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學”大觀

“新子學”大觀——上海“‘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

崔志博

四月滬上，已是滿城春色。來自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以及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家的130多位諸子學專家學者齊聚申城，參加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辦的“‘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諸子之學，起於春秋戰國，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先秦諸子各持其説、激辯争鳴，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繁榮，自此諸子之學確立其不朽地位。秦漢以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子學一脈，承傳綿延，代有興發，不絶如縷。清末民國時期，儒學獨尊地位被打破，子學又現繁榮之貌。當代中國，隨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步伐的加快，新百家争鳴時代已經到來，子學發展也隨之步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2012年10月22日，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在《光明日報》國學版發表《“新子學”構想》一文，首次提出“新子學”命題。方勇在該文中對“子學的産生發展與‘新子學’”、“‘新子學’將紮根傳統文化沃土，以獨立的姿態坦然面對西學”、“‘新子學’將承載‘國學’真脈，促進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三個問題予以了深入論析。文章發表半年以來，學界關於“新子學”的各種討論此起彼伏，“新子學”逐漸成為廣受關注的學術熱點。適時召開一次研討會，就新子學相關問題彙聚同仁，談學論道，已勢在必然。

“新子學”之要務：提煉“子學精神”

民族之復興，其根本是民族精神之復興。先秦諸子究天人之際、發自由之聲，塑造了垂範數千年的“子學精神”，造就了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生成與衍續。當代學者接續百家之薪火，繼往開來，以鍛造出符合時代需要的“子學精神”為“新子學”的重要任務。

方勇教授在大會開幕式致辭中提出，“新子學”要將諸子百家思想的優長提煉昇華成創新、解放的“子學精神”，並以這種精神為導引，系統整合古今文化中的精華，構建出符合時代發展的開放性、多元化學術，從而引領時代文化的走向。

北京大學許抗生教授對復興和發揚“子學精神”也表示了認同。他談到，先秦諸子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源頭，復興中華民族文化，尤其要復興子學時代的思想。要從時代需要出發，吸收諸子思想的精華，復興先秦子學平等、自由、以人為本的精神，推動文化全面繁榮發展。

華東師範大學張永祥博士對“子學精神”進行了深入的挖掘。他認為先秦子學以天馬行空的自由思考、厚重不遷的獨特創造、天人合一的内向超越、憂時傷世的人文情懷以及和光同塵的和諧精神，極大拓展了傳統文化的内涵。“新子學”建設要有大子學的歷史眼光、大學術的現代意識、大文化的宏觀視野，創造性繼承子學精神並進行獨立的義理闡發。

新時代的“子學精神”，源於先秦“諸子精神”。“弄清先秦諸子的基本精神，對‘新子學’學科建設頗為關鍵”，上海社會科學院林其錟研究員説道：“‘諸子精神’為中國學術留下了優良的傳統。”正是有了這個優良傳統，“中華民族學術、文化才能够成為世界上歷數千年發展而不曾中斷的唯一民族文化”。他在《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一文中總結了五方面的“諸子精神”，即：入道見志、自開户牗的原創精神；述道言治、拯世救俗的求實精神；飛辯馳術、百家飆駭的争鳴精神；百慮一致、殊途同歸的會通精神；與時競馳、通變無方的開放精神。這為新時代“子學精神”的提煉提供了參考。

何為“新子學”之“子”？

概念的提出與界定如皮毛之相附不可分割。方勇教授在《“新子學”構想》一文中提出“所謂子學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應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的觀點。本次會議，“新子學”概念的内涵問題成為與會學者們争論的焦點。

黄岡師範學院李桂生副教授對“子”的概念進行了新的拓展。他認為，從歷史形態看，諸子可分為“傳統諸子”與“近現代諸子”。按照這樣的觀點，“新子學”之“子”實際上涵蓋了從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家。這一説法與方勇教授之構想最為接近。華中師範大學高華平教授則突破了方勇教授對“子”的界定。他認為“新子學”之“子”不僅包括傳統思想史上的諸子，“更應該指當代具有獨立人格精神的知識體（知識分子）”，文、理學者均可稱“子”。李、高兩位教授的觀點不拘泥於傳統學術觀念的約束，從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當今學界包容、開放的時代風氣。

“新子學”的主要研究内容與“子”之界定直接關聯。在這個問題上，與會學者見仁見智，各陳其説。上海外國語大學陳福康研究員認為：“‘新子學’主要之研究内容，應該還是從先秦諸子直至清末以創立新義、自成一家之説的哲學家、思想家之著作。”高華平教授則認為“新子學”應是泛指當代能够體現作者獨立學術思想的一切學術。

“新子學”研究内容究竟是什麽，要從“新子學”與“舊子學”的區别談起。華中師範大學劉韶軍教授認為，民國之前傳統子部之學是“舊子學”，“新子學”“是新學科體系背景下運用新的學術理念、方法認識、理解等研究‘舊子學’的存留内容”。福建師範大學歐明俊教授也主張：“我們今天討論的應指‘當代子學’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興起的以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新材料、新模式等研究傳統諸子百家學術的‘新子學’。”劉、歐兩位教授的觀點與陳福康研究員的説法是基本一致的，他們均認為“新子學”的研究範圍應截止到清末、民國之前。華南師範大學曹礎基教授則與高華平教授意見類似。他認為新舊子學不能以時間作為標準來劃分，傳統子學也在不斷更新，“每個歷史時期對前賢子學的詮釋評説都可謂之新”。曹教授還提出，“對諸子思想的重新解讀和揚棄，‘詮釋舊子學元典’，屬於新之子學。對傳統思想的重新尋找和再創造，‘創造’新的子學元典，則屬於新子之學”，“新子學”涵蓋新之子學與新子之學。

關於“新子學”之新，陳福康研究員回答道：“是從新的角度以新的理論、方法對舊有的子學著作和子學歷史的重新詮釋、總結乃至啟動。”歐明俊教授則認為“新子學”之新是要有與經學、史學、文學並舉的新觀念，中西結合的新方法，重視“反批評”與“原生態”評價的新視角等等。

“新子學”如何面對“經”與“子”之關係？

先秦諸子，平等對話。“獨尊儒術”之後，其他各子學説遂成為在野之學，地位下降。此後，儒家學説中的精華部分又確立為經，地位愈高。經、子之分野逐漸顯現。數千年來，或升子為經，或離經還子，經與子在不斷的衝撞融合中形成一種張力結構。“新子學”全面復興子學，理應涵蓋儒、經之學的復興。相容經儒，並包諸子是建設“新子學”的必然要求。

經出於儒、儒歸於子是大部分與會者的共識。安徽大學孫以昭教授闡釋了他對經、孺、子學的看法。他談到，先有儒學，後有經學，經學是儒學的核心，儒學比經學的範疇要大。“儒學原在‘子學’之内，常被排在前列。”“新子學”較之傳統子學内容包孕更廣，儒學也自然屬於“新子學”之範疇，經學也相應地位於“新子學”之列。無獨有偶，李桂生副教授也認為：“儒家經學之部分典籍實際上亦應歸於子的範疇。”“新子學”應該以當今學術思維審視古人，以發展變化的眼光對待傳統經典。“《論語》、《孝經》、《孟子》諸經典，當恢復其‘子學’本來面目。”華僑大學楊少涵副教授也提出，儒家和儒學是到孔子時期才真正確立的。先秦時代“原儒”，無論是孔、孟、荀三大家，還是孔門七十二賢，與老、莊、楊、墨、管、商等子一樣，是諸子百家之一家。“從這個意義上説，先秦原儒是‘子’。”

退經還子、百花齊放是與會代表發出的倡議。許抗生教授意味深長地談到，中華民族文化是極其豐富多彩的，絶不是儒家一枝獨秀。要全面復興以諸子百家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林其錟研究員提出，今日建構“新子學”，應該“還‘經’於‘子’，將百家一視同仁，不必再分‘經’、‘子’。”

華東師範大學玄華博士對經歸於子的看法並不認同。他認為經學以天為世界本源的核心理念肇始於羲皇時期，子學則産生於春秋戰國時代，因此經學要早於子學。經學與儒學的關係也不是傳統觀念中的經出於儒，而是經吸納異化儒。而子學通過對世界和人的本質的重新發現，以儒學等諸子學説為力量，消解了經學的精神與體系。因此“子學是經學發展出來的自我否定者”。且“新子學”作為學術文化工程出場時，不僅理所當然地包括“新子學”哲學下的子學研究的推進，也包括了它對經學，乃至文學、史學的全新發展。這一説法，與以往學界對經、子關係的看法大相徑庭，與會學者多有質疑。

“新子學”能否主導國學？

方勇教授在《“新子學”構想》中提出“新子學”將取代經學成為國學的主導。一石激起千層浪。關於“新子學”、傳統經學、儒學在國學中地位問題的争論隨之而來。

很多與會者對方勇教授的説法予以了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陸永品研究員談到，儒、道、墨、法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成為四大“顯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四大堅强支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文化源泉。“新子學”繼承和發揚了諸子百家優秀傳統文化，更加開放、豐富、包容。“新子學”主導“新國學”“應當成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戰略思想”。北京大學張雙棣教授認為，國學的概念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以儒學經典為國學主干的時代應該已經過去”，“包括儒學在内的諸子學成為國學的主干，乃順理成章之事”。原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璿琮教授提出，自晚清以來，學術格局已發生了極大轉變，傳統經學長久以來所占據的學術主導地位已逐步失去，以儒學為主導、經學為骨髓的舊國學漸失昔日活力，而包括孔孟儒學在内的“新子學”卻在迅速崛起，並將成為“新國學”的主導力量。臺北大學賴賢宗教授提到，傳統儒家經學限制了“舊國學”，忽略了中國哲學中除儒家以外的思想資源，且“舊國學”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有其缺失。“新子學”以思想史為坐標，對以上問題有很大突破。賴教授説：“新子學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權威嚴厲的‘經學時代’，而是要繼承充滿原創性、多元性的‘子學精神’，並且以批判地繼承過去，立足現在力求發展，從而更好建構未來。”漳州師範學院湯漳平研究員認為，“新子學”較之守舊的經儒之學，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在進入全球化的今天，“新子學”更適合當今之需要，由它來主導國學之發展，更為合理。東北師範大學劉思禾講師認為，先秦子學的根本就是面對時代課題而思考，今天的新子學也要有這樣的期許。“新子學不是目録學意義的子部之學，而是一種藴含中國問題和表達方式的新中國學。”

亦有部分學者對“新子學”主導國學提出了異議，由此引發了較多的争議，觀點的碰撞，擦出了炫目的火花。中國人民大學韓星教授認為，“新國學的内在結構還得在傳統經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特别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和義理、考據、辭章、經世四科之學不能割斷”，“在今天中國思想學術的多元發展中新經學與新子學之間也一直在互動，但新經學（儒學）無疑仍然起着主導作用”。韓星教授發言後，韓國國立江陵原州大學金白鉉教授隨即予以反駁。他説，諸子百家思想是中華文化的優秀代表，較之封閉守舊的經學，諸子學説更容易在世界上引起共鳴，它應該取代經學成為國學的主導。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對“新子學”如何主導國學提出了建議。歐明俊教授談道：“我們千萬要注意，不能以另一種專制獨尊代替一種專制獨尊，‘新子學’可争取在國學中的‘新主體’地位，也理應成為國學‘新主體’，要突出‘新子學’的價值和地位。但同時强調，‘新子學’不應取代經學的尊崇地位。”高華平教授提出，古代國學原本是貴族子弟學校，以傳播統治階級思想為主，自然是以經學為主導。“新子學”要想成為當今國學的新主體，需要當代“新國學”的出現。

“新子學”之東西問題

近代，西學如潮水般湧入中華大地。自那時起，無論是自然科學領域還是人文思想範疇，中學與西學不斷地對抗與融合。“新子學”作為新時代中華文化發展的一面旗幟，理應在中西博弈中保持民族特性，並以開放包容之姿態，融中西之長，成為民族性、世界性的學術。

傅璿琮教授多年來堅守在文化出版業，對東西文化的碰撞有深刻直觀的體會。他提出，缺失了民族化特性的文化，不能以獨立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學術不能妄自菲薄，應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傳統文化與學術的民族性、獨特性。傅教授説：“新時期‘新子學’的研究，應進一步拓寬視野，吸取西方近現代較有科學意義的學術思想、觀念和方法，一方面要更加清醒地認知‘新子學’的民族特性，充分闡釋我國古老文明的價值；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把我們的民族文化學術在世界學術的大範圍内，作公平客觀的比較。”

林其錟研究員與傅璿琮教授的觀點基本一致。他認為，構建“新子學”應扭轉以西學價值為取向的“歐洲中心”論影響，要改正對民族文化抱着消解乃至破壞的民族虚無主義態度。林研究員説：“‘新子學’理論的建構最為核心的就是要從子學的實際出發把握民族的思維模式、認知途徑和表達方式，擺脱對西學知識體系的依傍，建立自己具有民族特點的概念、範疇，形成理論體系，絶不能套用西學知識體系簡單尋找所謂‘對應點’概念、範疇加以移植、附會。那樣不僅無益，而且還會謬誤横生。”

復旦大學李若輝教授長期致力於中西哲學研究，對中學套用西學帶來的弊端深感痛心，他呼吁建立中國自己的哲學理論體系。李教授談到只有挖掘並復活中國哲學自身方法論，“並以之建構出中國哲學自己的理論體系，才能發展出中國自己的理論體系，才能與當代西方哲學平等對話”。

與中國學者的大聲疾呼不同，金白鉉教授以更為冷静的眼光站在東方人的立場探究“新子學”與西學的關係，對傅、林、李等人堅持民族性為基礎的看法有所突破。他認為，“新子學”應注重原創性，不能盲從西方。他認為鴉片戰争不僅是中英衝突，更是西方基督世界與東方儒教的衝突。中學對西學的學習帶有歷史局限性。當今東方人要繼承充滿原創性、多元性的“子學精神”，以避免漏掉或歪曲東方哲學的精髓。

孫以昭教授在中西學術關係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當今時代“東學西進”和“西學東漸”同時存在。“當代原創的中國‘新子學’、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不但被西方接受，甚至為西方所主動追求。”“新子學”要堅守自身特性，持續、長期和毫不動摇地吸納融化西學的優長，由此“形成一個良性的東西方的雙向學習交流與借鑒的局面，從而推動與促進世界性的學術與文化大繁榮時代的到來”。

“新子學”之未來圖景

《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先的謀劃與準備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次會議與會代表踴躍陳辭，為“新子學”的建設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張雙棣教授認為，“新子學”的建立必須在諸子學全面復興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他認為諸子學的全面復興一方面是要“對傳統諸子學的全面深入的整理和研究”，主要有諸子元典的整理和義理闡釋兩個途徑來完成；另一方面則是要注重諸子學的普及。張教授説：“諸子學的復興，不能只在幾個專門家或學者的筆下，而應該成為全民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要使青年一代能够對諸子學有盡可能多的瞭解和認識。”

《江淮論壇》雜志社吴勇持有類似觀點。他為建立“新子學”開列了整理典籍、理性審視西學與中學的共性與差異、大膽吸取西方思想、落實到民生日用四項任務。

許抗生教授認為“新子學”的發展應分三步走，第一步要“做好打基礎的工作，即做好有關先秦子書古籍的整理工作，包括收集、校勘、注釋、出版等工作”；第二步是在打好基礎、讀懂子書的基礎上，“對子學思想展開較深入的研究，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深入，有所創新的見解”；第三步是“從現代社會的需要出發，重新闡釋子學思想，抛棄其過時的東西，發揚和發展其優良的思想，重新建立符合當代社會所需要的新子學思想體系”。

東南大學許建良教授提出，“新子學”要走國際化的道路，應跨越簡單介紹海外中國思想研究的現實，“創建更深層面的横跨海内外平臺的中國思想研究的互動平臺，將是21世紀諸子學發展值得嘗試的視野和途徑”。

寧波廣播電視大學蔣門馬講師則為“新子學”的發展提供了十條具體的建議：一是要明確弘揚新子學的目的為“傳承民族傳統文化”、“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二是要保持對傳統經典的敬畏之心；三是重新校勘訓注新子學原典；四是重新把新子學原典翻譯成外文；五是創建新子學網上論壇；六是建議學校教育中納入傳統文化教育；七是演繹新子學影視作品；八是用心探究新子學中的經世之道；九是研究開發體現新子學思想精神的商品；十是保護和弘揚傳統方技和手工藝。

本次大會共提交論文98篇，大部分是圍繞“新子學”撰寫，集中展現了近期子學研究的新動向。除上述主要議題以外，還涉及了“新子學”視域下的子學研究、“新子學”的社會價值、“新子學”如何走向國際化、當今子學的新發展等問題。為期兩天的會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方勇教授在大會總結發言時滿懷期許地説道：“子學界的志士仁人，當以‘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契機，凝心聚力、繼往開來，為子學研究的全面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新的貢獻。”方教授的發言引發了認同的掌聲，展現出子學界同仁推動“新子學”繁榮發展的共同心聲和堅定信念。

諸子百家之説，是中華文明的源頭與精華，歷數千年之洗禮而不減其澤。當今中國，文化復興浪潮已經形成，新百家争鳴的局面已然顯現。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新子學”勢將繼往開來，主導當代國學，構建符合時代發展和需要的開放性、多元化學術，以此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刻的到來和“中國夢”的實現。

（《光明日報》2013年5月13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