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基点

2．礼仪的基点

制定或确定礼仪依据的基点是什么？这是首先必须究明的问题。郭沫若的“‘敬德’是周人独有的属性，它不仅包含着主观方面的修养，而且包含着客观方面的规范——后人所谓的‘礼’。‘礼’作为后起字，在周初彝铭中没有这个字，因此，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后来的礼”（《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第335～336页）^[6]的认识，可以帮助大家深化这一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圣立而将之敬曰礼，礼以体长幼曰德”（《礼记·乡饮酒义》，第1683页上），又在不同的视角对郭沫若的总结形成反证，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没有必要再加以说明了。

中国思想家在对未来憧憬时，往往以既往的历史时代为具体的摹本，这大概是人思维的局限，直接或间接经历过的事情往往容易在脑海里留下痕迹，这种痕迹也会自然地沉积成思维模式的内置定式。道家的思维也是向后的，不过是以人类的原始素朴时代为摹本；相异于道家，儒家在向后的思维轨道上，则以周代为具体的摹本。在礼仪问题上，自然也是这样。对孔子而言，夏礼、殷礼，尽管因为文献不足无法佐证，但他都“能言之”（《论语·八佾》，第26页）；不过，他最为推重的则是在夏、殷二代的基础上形成的周代的礼仪制度，其礼乐文章是最完美的，所以应该遵从周代的礼仪制度，而周公就是他遵从的楷模，即“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第28页）。在价值方向上，也是向后的。而对待具体礼仪使用的工具上，他虽然有从众的一面，但在礼仪施行的方法上，他赞成的又是古代既成的样态，而反对精简的式样，这就是“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第87页）昭示我们的信息。

儒家礼仪的基点在古代，并想以此来论证现实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道家则以原始素朴时代为标本，从而论证现实社会的失衡性；两者的具体思路虽然不同，但都是以过去为参照系，兼容于同一思维框架，而且都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这是值得重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