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

“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

湯漳平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實現中華文化復興是最深層次的問題，也是最關乎全局的問題。然而中華文化的現狀如何？怎樣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等問題，思想界、文化界至今並未真正達成共識。20世紀以來的一百多年間，較大規模的討論集中在三次：即20世紀初至二三十年代對傳統文化的批判；80年代掀起的文化熱；本世紀方興未艾的國學熱。在有關中國文化論争中，因主張的不同而形成三種不同的派别。雖然時間過了一百多年，但這三種不同認識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只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因不同的社會環境在認知上出現變化而已。為此，應當着手進行中華文化的重構。

自20世紀初，近百年間，對傳統文化的不斷批判，尤其是文革期間的全面摧殘，造成全民對本民族傳統文化普遍的漠視與疏離，以至明顯出現斷層。儘管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多年間，特别是近二十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倡導保護與傳承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加大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力度，而民間的“國學熱”也方興未艾。然而，對深層次的、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元典理論的研究與傳承，支持的力度仍顯不足，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規劃與措施。在此基礎上談復興中華文化，顯然缺乏堅實的基礎。為此，應當立即進行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建設。這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新子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它應當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基本内容和進行中華文化重構的基礎。國民教育中的道德思想教育，應當立足於養成教育，突出和加大中華文化課的教學内容，使學生具有最基本的中華文化底藴和心志健全的人格修養。

一

一百多年來，有關中華文化的討論，一直是學術界乃至社會各方人士共同關心的話題。雖然這種討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歷史條件下，顯現出了高潮與低谷的不同態勢。

新世紀以來，有關中華文化的現狀如何，如何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等議題再次引發争論，並已成為學術界討論中心内容，且顯然有愈演愈烈之勢。其實，這場討論的重點是中國應當走什麽樣的路以及如何走的問題。體制内外，出現了許多具有不同主張的團體與學術派别，而網絡微博的出現，更使得許多無法見諸報刊的觀點和主張得以為世人所知曉，從而呈現出建國六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活躍狀態，頗讓人聯想起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處士横議、百家争鳴的局面。關於“新子學”的學術研討，便是大家關注的衆多問題中突出的一個。

我國當前正處在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間，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但也存在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必將給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圍繞如何處理和解決這些問題，許多學者秉持中華民族傳統士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可貴精神，大膽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即以近期而言，方勇的《“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牟鍾鑒的《“新仁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1月4日）、劉夢溪提出的以“敬”來重建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中國文化報》2013年2月22日刊載《重建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中國文化報〉記者對話劉夢溪》）、秋風（姚中秋）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中提出的有關禮樂文化的重建，以及衆多學者就復興儒學、傳承國學、經學等問題所作的種種建議，其目的都是希望復興中華文化。當然，也有些人認為，中國文化雖是一個傳統，但與當今全球化時代並不銜接，因此已失去生命力，大家應當接受的是西方的制度與價值理念，等等。那麽，在衆多建議和主張中，如何進行區分和選擇出最適宜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這就如同醫生給病人開藥方，必須在診斷準確之後，才能確保所開藥方藥到病除。而要做到這一點，有必要就百年來中華文化討論中的問題作一次簡略的梳理，在認清現狀和問題的基礎上，確定應當做哪些工作。

二

百年來的中華大地，用天翻地覆來形容是一點也不為過的。在20世紀的百年中，中華民族經歷了社會變革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封建帝制的推翻與中華民國的建立；軍閥混戰、北伐；抗日戰争；三年内戰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國後的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動亂、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等等。

社會的巨大變革必然帶來文化方面的相應重大變化，而且文化的討論往往是社會大變革的先聲。雖然，如前所説，一百多年來，這種討論没有停歇過，但比較大規模的討論集中在三次：即上世紀初到二三十年代對傳統文化的批判，20世紀80年代掀起的文化熱，本世紀的方興未艾的國學熱。

從上世紀初到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國社會經歷重大變革的時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曾經統治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雖然此後曾經出現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和北洋軍閥混戰等狀況，但也不過是社會大變革後短暫出現的無序狀態而已。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它是兼具民族與民主革命的雙重性質，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意義十分重大的事件，任何貶低這一革命成果的説法都是出於無知。

在辛亥革命前後，圍繞中西文化的討論，其實是19世紀的幾次中西文化論争的繼續。雖然在辛亥革命前，主要圍繞“立憲”和“共和”之争而分成改良派與革命派，但面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兩派都認為應當從政治體制方面進行改造，同時對民衆進行啟蒙，即所謂開啟“民智”。

辛亥革命之後，争論的重點轉入中國應當走什麽路的問題。“五四”之所以被稱為新文化運動，就在於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批判作為中華文化傳統的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儒家文化理所當然首當其衝。在反對權威的傳統思想的同時，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民主、科學的口號（即德先生和賽先生），這是從西方傳入的新思想。新思潮的傳入，確實讓人耳目一新，很快成為最時髦的口號。

在五四時期及二三十年代有關中國文化的論争中，因各自主張的不同而形成三種不同的派别：

一是“全盤西化”派。這主要是由接受西方教育的一批學者提出的，以胡適為代表。雖然“全盤西化”的提法至1929年才正式出籠（見《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英文版《中國基督教年鑒》），但其思想由來已久，後來胡氏以“充分世界化”來替代“全盤西化”^[1]，胡氏的觀點在知識分子中接受面很廣。

二是社會主義思潮派。這是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左翼知識分子，他們受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影響，提出中國應當走蘇聯的道路。馬克思主義的學説在五四運動前已作為一種西方社會思潮被介紹到中國，但開始時並没有産生太大影響，而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遂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説在各種社會思潮中脱穎而出。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的提出，都使這一思潮影響愈加擴大。

三是傳統主義派。其著名人物為梁啟超、梁漱溟、辜鴻銘、嚴復等。他們有感於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暴露出的種種弊端，提出以東方文化進行補救，如梁漱溟，是比較早進行東西文化比較的學者，他在比較了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各自的優劣後，提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認為“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復興”（《中國文化要義》）。然而在當時强烈的反傳統、反封建的社會氛圍中，他們的主張並未引起太大反響。

自近代以來清政府不斷喪權辱國，造成積弱積貧的局面，中國人在反思歷史時，將一腔怨氣和仇恨發洩到傳統文化上，中華文化被指為落後的根源。如人們認為漢字難讀難寫，導致落後，必須廢除，代之以拼音文字；中醫不科學，應當取消，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就準備正式決議取消中醫議案，只是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才收回成命；而學校教育中全面引進西方的教育體系，取消了“讀經”的課程。如是等等。

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抗日戰争，確實如一些學者所言，因為民族矛盾的上升，使“救亡圖存”成為全民族的頭等大事。只是到了抗戰結束之後，圍繞“民主”與“獨裁”的争論聲再次響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從1949年至今的六十多年間，可以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多年作為分界綫。前三十年指1949到1979年，這是以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作為階段劃分。

在前三十年間，雖然提出對傳統文化要批判繼承，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但實踐證明，在前三十年中，對傳統文化的主要傾向是批判為主，在“厚今薄古”的口號下，語文教材中的古代文學内容越來越少，代之以現代文、政論文甚至社論。在“一邊倒”的指導思想下，全面學蘇聯的體制，以“全盤蘇化”替代“全盤西化”，將辛亥革命後逐步摸索建立起來的一些有益的制度，例如大學中的學術民主制度、教授治校制度等全部推倒。甚至將學不學蘇聯的學派上升到政治問題，例如遺傳學上，唯米丘林學派是正確的，贊同摩爾根的基因學説就是政治問題。至於梁漱溟的城鄉一體發展論、馬寅初的“人口論”等，均都受到批判。

在意識形態方面，批判的對象更是一個接一個。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評，對胡適的批判，對胡風的批判，直到在知識界、文化界全面開展“反右”，隨後又在干部隊伍中進行反右傾、拔白旗，等等。尤其1957年在知識界、文化界開展的反右和1958年的拔白旗，從事古代傳統文化研究的許多著名學者首當其衝，遭受批判。

長達十年的文革時期，對文化教育的摧殘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以中央名義發表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為起點，在“横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提出“高舉無産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産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産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1966年5月16日通知》）。長達十年的文革對中華文化的全面摧殘，使之將永遠被釘在人類文化史的恥辱柱上。非常遺憾的是，雖然在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曾作過一個決議，否定文革，但根據“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在此之後，對這場涉及十幾億人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摧殘，卻不曾作過認真深刻的批判。文革發生至今已近五十年，然而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人為設置了許多禁區，或采取遮遮掩掩的態度，嚴加管制，以至於許多年輕一代對此真相知之甚少，有些人還以為是在中國實行民主的先例，確實十分荒誕，令人啼笑皆非。

在十一届三中全會提出的實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的路綫之後，經歷了撥亂反正，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開始進入正常狀態。然而，對於曾經給我們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十年文革是如何産生的，它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有着怎樣的聯繫？怎樣避免類似的災難在中國重演，這是誘發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的主要原因，應當説這是百年來第二次關於中國文化的大討論，只可惜是一場中途夭折的討論。

那麽，如何評價這場討論？我以為，當時參與者大都是滿腔熱情參加討論的，也提出了諸多發人深省的問題。然而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也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場原本十分嚴肅的中華文化大討論，後來被引入了歧途，成為又一次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大肆撻伐和批判。《河殤》是作為其代表而出現的，這部電視政論片1988年夏天播出，影響巨大。遺憾的是，這部電視片如片名所示是為起源於黄河文明的中華文明唱的一首挽歌。電視片中，作者不惜以民族虚無主義的文化觀來詮釋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作者自稱是“旨在唤醒全民族的反省意識”。然而電視片中所指出的民族文化發展道路則是“全盤西化”。雖然，作為文化討論，各抒己見並無不可，但是以這樣的基調來討論中華文化，而且又是通過中央電視臺來播出，其影響又顯然不同。很明顯，在這次討論中，大家希望對建國以來發生的問題做一次清算，但又不敢直言現實中的一些敏感問題，結果就延續五四的話題，再一次將板子打到傳統文化上。

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這一場有關中華文化的討論熱潮，因後來發生的1989的政治風波而中斷，這不能不説是歷史再一次留下了遺憾。當然90年代之後，有關文化的討論依然在進行，但内容已經轉了向，更多研究的是有關地域文化的問題，形成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格局。這種地域文化的研究，雖不及八十年代那樣具有影響全國的大聲勢，但畢竟也應被視為中華文化研究的一種向下延伸的趨勢，有其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況且，不同的地域文化與族羣文化本來就是中華文化的不同分支，深入研究不同的地域文化與族羣文化，也有益於我們加深認識中華文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近來，對於中華文化的研究，又再次引發社會的共同關注。或許它將能成為百年來的又一次討論熱潮。關於這一熱潮産生的背景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綜合國力已發生很大變化，中國共産黨十六届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在本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正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這是13億中國人共同的“中國夢”。然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有中華文化的復興作為其中的一項重要内容。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顯著標志。2012年8月，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發佈了一份報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監測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其監測》。報告認為，2010年中華民族復興指數為0.6274，也就是説其任務已完成百分之六十二，網上頓時大嘩。其原因就在於，所謂的中華民族復興，包括了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成果，物質方面成果可以量化，而精神建設方面成果則難以量化。十六届六中全會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就包括四個方面内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這四個方面，恐怕只有經濟方面是容易用數字説得清楚的，其餘三個方面，其中所藴含的大量内容，真不知是如何量化的？

雖然如此，這份報告提醒了我們，距離執政黨所提出的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所剩餘的時間已經不多。如果我們國家能够平穩地發展下去，不出現大的波動，那麽，至2050年，實現預定經濟目標還是比較有把握的。但是不能再采取現有的嚴重浪費資源和汙染環境的方式。而其餘的三個方面呢？政治改革雖然也在邁小步地進行，但顯然遠遠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因此才出現全社會都要求深化體制改革的呼聲。至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各種關係的理順，實在還有太多的事要做。而文化方面的内容，就更豐富了，它不是辦多少所學校，出多少本書、拍多少部電影之類的問題，而是涉及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人文修養、創新能力和水準等各方面的重要因素。這些年來，關於人際關係的扭曲，道德倫理的失範，貧富懸殊的增大，特權階層的形成等，正是在這些問題上大家的議論最多，意見最大。許多研究者認為，這些問題的産生，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失落密切相關。因此，必須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必須進行中華文化的重構。

三

透過歷史的空間，我們首先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一百多年來有關中華文化的討論，均發生於國家與民族面臨重大歷史轉折的時期。“敢問路在何方？”便不得不求助於中華文化的研究視野。毫無疑義，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實現中華文化復興是最深層次的問題，也是最關乎全局的問題。

20世紀初期，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三派，無論是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派或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雖然都在“砸爛孔家店”的旗幟下共同批判傳統文化，但他們的傳統文化根基卻是相當雄厚的。他們之所以一致批判傳統文化，是看到封建統治者利用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意識長期毒害民衆、維持專制統治而發出的一種尋求思想解放的口號，固然在當時有其偏頗之處，但處於開啟民智和反對數千年封建統治所造成的愚民思想，還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他們中的一些人，到晚年時又在反思中回歸傳統。至於維護傳統一派，其實也是既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柢，又深具世界眼光的一批學者，如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嚴復等，他們是在對中西文化作細緻比較之後，在認真思考的基礎上，提出要保護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防止發生西方文化已出現的弊端。如果我們聯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便不難理解他們的立場和動機了。

然而，反觀20世紀80年代的那次中華文化的討論，我們就不能不遺憾地指出，許多在那裏跟着嚷嚷批判傳統文化的人，本身就没有什麽傳統文化的根柢。就以《河殤》的創作者而言，假如他多少有點傳統文化常識的話，斷不至於大肆宣揚和美化西方的對外侵略擴張，而批判中國自古以來奉行的“講信修睦”的主張，並以此作為人際關係與國際關係的準則與理念。東方中華文化圈的形成，是以自先秦形成的“五服”制度為基礎擴展而來的。所謂“五服”，最早見於《尚書·禹貢》，指的是從京畿起，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距離京畿越遠，對中央王朝承擔的責任越輕。這種早期治理國家的藍圖，成為秦漢之後的兩千多年間，中國處理内部的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處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行為準則。當“遠人不服”時，“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不提倡輕易出兵攻打。中國歷朝歷代，大體上都遵從這一原則，由此而形成了東方範圍廣闊的中華文化圈，應當説這也是中華文化圈中所有國家普遍認同的基本原則。當然，如果説曾經有過例外的話，那就是日本人常提起的元朝曾派兵進攻日本。但如同魯迅説過的，成吉思汗並不是我們的“汗”。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又過了三十年，在這三十年間，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問題被提出，大批古代著作得到出版，今人的相關論著也俯拾皆是，國學也屢屢出現在視頻和講壇上，這是在撥亂反正之後出現的可喜的狀況，應當説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和糾正過去對傳統文化所推行的極左政策的偏頗。可是有人卻由此驚呼，“國學”已經熱過了頭。實際情況果真如此嗎？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這種看法實則只看皮毛而不看實質。中央電視臺四套開設了《百家講壇》，面對大衆普及傳統文化，確實引起廣大羣衆的關注，這原本是正常的現象，值得提倡的做法。可是後來有少數人借普及國學之名作秀、炒作，為自己謀取私利，便引發大家的惡感，有人因此以為“國學”已經熱過了頭。然而他們卻没有看到，今日“國學”的學習與研究，其實還停留在表面上，並未能真正深入到民衆之中，尚缺乏廣泛的民衆基礎，因此如何説國學熱過頭？要説熱也不過是一種“虚熱”。現在一般民衆對傳統文化的熟悉和瞭解程度，還遠遠低於文盲充斥的舊社會。尤其是經過這麽多年對傳統文化的不斷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傳統文化等同於封建糟粕、等同於落後保守的思想，這種看法已經根深蒂固，一時難以改變。加之教育方面長期缺少這方面的教學内容，造成全民對本民族傳統文化普遍漠視和疏離，在此情況下，大談“國學”已經熱過了頭，不知從何説起？

我以為，雖然時間過了一百多年，但從上世紀形成的三種不同認識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只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因不同的社會環境在認知上出現明顯變化而已，因此嚴格説起來，我們的思想界、文化界對相關問題至今並未真正達成共識，對於中華文化應當如何復興的重大問題，並未形成比較一致的認識。儘管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多年間，特别是近二十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倡導保護與傳承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加大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力度，而民間的“國學熱”也方興未艾。然而，對深層次的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元典理論的研究與傳承，支持的力度仍顯不足，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規劃與措施。在此基礎上談復興中華文化，顯然缺乏堅實的基礎。為此，當前有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鼓勵大家共同參與和總結這六十多年的經驗教訓。十一届三中全會已有過成功的經驗。作為執政黨，要像習近平同志所説，要容得下尖鋭的批評。要發動黨内外人士暢所欲言，尤其是逆耳的忠言。《孟子·公孫丑上》中説：“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我們難道不應有這種氣度嗎？遺憾的是，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尤其在思想理論研究中應當有更為寬鬆的氣氛，禁區太多，將嚴重影響到整個民族的創新思維能力和認識水準的提高和發揮。

四

中華文化的重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它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包括傳統的文化知識體系，文化思想構成，文化制度安排，教育體制的革新以及表達方式的轉變等。

民族傳統文化的自覺傳承毫無疑義是重構中華文化的基礎。但是，我並不認同當前一些主流説法，似乎民族文化的傳承就是經學與儒學的傳承。雖然長期以來，儒學一直受到封建時代各個不同階段統治者的褒揚，成為兩千年來的顯學。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是多元的，是先秦諸子共同創造了中華文化的基礎，歷朝歷代所有富有成就的學者也都精通諸子百家之學。我們斷不可到今天反而畫地為牢，僅僅去弘揚儒學而丢掉其餘百家之學（甚至應包括後來傳入中國並已中華化了的佛學）。這些其實都已形成中華傳統文化中密不可分的知識結構體系。我們應當廣博地熟知先賢創造的中華文化傳統的精華，並經過重新的闡釋，使之成為今天重新建構中華文化的基礎，從而實現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並由此形成立足民族傳統、又具有現代意識的中華民族價值觀。上述這段話，是我2012年9月在福建莆田舉行的一次有關中華文化傳承體系建設的會議上發言的内容，後來我讀到方勇先生有關“新子學構想”的文章，特别高興，因為這篇文章正好十分詳細地論述了中華文化的發生、發展過程，子學與“經學”之關係，“新子學”對西方文化的吸取與融會，如何以“新子學”承載“國學”真脈，以促進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等。文章論述得入情入理，是經過認真思考後撰寫而成的。

誕生於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子學，是那一代士人智慧的結晶，是那個時代的士人在繼承、吸收中華民族長期積累下來的優秀民族文化和傳統經學精華的基礎上，根據時代變化提出的各種治世方略和社會理想，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生活和生産實踐中積累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許多子學著作，不像後代的一些個人的創作，僅反映其個人的思想和認識能力。筆者在十多年前寫過一篇小文，題目叫《對先秦文化的重新體認》，專門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有一篇《論六家要指》，指出諸子中六家學説的來源與承繼關係及各自的優長與局限，其實已包含了這方面的意思。當然，自戰國之後的兩千多年間，中華民族優秀人物有如羣星燦爛，其創造的思想精華，不斷豐富和充實着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這些無疑都是我們應當認真學習和繼承的。因此，“新子學”的提出，更具有包容性。況且子學本身也包括儒家的學説，如孔孟學説。不過我們必須强調的是，應該弘揚的是元典的儒學，而不是漢代以後變了味的專門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設計的那一套。中華文化要復興的是傳統中的優秀文化。

“新子學”之所以適合今天的需要，還在於它所具有的開放性，進入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只固守舊的一套，是十分荒誕的。時代的發展要求推陳出新，因此，應當廣泛吸取世界各國文化中的精華，使之為我所用。在世界文化廣泛交融的今天，如何吸取各種文化的精華，經過消化吸收，為我所用，值得認真思考。許多被認為是普世價值的東西，應當大膽加以回應和吸收，這應當是“新子學”所具有的題中之義。其實，這並非新問題，所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口號，從“五四”以來，就一直是我們努力争取實現的目標，為什麽現在竟然成了問題？況且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本來就藴涵着豐富的具有人類普世價值的内容，我們應當認真加以發掘和整理。記得1990年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當時西方提出有關“人權”的問題，我們處於被動、不敢大膽回應的狀況，讓人感到很不是滋味。當然，後來我們開始了與西方的對話，也發表了人權白皮書，闡述了我們的人權觀和在這一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不斷改進各方面的工作，這就是很大的進步。中華文化的重構，是以現代的眼光從傳統的中華文化中選擇那些經過現代闡釋能適合今日社會發展需要的内容，同時廣泛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長處，融會形成新的充滿生機活力、具有强烈時代性的一種文化。

在中華文化的建構中，如何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教育體系，應當是重中之重的帶有全局性與關鍵性的問題。中華傳統教育自有其良好傳統，在上古三代就已經産生了影響後代數千年的“庠序”教育。《禮記·學記》載：“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返，謂之大成。”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古代的帝王，其立國和治民，以教育為先務。古代的教育，25家設“塾”（25家為一“閭”），一黨設“庠”（五百家為黨），一“遂”設序（12 500家為遂），一國之中設“太學”。每年新生入學，隔年考試，考察他對經文的理解及興趣愛好的走向；三年考察學業是否專注，是否能融入羣體和睦相處；五年考察他是否博學篤行，親近師長；七年考察其學識是否有獨到的見解，善於選擇結交朋友；這些都能做到的，就叫小成。到了九年，就要掌握門類比較齊全的知識，觸類旁通，有獨立的意志，且不違背師訓，這就叫大成。

《禮記》記載的是先秦時期的學術思想，教育方法，典章制度，自然和今天大不相同，但從這段話中，我們看到古代是如何重視養成教育，它着眼於人的基本素質的培養。這種教育理念，至今依然有參考的價值。

中華傳統教育最終是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作為士子人格養成的準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使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具有憂國憂民和承擔社會責任的優良傳統。於是達者效命國家，貢獻其聰明才智；窮者著書立説，設帳授徒，傳道解惑，因之形成中華文化教育獨特的傳承體系。

中華文化應當是當前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極其重要的内容，是養成教育，而不是上黨課。建國後我們學校中的思想教育，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要進行總結，可以説，那些脱離實際的理論教育，必然是失敗的，哪怕你用再多的時間來進行所謂的灌輸。

而自辛亥革命尤其“五四”之後，當帝制被推翻，我們的教育又注入了西方元素，出現了蔡元培當校長時期的北大的教育模式。雖然被稱為資産階級的新教育體制，其中實則包含着許多現代教育理念，因此，吸引了不少中西學養兼備的文化名人來此任教。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大、清華、復旦就有一批這樣的文化名人，他們奠定了現代大學教育理念的基礎，這在當時是與世界大學的教育模式同步合拍的。

建國以來的六十多年間，我們曾做過各種教學改革與實驗，既有可供今日教育吸收的經驗，也有可借鑒的教訓，按理説，我們應當有理由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適應當今改革發展要求的教育體系，然而這些年，社會上對教育的批評聲浪甚高，難道不值得認真反思嗎？

當然，教育不過是社會的一部分，教育出現的問題，不應僅由教育部、學校來負責，而應是全社會來共同反思。因為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教育體制、教育環境、學校教學的内容，尤其重要的是理想信念的教育，是否能真正使學生理解和願意接受，很重要的問題在於它是否合乎社會實際。如果學校教的一套和社會流行的一套對不上號，學生怎麽會心悦誠服地接受呢？這諸多方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所謂傳承優秀文化傳統就是空談。

以“新子學”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基本内容，由淺入深，選擇和編寫出一套適合從小學到高中學習的教材，用十二年的學習時間，學生完全具備最基礎的中華文化知識。大學階段，在通識課中設立相應内容即可，以利於進一步的深入學習和提高。也許有人會提出學生負擔太重的問題，其實很好辦，將中華文化融入現有的政治課即可，相信對學生用處更大，學生也會更願意學。我們當前思想品德教育中存在着一個誤區，即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課等同思想品德教育。我以為，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而不應代替國民教育。國民教育應當立足於養成教育，讓學生成為有心志健全、知識豐富、品格高尚、視野開闊的一代新人。中華文化課其中所藴涵的豐富的内容，直接關係到學生的人格修養、價值觀、理想信念等重要問題，比起那些脱離實際的教條來，作用不是更大嗎？先秦時代産生的子學，是中華文化智慧的寶庫，在其産生之後的兩千多年間，對世界文化發生了重大影響，對西方的文藝復興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今天，我們在大力弘揚和復興中華文化的進程中，更應當對這一座寶庫進行深度開發，實現其現代轉型，為中華文化的重構奠定堅實的基礎。

我們提出應當進行中華文化的重構，也是從世界發展的全局來觀察和認識的。其實，不僅中國在研究中華文化如何重構的問題，西方也進行着文化的自我審視。許多學者從20世紀初至今，一直在認真探討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不適合當今時代發展的弱點和危機，開始對西方文化的反思與批判。他們首先是返回自身文化的源頭，審視歷史，重新認識自己，尋找新的出發點。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特别重視以中國文化作為參照系，並從其他非西方文化中吸取新的内容，以便在第三個千年實現差别共存與相互尊重^[2]。

以上幾個方面不過是我個人不成熟的看法，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作者單位：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注释】

[1]《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

[2]參閲樂黛雲《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重構》，《文史哲》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