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定位

1．礼仪的定位

众所周知，《道德经》38章说：上德不以德为名称而彰显，所以是真正的有德；下德从来不离开德的名号，所以是真正的无德。上德自然无为，因为它没有任何作为的理由；上仁虽然有所作为，但不存在任何支持作为的理由；上义不仅有所作为，而且存在支持作为的相应理由；上礼虽然有所作为，但得不到任何外在的回应，于是就扬着胳臂气势汹汹地强迫他人服从。所以，丧失道以后才产生德，丧失德以后才产生仁，丧失仁以后才产生义，丧失义以后才产生礼。这个礼，标志着忠信的不足以及惑乱的开始。预设的规范，不过是道浮华的表现样态，是真正愚昧的开始。道家对现实虚无之礼仪的对抗，这虚无之礼仪，与儒家所提倡的东西很相近。“礼”是儒家的重要德目，《论语》“礼”约72见，“法”约2见^[1]；《孟子》“礼”约70见，“法”约11见^[2]，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度的作用，但似乎重心不在依据时代要求而制定的新法，而是约定俗成的历史陈法^[3]，可以说是一种“德法”的推重^[4]，这是应该注意的地方。

在儒家自身的系统里，孟子和荀子存在差异这一点是早为学界所认可的事实，诸如冯友兰的“孟子有左也有右：左就左在强调个人自由；右就右在重视超道德的价值，因而接近宗教。荀子有右也有左：右就右在强调社会控制；左就左在发挥了自然主义，因而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第163页）^[5]，就是一个代表说法之一。依据这个见解，不难推测，在法则和礼仪的层面，无论左右，孟子都是该层面外的人物，而荀子都是该层面内的人物。儒家思想家中，荀子是个最为特殊的人物，其思想与老子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本身又是韩非的老师，对法家思想的形成自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先秦儒家思想中，荀子对“礼”的强调远远超过孔子和孟子。《荀子》“礼”约340见，“礼义”约115见，“礼乐”约18见；“法”约180见。动词用法约27次，“法正”（12次）、“法则”（10次）、“师法”（10次）、“法度”（9次）、“礼法”（4次）、“刑法”（4次）、“治法”（3次）、“道法”（3次）、“法数”（2次）、“法教”（1次）、“义法”（1次）、“信法”（1次）、“法治”（1次）、“常法”（1次）、“良法”（1次）、“立法”（1次）、“法式”（1次）、“法令”（1次）、“法士”（1次）、“国法”（1次）；法家思想出现的一些概念，几乎在此都出现了。荀子是从“礼”到“法”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桥梁。在荀子那里，礼、法礼、礼法是一个渐进的序列。

（1）礼的位置的确认

荀子认为，“礼”与“绳”、“衡”、“规矩”具有同样的功效，只是具体作用的领域不同罢了；礼是人类社会里的规矩，是“人道之极”（《荀子·礼论》，第356页）。所以，制定礼义是社会整治的开始，即使如此，但礼义本身无法实现这个开始，必须依赖君子，而在现实社会生活里，君子毕竟不是多数，即“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第163页）。

（2）“法礼”是实现社会有序的必要环节

由于礼仪必须依靠人来施行并得到保证，对多数人而言，遵循礼仪而行为是重要的途径，“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荀子·礼论》，第356页）；由于“礼”是“方”，这是社会运行的基本保证。在有方的社会里生活的人，一定是有方之士，要成为有方之士，其值得信赖的途径是“法礼”、“足礼”，实际上，两者是同义的；“足”的本义是脚，这里是履行的意思；显然，荀子这里的用词是非常讲究的，无方是民众，有方则是士即知识人，上面说的君子就是知识人之一。

（3）“礼法”是实现社会有序的保证

就具体的人而言，“法礼”、“足礼”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务，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效果的衡量，就在礼是否成为“法礼”者日常生活行为选择的自觉因子。实际上，作为“人道之极”的礼，现实生活里只有圣人才能对此名副其实。其主要原因就是“法礼”与否，没有任何硬性的规定，而主要依靠行为者自身的理性自觉程度来支持。客观的事实是，这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荀子无疑感悟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法礼”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礼法”。“礼法”可以理解为“礼”之“法”，显然，要比礼高出一筹。“礼法”关注的是分限、分职的方面，通过职分的明确规定来达到上下“隆正”，每个人在自己的职分之内都能尽职劳作，诸如“分田而耕”、“分货而贩”、“分事而劝”、“分职而听”、“分土而守”、“总方而议”、“共己而止”，呈现的就是农民、商人、工匠、士大夫、诸侯之君、三公、天子的从下至上的一幅安分尽职的图象（《荀子·王霸》，第220～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