以引發大家思考。指出很久以來子學的研究，落後於經學與史學，應該大體符合事實。但“經學”、“史學”、“子學”的提法，自古就有；唯獨“集學”一説，則聞所未聞。如上所説，“集部”之分類，本不與另外三部在同一標準上，“集學”又從何談起。我們也絶不能簡單地將丁部與文學劃等號。蓋集部固多詩文集，但文學史上必談不可的《詩經》卻在經部，司馬遷的傳記作品、徐霞客的遊記等則在史部，《莊子》、《世説新語》等又在子部。所以，説“在集部，有新文學”繼之，我認為是不對的。但該學者尖鋭地指出“在經部，有新經學；在史部，有新史學”，而“作為時代理性思維象徵的‘子學’，獨落後於斯”，是發人深省的。

因此，“新子學”的正式提出，至少可説是令人耳目一新，填補了一個空白，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並使“新子學”與“新經學”、“新史學”三足鼎立。當然，我們也可以説“新子學”這個名稱是新的，但實際卻也早就存在，或者已部分存在。“新經學”裏面已有的《論語》、《孟子》的研究成果，不就是“新子學”的一部分嗎？“新史學”不是把子部作為重要的史料來看待和研究的嗎？

倡論者説：“所謂子學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應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具體内容上，則應嚴格區分諸子與方技，前者側重思想，後者重在技巧，故天文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録均不在子學之列。”這個意思，我也是理解並基本同意的。但話又得説回來，“四部”之“子”與“百家”之“子”又是絶對不能截然分開的。有學者就提出：“‘新子學’是否包括釋家、道家和小説家？佛有佛藏，道有道藏，自成體系，似乎不必納入‘新子學’，但又是思想史資料；小説家類乃古小説，不屬於思想史；方技中也有思想史資料，這些應當如何處理？”這確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古有“六經皆史”之説，其實，從哲學、思想研究角度看，“子部”以外諸部也均為思想史資料。本來，“四部”的劃分就不是絶對的。這個道理，我想以自己一直在研究的宋元之際鄭思肖的《心史》為例來説明。

《心史》是一部詩文集，當然應歸於集部别集類。明末以來大多數書目，如陳第《世善堂書目》、曹寅《楝亭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徐秉義《培林堂書目》，乃至《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都是如此。但《心史》實際又隱隱有“經”的性質。明末為《心史》作序並在抗清鬥争中壯烈犧牲的張國維，就認為《心史》相當於孔子之《春秋》，謂“綜而論之，《春秋》為衰周之《心史》”，“《心史》為故宋之《春秋》”。在抗清鬥争中九死一生的蔣臣，也認為“井底鐵函（按，即《心史》），直繼獲麟（按，即《春秋》），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心史》名史而實經”。而《心史》原就以“史”名書，其史部之性質更為明顯。明末為《心史》作序並也在抗清鬥争中壯烈犧牲的曹學佺就説：“其為史也，非僅宋末元初之史也，乃天下萬世之信史也！”有的學者更徑直將它歸於史部雜史類，如錢曾《也是園書目》就著録《心史》於卷二《史部·遺民》，章乃煒《清宫述聞》之《徵引書目》列百餘種史志，第四種即《心史》。至於子部，《心史》本來就有立説寓道之性質，而清人姚際恒《好古堂書目》就乾脆將它列為子部雜家類，與《吕氏春秋》、《淮南子》、《論衡》、《日知録》等並列。

但從實際可行性出發，為了具體操作上的方便，嚴格區分一下也是有必要的。我認為，“新子學”主要之研究内容，應該還是從先秦諸子直至清末以創立新義、自成一家之説的哲學家、思想家之著作。例如顧炎武的《日知録》，清人也早就列為子學了。先秦的孔子、孟子，當然應該“離經還子”。因此，所謂“新經學”的一部分内容也可歸於“新子學”。而“新子學”既然主要研究思想史，那麽實際也就是史學研究之一種，也是可以算在“新史學”内的。

論者又曰：倡導“新子學”，是對諸子思想的重新解讀和揚棄，也是借重我們自身的智慧與認識對傳統思想的重新尋找和再創造。這樣看來，“新子學”似有兩大含義。一個含義是相對於傳統舊“子學”而言，是從新的角度以新的理論、方法對舊有的子學著作和子學歷史的重新詮釋、總結乃至啟動。這個還是比較容易理解和可以努力去做的。另一個含義是“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概念與學術體系，以更加獨立的姿態坦然面對西學”，亦即“新子學”乃相對於“西學”而言，是要創造出當代新的子學，為中國之崛起貢獻出力量。這個意思就更宏大更深刻了。那麽，具體應該怎麽做呢？這樣的“新子學”應該如何創造呢？我們應該想到，目標過於遠大就迹近虚無縹緲，就可能成為一句空話。“新子學”究竟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應該承擔什麽樣的確確實實的責任呢？我願意多多聽取時賢的高論，相互討論，一起認真思考。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