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登场

《老》《庄》登场

魏晋时代，老子和庄子的著作突然大为流行。

东晋时有个殷仲堪，以精通玄学理论、擅长玄学话题的辩论闻名，可要说到他的为人呢，却是个典型的为儒家表彰的孝子，由于一心一意侍奉久病的父亲，不幸弄瞎了一只眼睛，顾恺之替他画像，于是苦苦寻思出“明点瞳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的妙招，一方面写了实，另一方面也无损于他的形象——这是《世说新语》里的一则佳话。就是这么一个殷仲堪，也竟然说出“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的话来，那意思就是，三天不读老子的著作，舌头根子发硬，讲起话来就不怎么流畅了。老子、庄子如此为人看重，在他们两位生前身后，这好像还是头一次。

开卷有益，似乎是中国人历来的信条，大家相信人生的一切答案都写在书里面，书籍是漫漫长夜中的明灯。读什么样的书，走什么样的路，掉过头来，也可以说走什么样的路，读什么样的书。魏晋以前，虽则有过对书既怕且恨、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还有过热心劝进乃至于躬自圈画必读书的汉武帝，两般手法，却是同一个结果：不给书看的秦代儒生心焦力竭，给了书看的汉代儒生也苦不堪言。

汉武帝雄才大略，扩疆封土，气度恢弘，可对读书人却十分小气，他规定了只许读《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这五种书，奉之为经典，谁能把这“五经”学好了，就能得功名利禄。汉代的儒生被逼到这么窄的一个范围，自然别无所求。可是，读书要读到能够讨得帝王的欢心，却非易事，文化学术的资源如此紧缺，而要在这里面谋饭碗的人又是格外的多，到底能翻出多少花样，让皇帝天天龙颜大悦呢？读书人没有办法，只好咬紧牙关，挖空心思，怪招迭出，惊世骇俗。有那迟钝不开窍的，拿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揪住一经拼命死扣，咬文嚼字、刻舟求剑、繁言碎词却终于不得要领，好容易蒙皇上开恩面试，一问他治国方略，他便茫然失措、不知所以而漏洞百出，纵有“五经”里的圣言圣旨在肚里滚瓜烂熟，可是一点儿也派不上用场，皓首穷经，终是一无所获。又有那机灵善于取巧的，把那“五经”干脆丢在一边，摇头闭眼跑野马，任意发挥、酣畅淋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就连“尧说”二字，也保管能给你演绎成十万字的长篇……“五经”原典在这些人的手里，就这样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结果惹得皇帝老爷也不开心。

一面以物质利诱鼓励人读书，一面却对读书范围加以严格限制，这情形，正如先把一群绵羊往窄道上那么生生地一挤，然后轰进羊圈，读书人一下子就变得乖乖的。当然太乖了，也要生事，也要不正常。读书人总是胡思乱想的，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空间、轻松的文化环境，读书人是难免走上极端、异端的，他们也会穿凿附会，也会哗众取宠，任你是圣人的金口良言，他可以说成迷信的谶纬之辞，任你是孔老夫子，他也可以说成会施魔法、神奇妖异的老精怪。儒学到后来，便是面临了日渐虚妄、日渐荒诞的这样一个处境，这甚至让读书人自己也不好受起来，有人就开始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五经”身上？例如东汉的王充、桓谭等一派激进人士，就把社会上虚伪、浮诈的风气，都归结到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上。

读了一百多年的“五经“，没承想读书人心境大坏：越来越累且不说，居然是越来越迷惑、越来越糊涂，本指望靠“五经”指点江山、引领人生，到头来只剩下一团怀疑、厌倦和茫然！钦定的“五经”是不堪读了，然而总得有其他书籍替代以填补空虚吧，否则的话，漫漫人生路真要黯淡无光了。这时候，便换了《老子》、《庄子》出场，结束了汉武帝导演的这幕儒学“独脚戏”。

读腻“五经”的人乍读《老》《庄》，顿时有清新、透脱的感受。老庄讲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来也自无、去也自无，讲人当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不异一声棒喝，令儒者书生恍然觉悟。原来天底下多少要紧的事、麻烦的事，左不过是个“无”，根本不需要顶真动气、拘泥滞在，不需要枉费心力。人生一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高官小民，富贵贫贱，同将化作一黄土。做人根本不必那么累，读书根本不必那么苦。

老子、庄子教人心中空灵澄澈，褪尽凡俗，也不为利禄想，也不为稻粱谋，读老庄的书，人的心境自然轻松开阔，少一份功利，多一份意趣。魏晋人对书籍的态度，也不像汉人对“五经”那般顶礼膜拜，他们会把读书看成是消愁解闷、自我愉悦的乐事，“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正正经经的话放到他们嘴里，竟是有些谐谑的味道。原本对老子及其《道德经》自有一片虔敬之心，到这儿，忽然变成要拿人家练嘴皮子似的。晋代有个郝隆，他就把读书当作一种为己之学，自我消化、自我满足。人家七月七日晒衣物，他却仰面朝天晒肚皮，还认真地说：“我晒书。”书都喂了自己，肚皮可不就成了个大书箧？魏晋人因为觉得读书是自己的事情，可以任意选择、随心所欲，就从来都不顾什么禁忌。又因为总觉得读书不是为了求前程，所以，也绝不去做那等钻头觅缝、立奇造异的功课，兴之所至，点到为止，不执著、不拘泥，就像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

读书是关乎人性情的事情。魏晋间有许多热心注释《老子》、《庄子》的人，都不是为了图谋什么实际的利益，但是，老庄思想的流行，却实实在在是这些人的功劳。而一旦读《老》《庄》、注《老》《庄》、谈《老》《庄》开了头，人们的思想也就很难不跟着老庄走了。所幸的是，魏晋人的口味足够宽，兼容并包，就像阮修以“将无同”三个字回答王衍“老庄与圣教同异”的提问（一说是阮瞻答王戎），走的是调和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的路线。他们喜欢老庄，也不摒弃儒学，只不过当他们换了副老庄的眼睛来看“五经”的时候，这“五经”还就跟汉人眼里的大不一样了。

就说《易经》吧，汉儒把它看得又复杂又神秘，到了魏晋人手里，它的复杂和神秘性一概消解，清通顺畅，简洁洗炼，马上变得非常容易理解。还有孔子形象的变化也很有趣，汉代人了解的孔子，是从“五经”中勾勒出来的，因为据说孔子整理过“五经”，那么“五经”的微言大义当然归于孔子，可是现在人都知道，真正完整地记载着孔子言行的，莫过于《论语》，《论语》里的孔子，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孔子，是像常人一样生活、思考和工作的孔子，而最早意识到这部书的价值的，恰恰也是魏晋间人。

读书影响到人思想的形成和变化，魏晋时代的思想潮流，往往都是以老庄思想为起点的，与汉代正统的儒学思想传统极为不同。但是，新思潮也不会无根自生，就像老庄著作的流行并非偶然的一样，在新旧思想之间，其实还有一种难以割裂的血脉关系。正如西方思想史的展开，在相当程度上是要依赖于对《圣经》的一次又一次阐释，在中国，每一时代思想哲学的建立和发挥，实际上也都脱离不开“五经”的蓝本，所以说穿了，老庄思想也不过是魏晋人拿来解析“五经”的新工具。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

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王衍字夷甫，是晋代的清谈名家，正始年间追随何晏、王弼，专以谈论《老》《庄》为务，清虚通理，朝野风从，人称“一世龙门”。他指点诸葛厷研寻《老》《庄》，便是深深体会到老、庄的厉害，而诸葛厷一试之下果然奏效，则也应了那句老话：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