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學者討論“新子學”紀要

現代文化學者討論“新子學”紀要

2012年12月1日，在上海召開了“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傳承——現代文化學者視野中的‘新子學’”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上海大學新聞理論研究中心、《黄河文學》雜志社聯合主辦。本次會議特邀約有關專家學者參與研討，以期引起對“新子學”的進一步思考與討論。會議由上海大學新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郝雨主持。現摘録部分發言予以刊登：

■郝　雨

（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新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本次研討會主持人）

今年10月22日《光明日報》“國學”版以近整版篇幅發表了著名莊子學家方勇教授的文章《“新子學”構想》，立刻引起國内外文化學界的廣泛關注。10月27日，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召開研討會，就此主題進一步深入討論，《中國社會科學報》、《文匯讀書周報》等各大媒體紛紛進行報導，更加推動了這一嶄新提法的學術影響。可以預見，“新子學”作為一面新的文化旗幟，必將在整個文化學界更大規模地激越起復興民族傳統文化的時代潮流。而且，這樣一個看似只屬於古代文學、古代哲學以及古代思想史領域的課題，並不僅僅是一個古代文化的研究範疇，也為我們的現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學術基點和方向、旗幟。

概括而言，子學産生於文明勃興的“軸心時代”，是以老子、孔子等為代表的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學精華，結合時代新因素創造出來的新學術。自誕生以來，子學便如同鮮活的生命體，在與社會現實的不斷交互中自我發展。時值當下，它正再一次與社會現實强力交融，呈現出全新的生命形態，於是，“新子學”應運而生。“新子學”是子學自身發展的必然産物，它將堅實地紮根於傳統文化的沃土，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概念與學術體系，並以更加獨立的姿態坦然面對西學。同時，它也將成為促進“國學”進一步發展的主導力量，加快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實現民族文化的新變革、新發展，為中國之崛起貢獻應有的力量。

我們認為，子學在現代學術格局和學科分類中，雖然只是屬於古代文學與古代文化的一個研究領域，但是，“新子學”的提出，卻顯然並不僅僅是古代文化以及傳統文化研究者的本學科專業課題，它實際上是在當今全球化、新媒體時代，為整個文化學界提出的一個共同的主題，即我們今天的文化傳承的真正源頭與主體性的問題。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是僅僅復興儒學，還是要找到民族文化的百家之源？尤其對於現代文化研究者來説，當年的新文化運動，否定獨尊千年的儒學，到底有没有錯？而當今中國的現代文化進程，其根本的歷史淵源和文化依據又到底在哪裏？

我們的文化研究，不能總是把古代與現代完全割裂，壁壘森嚴，互不交通。“新子學”的話題一定要把古代與現代打通，建立起通暢的古今文化對話，從而以更加開闊的歷史文化眼光，尋求文化研究的新的邏輯起點和思維脈絡。

為此，這次的討論將以新媒體時代的民族文化傳承，尤其是文化傳承主體性的問題作為主要議題。我們這些現代文化研究者，如何看待和認識“新子學”的提出，希望與會者能够有更新的觀點和視角。

■楊劍龍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諮詢特聘專家）

我是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我也研究城市文化學，對於傳統文化尤其是“五四”以後中國文化的走向也有些想法和思考。有人説“五四”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因為新文化運動批評孔孟、批判儒家，但是細細來想，在當時社會歷史轉型時期，用魯迅的話來説是一種“文化偏至”，就像房間太黑暗了想開窗，就要先提出拆房頂。像魯迅這樣一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他們雖然反孔，但他們並不反儒家，儒家的一些傳統的東西他們還是遵循的，他們反的是儒家文化中對人的壓制、對人性的壓制，所以魯迅提出“立人”，周作人提出“辟人荒”，雖然表達方式不一樣，但是都把“人”放在重要地位。他們反對儒家文化的君臣父子倫理體系把人縮小到不成為“人”。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們的國學根柢都是很深的，他們從事研究也好、創作也好，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是有目共睹的。

我仔細看了方教授的這篇文章，我想談談“新子學”提出的意義和價值。

首先，文章突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思想的豐富性。以前我們把中國傳統文化簡單化了，好像一説中國傳統文化就只有儒家，儒家的代表就只有孔子，談“五四”也是説“五四”把儒家文化之脈割斷了，將中國文化的傳統割斷了。讀方教授的這篇文章，談到了中國文化的豐富性，不光是孔子、孟子，還有莊子、荀子、墨子，等等。這種豐富性這麽多年來我們過於把它簡化了，也弱化了。所以現在談國學也好，談傳統文化也好，在很多時候就覺得有點捉襟見肘，没有深入盤算我們的家底，其實我們的家底很豐厚，很多時候都把祖宗的産業給忘了，確實是這樣的。我有幾次到韓國去，感慨最深的是韓國的大學生都在讀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而中國大學生卻不讀了。當時我是和錢谷融先生一起去的，他在韓國有五個博士學生，這五個博士知道錢先生到韓國，都放下手裏的工作，圍在錢先生邊上，錢先生在韓國幾天他們就陪了幾天。對先生的這種恭敬，這種師道尊嚴，是發自心底的尊重。錢先生是個大家，在韓國每天吃泡菜，後來忍不住了，跟學生説今天能不能給我吃一頓中國菜，於是學生們就帶他到首爾的一家中國菜館“皇”，菜價是在中國時的十倍。透過這個細節，可以看出韓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重和汲取，而我們卻淡忘了祖先的傳統文化。現在的大學生大多學西方，以西方文化為標準，學現代派和後現代派，卻數典忘祖，忽略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過程中，我感受到當代作家、詩人們在改革開放以後所注重的大多是西方，尤其在詩歌創作方面，許多詩人把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忘卻了，中國當代詩人們很少去讀唐詩、宋詞、元曲，這樣創作出的詩歌怎麽會有中國魅力呢？他們學現代派、後現代派，也常常只是一些皮毛。

第二，文章提出了深入研究、傳承中國文化的全面性。我們講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不能忘卻對於文化傳統的傳承，傳統的這些文化到底好在哪裏、長在哪裏？中國不斷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許多孔子學院，孔子學院講中國文化，究竟講到哪個程度？孔子學院是不是簡單的就是漢語學院？好多孔子學院僅僅是漢語學院，根本没有講中國文化，講也没有講到位。我特别讚賞方先生他們在整理的子學典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的子學中充滿了智慧，值得我們進一步整理和研究。

第三，文章提出了全面闡釋中國文化傳承的可能性。新國學也好，舊國學也好，在全面深入整理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地做一些嘗試，包括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八榮八恥”，在整體上還是中國傳統的。但我們在某些時候的總結概括是欠妥當的，甚至有些口號也是荒謬的。我看到有很大的標語寫“踐行八榮八恥”，踐行“八榮”可以，踐行“八恥”怎麽行呢？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把封閉已久的門户打開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之後很長時期我們是向國外“拿來”。在其過程中，我們常常過於看重西方，過於把西方看成評價的標準。我曾經與顧彬先生有一番對話。我批判顧彬，説他對中國文學評價的標準是西方文化中心論，他提出中國當代作家都不懂外語。我説寫作肯定是母語寫作，為什麽德國作家不用中文寫作呢？顧彬的話有的還是很有道理、很深刻的，比如他説，最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是中國人，確實有這種現象，有些人向西方獻媚，以駡中國而討好西方。

“新子學”闡釋的當代方式。現在我們怎麽來闡釋“新子學”？“新子學”是一種歷史傳統、文化傳承，放在當下，肯定要有一種當下的意識。

首先，應該回歸百家争鳴的歷史語境，給我們的感覺是在那個時代有那麽多豐富的思想成果，也正是來自於當時百家争鳴的語境。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政治語境應該更開放，容忍不同意見，容忍争鳴，真正的學術争鳴，而不是人身攻擊。現在看來，那麽多的文化精品正是那種開放的時代氛圍中産生的，思想是没有禁忌的，争鳴是没有邊界的，只有這樣一種氛圍才可能産生真正偉大的思想者。

第二，“新子學”闡釋的當代語境，應該崇尚以人為本。當年魯迅批判儒家，也提倡以人為本。儒家文化的根本是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老莊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通過人跟自然的和諧相處，來達到一種比較好的境界。這些思想的關鍵還是以人為本，用我們現在的話説，是讓生活變得更美好，而不是束縛思想，使人們生活得更糟糕。所以“新子學”的闡釋始終應該崇尚以人為本、與人為善。

第三，應該融入現代人的現代思考在内，傳承幾千年的“子學”在當時的情境下産生，到今天怎麽和當下人的思維思考結合，這就要融入現代人的一些思考内容，甚至一些思維方式。做史學研究的也好，做文學研究也好，要思考怎樣把中國文化經典中的長處傳承並融會至當下，古為今用。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傳統中的某些弊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真正使中華民族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追求一種文化自强、自信、自傲。

■葛紅兵

（上海大學中國文學創意寫作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2004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做訪問教授，之前新加坡試圖復興儒學，邀請西方的新儒學專家來，在基礎教育中統一講授儒學，但到2004年基本上就宣佈放棄了，這個實驗應該説是失敗了。我理解儒學應該做現代化轉型，才能適應當下需要，但是這種轉型僅靠儒學一家是做不成的，也不可能對現代社會有真正的促進作用，甚至在新加坡是遇到了全社會的抵觸，不僅僅是其他教派的人從民族情感、民族思想的角度來抵觸，就是華人也很抵觸，所以就不了了之。前幾年，國内也有一個“國學運動”的提法，主要的想法就是恢復儒學，而且恢復的是漢以後的儒學，以尊孔為中心。這種尊孔實際上在現代也演繹過，比如袁世凱當時舉行尊孔大典，祭天祭地都有過，但是以失敗告終。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我認為是對中國思想的兩個根本源頭缺乏深刻的研究，我自己也感到現當代的作家、學者們其實是缺乏這方面研究的。這次會議邀請了各方“諸侯”來，跟作家、現當代學者交流，非常有意思，它不僅僅是儒學内部的討論，而且是開放的。

中國思想的源頭有兩個，一個是西元三世紀之前先秦的子學，方勇教授説得非常好，是正本清源的一種説法，不是儒學一家；第二是“五四”時期的以“解放”為中心的文化運動。這兩種思想在中國到底有没有成功呢？我寧願用失敗來形容它們。比如説“五四”，以“解放”為核心，“五四”開始的時候叫文化解放，所以叫文化革命；到了1949年以後，變成了階級解放；80年代又變成了思想解放，至此，以“解放”為核心的話語體系已經有一百年了。如果解放了一百年還在談解放，證明“解放”這個話語體系也是失敗的。

中國古代的思想我倒寧願讀先秦諸子，始源意義的儒學，孔子的儒學，跟後世的很不一樣，比如孔子的身體論，他的捨身論跟貴身論是結合在一起的。孔子提捨身，也提貴身，他不同於孟子，也不同於漢代以後的儒學觀點，孔子的捨身説跟莊子的赤身説也是平等交流的，融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大的系統。後世恰恰把這些最原始的中國思想遺忘了。方勇教授此時提出這麽一種觀念，意味着這個時代對傳統思想的自信，也意味着這個時代構成了條件。西方每一次進步都會回溯到古希臘，當初尼采的整個思想都是回到古希臘，他的酒神精神也是回到古希臘。海德格爾也是回到古希臘。中國現在也有一個正本清源、如何回到源頭的問題，現當代學者和整個中國思想界都應該有這麽一個心態，重新回到民族文化的根源當中去。就這點來説，我認為，“新子學”任重道遠。

第一，“新子學”整體研究、整體性闡釋實際上還没有完成。社會上大量充斥着以訛傳訛的認識，包括對《論語》。其實“論語系統”是針對古代君王的話語系統，比如孔子所説的“女子與小人難養”，如果是對一般人説的話，就直接説女子和小人你要離開他一點。“論語系統”是對君王和皇上説的，皇帝你要離身邊的那些後宫裏的女人遠一點，要警惕皇子們争權。再舉個例子，“敬鬼神而遠之”，很多人認為，這是説，對鬼神我們要敬重它，但平時你要遠離它。“遠”是不是“遠離”的意思呢？其實不是。皇帝是孤家寡人，在這個世界上，他要為下面的人垂範，他只能做什麽呢？就只能敬天、敬鬼神，用他對待鬼神的這種尊敬的態度，來為下面的人垂範。他通過祭祀鬼神，推己及人，推廣給我們看。始源意義上的子學系統怎麽解釋，儒學和其他的各種子學怎麽互相解釋，也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第二，中國的子學系統是世界上比較少的、没有完成現代化的一種思想系統。古希臘的思想系統有崇尚科學、崇尚人性、人本、崇尚世界本源的思辨，這些是完成了現代化的；基督教哲學也是完成了現代化的。中國先秦的子學系統一直没有進行一次現代化，“五四”時期是徹底通過否定子學系統來完成跟現代接軌，“五四”時期的現代話語系統甚至整個白話文系統翻譯方法都是從日本來的，這就構成了整個中國文化的斷裂。子學系統完成現代化，在今天依然任重道遠，子學系統跟現當代社會文化現狀的接軌也存在很大的問題。我常常想到魯迅先生當年説的，我們拿着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挂一遍，那個時候拿梅蘭芳到處挂，魯迅就覺得很擔憂，我們現在也是拿着孔子到全世界去挂，花那麽多的錢到處辦孔子學院，國内也在辦。有時候我看到舉辦封禪大典儀式、祭孔儀式，包括去年在北京進行的祭天儀式，感到很擔憂，這是真正的孔子思想嗎？是漢語言最原始、最有光芒的思想嗎？希望今天的討論，包括方勇教授提出的話題，不僅僅是在古代文學或者是古代思想界引起重視，也要引起當代的理論界、哲學界、作家系統的高度重視。

■劉緒源

（作家，批評家，曾任《文匯月刊》編輯、《文匯讀書周報》副主編、《文匯報》副刊“筆會”主編）

對“新子學”的研究我可能關注不够，但是郝雨先生告訴我《光明日報》整版刊登了方勇先生的文章後，我認真看了，感覺研究這個問題非常有意義。提出“新子學”，其實是突出了中國古代最輝煌、最百花齊放的時期，也是呼吁我們重新進入這樣的時代。

但我也聽説了一種觀點，即與“五四”聯繫起來，有朋友認為，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理解為一場“新子學運動”，即把它的意義理解為反孔、反儒從而恢復了子學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那就能為“五四”作出有力辯護。這樣説的用心，當然是好的，然而“五四”時的“反孔”，恐怕不會是為了恢復諸子百家，不是為了恢復古代的各家而去“打倒孔家店”的，而是為了要引進西學。問題的核心在於魯迅先生説的“鐵屋子”，中國這樣的“鐵屋子”如果不打破，西方的那些東西進不來，中國就没希望。這才是“五四”的精神指向，所以才會反“孔家店”。

中國文化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中國没有本土宗教。西方中世紀曾經“政教合一”，中國没有宗教，一直到“五四”前，一直是“政文合一”，我們的文化跟政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鐵板一塊，這就是“鐵屋子”。這樣的情況下，對當時的體制、政權，想要衝擊、突破，就只能從文化方面先來突破。中國為什麽會出現“五四”，要否定一切，要打倒孔家店，其實跟這種“政文合一”的巨大壓力有關。正是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出現了對“孔家店”的批判，同時也附帶批判了其他，有了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趨向。這個趨向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到現在，就需要深思這個問題了：當時打破了這一切，到後來，政權也更迭了，文化也批判了，但民族自尊心没了，文化的自豪感没了，然後，新的政權建立了，新的體制建立了，我們現在又開始提倡“國學”，下一步我們將會走到哪裏？我以為，有一種可能，就是又回到“政文合一”的老路上去。政府非常擁護國學，這道理很簡單，越提倡國學越愛國，與此同時，民族矛盾越來越大，這以後，有一個情形是非常危險的，即走向“政文合一”的民族主義，對此我們不能不警惕。如果重新回到民族强盛、國家强盛、領土第一、全民動員，以為領土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而文化又與政權合一了，這就又回到鐵板一塊的時代了，那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又出現了另外一些聲音，比如在我們《文匯報》上，就發表過舒蕪先生的《國學質疑》。舒先生本人就是古典文學專家，他把大量的工夫花在古典文學研究上，對古典文學充滿熱愛。其實他擔憂的也是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否定“五四”，否定當時對“政文合一”現象的批判，再走回到“政文合一”的軌道上來。在中國，像這樣反反復復走回來再走回去的事，實在太多了，過去的中國歷史就是這樣寫的，轟轟烈烈，但並没有實質的進展。這一點我覺得是要引起注意的。“打倒孔家店”的提出，導致了後來的混亂局面，那時有一個意見就是要走全盤西化的路，現在看來全盤西化的路走不通，因為所謂西化，其實也很複雜。中國需要重建民族文化和文化自豪感，原來的文化中的一些積極因素、元素是不可能丢開的。然而，現在需要理清楚，很容易被忽略的恰恰是西方政治、文化中一些我們必須吸收進來的東西，這一部分，就是所謂“普世價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等。這是人類思想文化的精華，是先進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這些如果不進來，即便建立了新的體制，這個體制的核心價值還是老的。現在把傳統文化恢復一部分，恢復了民族自豪感，可如果没有這些先進的共通的東西，到最後還是老的文化，還是晚清或更早時期的自豪感，那就没有實質的進步。這一部分為什麽叫“普世價值”？因為它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要走的路，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早也好，晚也好，埃及、利比亞、敍利亞都要走這條路，只是早晚問題，它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

我們國家現在的情況，很明顯的兩點：一是輿論不健全，一是法制不健全。輿論監督不健全，國外的政府都是在駡聲中生存，在駡聲中前進，這很正常，但我們是在歌頌聲中、在講好話中、在擁護中生存、前進。雖然打倒了“孔家店”、批判了民族文化，但這些舊的東西（類似於山呼萬歲）卻没有改變，新的東西没有進來。我們提倡國學、提倡傳統文化、建立民族自豪感，但那些新東西還得要進來，還得講。這一點達不到，“五四”的目標就没有達到，就還可能退回到“五四”以前。

“新子學”的研究為什麽大家看了之後都很振奮呢？因為它的精神，是有現代性内容在裏面的，它跟普世價值有共通的地方。那個時代如果没有這樣的精神存在，思想不會這樣發達，不會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現在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百花齊放、人人都能説話、符合普世價值的氛圍。由此看，提倡“新子學”，確實有巨大意義，而且也很及時。

這裏還要談一點關於儒家的問題。我在前不久跟李澤厚先生有過幾次對話，出版了兩本書——《該中國哲學登場了？》和《中國哲學如何登場？》（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2012年版）。李澤厚先生所談的“中國哲學”，包含的主要是儒家的觀點。西方哲學到今天，走到“後現代”，走到了一個死胡同。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哲學有很多可以補充西方哲學。儒家有其特長，有一些特别好的東西，尤其是“一個世界”的思想，即不認為有兩個世界。西方有宗教，我們没有宗教，儒家不講“怪力亂神”，它注重日常生活。比如祭祀，它主要是一種道德上、精神上的東西，儒家的這種思想是西方哲學所没有的，這是它本質的東西。還有樂生，這個恐怕儒家比老莊更强調，即强調要生存，要活下去，非常務實，不消極。“天行健”就是一種積極務實、不斷努力、不斷向前的精神。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和西方哲學確實有不一樣的地方。李澤厚認為，西方哲學是一種“思辨的智慧”，思辨發展到後來，到“語言學轉向”以後，其實就走向了一個死胡同。中國是一種“生存的智慧”，他説的“中國哲學登場”，就是指用生存的智慧去填補西方的智慧，用我們對日常生活的熱愛去填補海德格爾，填補後現代。强調儒學，我覺得跟“新子學”的精神並不矛盾，當然儒家也有它不合理的一面，越走到後期儒家問題越大。“新子學”也並不是對儒家的全盤否定，它是要發掘更多民族文化的因素，來促成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

但我們還須清醒地認識到，提倡“新子學”，不可能成為一個轟動性的事件，像當年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樣的轟動效應，恐怕不可能有。原因很簡單，所謂子學，都是歷史文獻，都是幾千年前古代知識分子運用古代的思想、語言解決古代問題的。而現在，我們面臨的是那麽複雜、那麽嚴酷的現實問題，西方大量的文化湧進來，面對這樣一種全新的生活，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要思考當下的問題，要用現在的語言來論述、探討當下，子學可以成為我們今天的一種參照，但是很難成為主流化的東西，主要還是一種文獻參照。但能做到這一點，它的任務也就完成了，這就够了。

作為文獻參照，我想有幾個工作可以做：第一，就是像方勇教授現在在整理的五千種書，這是很基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文獻整理出來，才有可能被普及。第二，就是有的朋友説的，要做到現代性的轉换，子學是古典文獻，怎麽向現代性轉换，大量有現代性價值的東西怎麽讓它發掘出來，這裏邊有很多工作要做，哲學、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包括作家、文學創作者，都有大顯身手的餘地。第三，它是一種思想整理，也是一項普及工作，像郭文斌先生在做的那些書，怎麽樣把古代文獻、古代知識分子的思考，那些用古文寫的東西，變成今天大家感興趣的故事、名言、寓言，即使作為一種傳説深入人心，哪怕變成很多碎片也不要緊，普及工作就是這樣，它可以飛入尋常百姓家，飛到大人小孩的心裏，影響我們民族的精神。這些工作都是有意義的。

■姜琍敏

（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雨花》主編）

説起來，我也算個文化人，創作文學、編輯雜志，不知不覺也逾三十年了。我從小也愛讀書，但讀的多半是文學作品或淺顯簡明的文化讀本，且“好讀書，不求甚解”；所以至今仍可謂才疏學淺，腹中空空。這個“學”，就是國學底藴、經史子集。除了文革後補讀大學時約略涉及一些皮毛，基本上是個空白。形成這種狀況大致有兩個原由：一是我和多數50年代出生的同齡人一樣，經歷過衆所周知的非常人生。在最該書齋苦讀的年齡去接受“再教育”了；二是在真正該再教育即有可能補習一些思想文化知識的時期如改革開放以後，卻因工作碌碌和倦於文學寫作而缺乏系統的修養。説來慚愧，我對“國學”的理解，很長一段期内也就如一般認識一樣，局限於將其與孔孟儒學等同起來。諸子百家、百家争鳴這些概念，頭腦中模糊也有一些，但究竟是哪些子，哪些家，争鳴些什麽，幾乎摸不着頭腦。就是所謂孔孟之道，最初對其認識也歪打正着地來自臭名昭著的“批林批孔”運動。有意思的是，“克己復禮”、“必也正名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孔子言論，在大批判時對我産生的竟是相當大的向心力。改革開放之後，我才逐漸對《論語》之外的莊、老、墨等子學有了一些漸進的瞭解和興趣，並深深為其藴含的獨到而“新穎”的世界觀和生命哲學所吸引。尤其是莊老道學、禪宗佛學等學説，對我乃至文革後信仰缺失的大批同時代人所産生的影響和精神支撑是極其重大而積極的。但坦率説，我對此的瞭解仍處於“圍城”之外的徘徊階段。最初的認識竟來自於風行一時的臺灣蔡志忠的漫畫，後來才生吞活剥地看過些南懷瑾先生的著述。但是，儘管淺薄，儘管孤陋，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謂嘆為觀止，對其敬畏和嚮往也可謂與日俱增。

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潛意識，當獲悉“新子學”概念的提出，讀到方勇教授《“新子學”構想》之大作，心底産生的是一種本能而由衷的親切與認同感。蓋因新時期以來，隨着國門大開，各家西學紛至遝來，各領風騷；傳統文化也舊瓶新酒，大行其道。表面上看來是一派繁榮，實際上百花倒是放了，而百家則未見怎麽争鳴。尤其在傳統學術方面，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似乎仍在暗暗地起着作用。以至談到國學似乎就是大辦孔子學院，而諸子百家的思想價值並未得到充分系統、在普及與提高兩個層面上的詳盡研究與發掘，使渴求精神營養的我輩及許多沉迷於功利生活或網絡思維的年輕人，在博大豐富的子學寶藏面前，要麽幾乎仍處於“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懵懂狀態，要麽就是有眼不識金鑲玉或望而卻步。

有句話叫“是金子總會閃光”，實際上並不盡然，金子也會因無人開採、淘洗而久埋於泥沙之下。同樣，諸子百家的精神價值也像金礦一樣，没人能否定其價值所在。因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許多對當今社會具有深長意義的精神瑰寶，它們在歷史上雖然也曾有過幾度輝煌、幾番興盛，但總體來説，至今還相對沉寂地湮埋於歲月的泥沙和歧見的迷霧之中。它們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俯下身去，深入探究，加以發掘提煉而使其閃現出精神價值，從源流上豐富我國的思想文化寶庫，並在實踐中指導我們的現實生活。所以，我非常贊同方勇先生的看法：“當今世界已非西方文化中心的時代，文化多元化是人們的必然選擇。中國學術既不必屈從於西學，亦不必視之為洪水猛獸，而應根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豐厚沃土，坦然面對西學的紛繁景象。子學研究尤其需要本着這一精神，在深入開掘自身内涵的過程中，不忘取西學之所長，補自身之不足，將西學作為可以攻錯的它山之石……在國勢昌盛，經濟繁榮的今天，全面復興子學的時機已經成熟，‘新子學’正以飽滿的姿態蓄勢待發……中華文化的未來，必將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的不斷的創新發展。諸子學作為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主體，必然是未來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中國重新崛起成為世界中堅的有生力量之一。”

我期待並堅信着這一天的到來。

■王宏圖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諸子百家學説大量湧現的先秦時期，是中國古典文化孕育成形的軸心時期。在數千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儒、道傳統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

儘管衆多學派在日後並没有獲得一呼百應的巨大影響和衆人仰視的尊貴地位，但它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參與塑造了中國的文化特性，成為豐富繁雜的文化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21世紀中國重新崛起的大背景中，如何重建、重塑中國的文化價值和文化自信成了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方勇教授新近提出的“新子學”的構想，無疑為中國文化的再創造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通道。中國文化的復興和重建，除了與域外文化的對話外，不應離開對傳統思想資源的盤點啟動，而作為傳統思想資源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諸子百家之説，恰恰能在這一過程中起到始料不及的重要作用，焕發出新的思想活力。

傳統在文化發展的進程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變革創新，離開了傳統資源的滋養，都難逃曇花一現的命運。然而，重視傳統在文化變革的作用，並不意味着對傳統規範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一步，並不意味着無視鮮活生猛的當下經驗。人們與傳統的關係是一種動態、富於建議性的對話關係，也只有在這一當今與傳統的對話中，思想才得以激發、孕育，結出新鮮的果實。用俄羅斯文藝批評家巴赫金的話來説，思想從來不是單聲道的獨白，“恰恰是在不同聲音、不同意識相互交往的聯接點上，思想才得以産生並開始生活”，“思想就其本質而言是對話性的”。思想史上不少經典是用對話體寫成，便證實了這一點，如開創西方哲學史先河的柏拉圖的“對話”和狄德羅的《拉莫的侄兒》便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此外，未來中國文化的復興，無疑應帶有鮮明的中國印記，但這並不意味着人們可以固守在民族主義的樊籬中，可以恬然自得地以坐井觀天的方式應對當今日趨全球化的世界。在當今社會，思想的流動和交流越來越突破原有的國家和地域民族的界限，我覺得，“新子學”給我們的一大啟示是，除了將傳統資源發揚光大外，還應開展中國文化與各國文化全方位的對話，藉此啟動中國傳統内在藴含的活力，同時也大規模地汲取域外思想資源，以豐富、發展自己。只有這樣，中國文化的復興將不僅改寫現有的中國文化版圖，而且也將改變世界文化的現有格局與秩序。

■景國勁

（集美大學教師教育學院院長）

我對子學的學習不够，所以我是以子學研究圈外人的身份來談一點感想。

第一，我們要有警惕感，儘管《光明日報》將《“新子學”構想》刊登後衝擊很大，但在如今商業化、俗世化的時代裏，或者説消費社會的語境中，其衝擊到底有多大，大約不能期望得太高。

第二，“新子學”以及“新子學”的發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還有待於實踐去檢驗。也許難以期望它對中國文化、中國學術有很大的衝擊，但是它的價值是很大的。“新子學”的提出，方向上大家都不反對。過去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太簡單了，實際上傳統文化我雖然不够瞭解，但我憑感覺認為它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比如説尊孔也罷，被歷代統治階級利用也罷，都是把它簡單化了。為什麽簡單化呢？是為了利用它，因為它有利用價值。

這是我要指出的兩個警惕，也是對我自己的提醒。

第三，文化的傳承是國家的文化戰略，特别是當前語境跟以前的語境不大一樣，所以這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一個方向就是文化的輸出，比如孔子學院，它是不是全面透徹地在輸出中國文化，確實值得考慮。無論如何，作為國家的文化戰略，意義是輸出，是内部積極傳承，目的則是為了創新。我想，這個方向，包括方教授提出“新子學”，都是没錯的，我們也期待“新子學”有更新的東西。這個新的東西不僅僅是對子學的闡釋，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方教授在進行一個這麽大的工程，對於很多現代的學者，不僅是現代文學研究者，還有其他各種學科都應該去參與進來，不斷地賦予它一些新的内涵，譬如“新子學”與當代怎樣結合？“新子學”的包容量到底有多大？要研究，不能誇海口，需要扎扎實實去做。從整個文化傳承角度來講，肯定不能只傳一家，也不能只傳書本裏有的多家或“新子學”。除此之外，還要重視的一點是地方文化，特别是民間文化，這塊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傳承。現在包括社區教育、學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學教育，都很重視這一塊。

第四，除了學術研究之外，傳承是全社會的工作，所以我關心三個問題——傳承什麽？誰在傳承？怎樣傳承？除了前面講的宏觀務虚的内容外，還要落到實處，落到效果上。傳承是很有必要的，大家都談到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年輕一代，從社會角度來説，他們更需要繼承這些東西。所以中小學、大學是工作重點，至於作家、學者有其自由選擇，比如説我就選擇現代派，你不能説是不對的。

我想，“誰在傳承”是全社會的責任，其中包括中小學的老師，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應該更有責任。當然用何種方式傳承就有很多選擇，像剛才幾位學者所撰寫的著作暢銷於世就是一種傳承方式。我更關注的是，這些東西能够進入中小學、大學的課程、教材裏去，這種傳承才具有可持續性。這是帶有普世意義的工作，不是靠幾個人就能完成。這個工程除了整理子學文獻之外，怎樣將它傳承，怎樣再置换入新的東西進去，一是要從中小學開始，灌輸到課程中去。這個工程有普及性，也有時效性，但只有這樣，才能使它有可持續發展，而不是僅僅作為一個話題提出來，然後整理幾部書就完了。從這個角度講，我對這方面的期待倒是比較大，不敢説它衝擊有多大，因為文化是慢工夫，一定要對它有正確的估計。

“新子學”，按照我的理解，它不是一個很嚴格的學術術語，它是一種狀態的描述，或者是一種方向性的倡導。要具體確立一個名詞解釋也許很難，它更需要的是我們去實踐。實踐之後，這個概念自然就豐滿起來了，比如説去整理、研究，比如説要把現代的内容囊括進去。至於怎樣讓它有更新的内涵，還要灌輸到中小學教育以及大學本科教育中去。這個工作真要做起來，工作量是比較大的，而且也是有時效的。現在做學術就是這樣，很多老百姓都不關注你，關注的是冠冕堂皇的東西。比如説文化搭臺，它要的是經濟效益，實際上整個把傳統文化扭曲了，然後再拍成電視劇，戲説這個，戲説那個。所以中小學教育很重要，要傳承就要從中小學開始，這是一代又一代的事，不是説我們這些學者之後另外一批學者做現代派，基礎工作還是在教育，特别是基礎教育，以及高校大學生的教育。現在世俗的、商業的、非文明的東西太過泛濫，我們不説社會，僅僅在文化系統、教育系統，這些現象都太多。於此，我們責任重大，因而我本人下一步也會努力去完成一點微不足道的工作。

■范松楠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2011級博士生）

由於傳播學的學科背景使然，我尤其關注本次研討會中的“新媒體時代”這個字眼。“新子學”作為我國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在當今時代面臨着如何傳承和革新的嚴峻挑戰。對着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我們早已迎來了全球範圍内的“新媒體時代”。當互聯網、手機和其他具有互動功能的移動終端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對象時，“新子學”自然也需要借助這一新興媒介力量達到傳承民族文化、影響人們價值理念、重塑和諧生活的目標。

以“新子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為我們民族所津津樂道的文化觀念，比如以和為貴、仁愛天下、天人合一，等等。這些寶貴的思想遺産在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文化價值體系失範的現實情況下，更凸顯出其重要價值。如何使藴藏在“新子學”中的思想遺産擺脱僅僅是文化精英之談資這一“高高在上”的姿態，轉而以更加親民、通俗易懂的方式走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為指導人們生活的内化了的規範？只有解決這個問題，民族文化的傳承才落到實處。而新媒體具備及時性、便捷性、互動性等媒介屬性，堪稱是將“新子學”推向普通民衆的重要仲介。至此，如何體認並開掘新媒體在“新子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職能，是新媒介時代背景中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子命題。這個問題的妥善解決，一方面有利於民族文化的昌盛，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文化産業的繁榮。因此，這個命題需要文化學界和傳播學界的同仁們共同的努力。

（計虹、白新茹根據録音整理，並經各位發言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