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嗣《易》行无汉学

辅嗣《易》行无汉学

世界上有两种人同样聪明：一种人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一种人善于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读过王弼的《周易注》及《周易略例》，就知道王弼正是后一种聪明人，他的注和论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便是清通简要。

《周易》是一部传统的经典著作，它原来是周代人所编占筮书，占筮也称算卦，就是根据筮草演算产生的八卦序列，推测人事的祸福吉凶。靠占筮或说算卦预测未来，本是古人的思想，它的演算和推理方法，也包含有一定的理性成分并合乎逻辑分析的道理，所以，就算是号称绝不事奉鬼神的孔子，到了晚年，也止不住对它着迷，留下“韦编三绝”的故事。古人向来把《周易》看得神圣无比，他们有一种“易与天地准”的迷信，以为这部著作以及其中演示的占筮方法，可以囊括世上的一切法则，这些法则弥漫布置在天地之间，又能变化衍生出世间万象，因而只要掌握了《周易》，就能够对人生的种种遭际变故应付得绰绰有余。

这种观念至少一直延续到汉代，不曾被人怀疑。由于汉代人还相信“通经”可以“致用”，他们喜欢按照《春秋》判案，拿《禹贡》治水，用“三百五篇”即《诗经》当谏书，因此，《周易》也被他们拿来与阴阳灾异学说杂糅交汇，变成了“阴阳灾变”之书。汉代人把《周易》奉为“五经”之首，可是他们的态度却一如既往的实用，《周易》主要还是用作占筮。所谓占筮，也有一套固定的方法，比如它分命筮、演算、画卦、占卦四个步骤，还有，它主要是从蓍草数目的变化上求得卦象，再根据卦爻辞来推问吉凶的。占筮的结果，过去大体上经由两个渠道获得：一是以卦名之意及卦的德行来说明重卦卦象，以此解释卦爻辞，一是以卦来象征各种物象，然后用各个卦象征的物象来说明重卦卦象，最后再解释卦爻辞。这两个渠道分别被叫做“取义法”和“取象法”，因为后一种的“取象法”比较吻合汉代人心思，在思维方式上与“天人感应”的理论相当接近，都是依据日月星辰的天象变化来考察人事的吉凶，因而汉代人在解释《周易》或者用它占筮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后一种“取象”的方法。

“取象法”在占筮的过程中增加了卦爻象征的物象这么一个中介，虽然不如“取义法”直截了当，但开始的时候，所取物象的种类有限，所需要的解释也简单，因此它并不显得就比“取义法”更加麻烦。然而，随着人们对身边世界的了解以及要解决的难题增多，扩大《周易》施用范围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汉代人于是不再满足于原始的占筮方法，把新掌握的天文律历、阴阳五行和政治伦理等等学说一股脑儿地都塞进了《周易》，他们用奇偶数和卦象象征解说经文传文，用卦气论讲解《周易》的原理，发展出了后来宋代人所称的“象数”。

而随着人们对《周易》的需求增多，传统的简单方法也愈来愈不能应付各种稀奇古怪的事物，汉代人因此也要变着法儿地花样翻新，他们特别在卦象象征的物象上做起文章，令所取之象大大增加，根据清代人惠栋《易汉学》的统计，东吴的虞翻为卦取的物象，就有乾卦六十、坤卦八十二、震卦五十、坎卦四十六、艮卦三十八、巽卦二十、离卦十九、兑卦九之多，其结果，正像王夫之批评的：“汉儒泥象，曲以象物者，繁杂琐屈，不可胜纪。”（《周易外传》）取象的本意，在于为卦象和卦爻辞搭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卦爻辞显示出来的吉凶涵义，能够在图象的辅助下表达得更加清楚，所谓“象”，原来只是一个媒介，可是由于汉代人太相信“象”的象征意义，也太依赖这个媒介了，“象”的地位日益突出，慢慢地竟然发展到喧宾夺主，就像梗在卦象和卦爻辞中间的一个大鼓包，反而影响了它们之间的正常沟通，害得人动辄陷入“象数”的泥潭，硬是找不到疏通《周易》义理的关节。

由于一时之需，汉代人将《周易》由简化繁，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因为太单纯便无法适应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可是如果无限制地一味繁下去也不行，所谓繁琐失真，到最后，再有办法的人也会条理不清。要从汉代人造就的如此枝蔓、错综的“象数”里，摸清卦象的意思的确不容易，魏晋时代的人已经有很多不明就里，说不清《周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就连何晏这样一位新派大学者，也得承认自己“不解《易》九事”，而要请来善于占筮的管辂，向他讨教。

汉代人的《周易》学仿佛走进了死胡同，一片灰蒙蒙的，再也没有了生气和活力，这时候，王弼出来讲《易》，大有扫除尘埃、廓清宇宙之效，顿然给魏晋人开了一条新路。

宋代诗人赵师秀在《秋夜偶成》一诗中写道：“辅嗣（王弼字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现代学者汤用彤也说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其功首推王弼的《易》学。史家每每评论“王弼《易》出，尽扫象数”，把王弼当作打破旧学、树立新学的大师级人物，但是大师注释《周易》时，其实还很年轻。小说《幽明录》收录了一个与王弼注释《周易》有关的故事，故事说，因为王弼喜欢一边注释一边嘲笑汉代的《易》学大家郑玄，结果惹恼了郑玄的鬼魂，鬼魂半夜三更地打上门来，厉声怒斥：“君年少，何以穿凿文句，而妄讥诋老子也！”这个故事十分生动地表现了新、旧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王弼颖悟绝伦、年轻自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不要说对已经故去的郑玄，就是面对何晏这样辈分、地位都比他高的大人物，也丝毫没有畏惧之心，他根本不耐烦在汉代人布下的“象数”阵中兜圈子，而喜欢以通脱明快的手法来解决问题。

王弼提出的解释《周易》的方法，叫“得意忘象”。提出这个方法，为的是让人少在“象数”上纠缠，直奔“义理”而去。王弼分析《周易》的体例说：“象”不过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好比捕鱼、捉兔子的工具“筌”和“蹄”。“意”只要通过“象”被传达出来，“象”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和“筌”、“蹄”一样，它也应当被迅速割舍，免得顾此失彼，就像鱼和兔子会溜走一样，“意”也会湮没不闻。在他看来，汉代人便如那“得筌而忘鱼”的渔夫、“得蹄而忘兔”的猎人，因小失大、因噎废食。他讽刺汉代人：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

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

意思是，既然知道卦象代表的意义，为何还要找什么马呀牛呀的，附会在它身上？这么附会下去，世上同类或意思相同的事物可是多得数不胜数，哪里有个尽头？有人把马当成乾的物象，把牛当成坤的物象，但是如果碰到某一卦里有马和牛，却没有乾、坤之卦象，那又要怎么去解释？过去的人总在那儿七补八补的，想要把这些漏洞一一填上，可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又非要去认那个死理、犯刻舟求剑的毛病？总之，拘泥于物象，“存象忘意”，必然矛盾重重，许多地方根本讲不通道理。

因此，王弼在解释《周易》的时候，有时干脆把“象”撇到一边，比如乾、坤二卦，他就直接取刚健、柔顺两个意思。他说震的意思是畏惧，巽的意思是申命，坎的意思是险陷，离的意思是丽，艮的意思是止，兑的意思是悦……如此解析，方法简便、义理明辨。这一“得意忘象”、直抒胸臆的读《易》方法，仿佛一阵春风，将旧时层层累积的“象数”之学的枯叶一气吹落，让老树再发新花，明代的黄宗羲因而这样称赞王弼：“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寒潭清矣！”（《象数论序》）

“象数”一除，《周易》的义理豁然开朗，亮出它本来的面目。王弼同时还提出了“约以存博，简以济众”的主张，要求“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将汉代人创造的爻变、互体等等环节简化，重新突出卦象的意义，这不但减省了“象数”带来的矛盾，也消除了卦爻辞解释当中的冲突。经过他这样解释的《周易》，体例精当，意思通顺，面貌确实焕然一新。

王弼是曹魏时代的玄学思想家，他讲解《周易》，无疑带入了玄学的观念。有人说他的《周易注》、《周易略例》都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讲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有形之物不过是“无”的表象，这触发了王弼“得意忘象”的灵感，老子讲以一御众，这也引起王弼关于“众之所以得成存者，主必致一也”的思考，他正是由此而从复杂多变的卦象中，努力寻找一个统一的规律的。

王弼注释的《周易》，清通简要，给后人带来无穷方便。唐太宗看到儒学多门、章句烦杂，诏令孔颖达撰写《五经义疏》，《周易》所用底本就是王弼的注本，这个本子，自唐至宋，一直是明经取士必读的课本。清代人在所编《四库全书总目》中表彰说：“《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于谶纬，王弼乘其弊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但是也有清代人批评王学，以为它贪图简便，引导了一种空疏的学风。无论是褒是贬，无论在学术上对王弼的《易》学作何种评价，王弼开启形而上的思路，将《周易》从一套烦琐哲学中解放出来，令这部经典乐于为后人接受，历久弥新，即便就这一点来看，他的功劳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