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谷到兰亭

从金谷到兰亭

西晋时的元康六年，石崇与洛阳的一批名士为即将返回长安的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饯行，在距离洛阳十里远的金谷涧石崇的别庐“昼夜游宴”，伴着琴瑟笙筑之乐，登山临水，饮酒赋诗。当时参加聚会的三十个人一一写下“以叙中怀”的诗歌，并附上各自的官号、姓名、年纪，以留为后人回忆的凭据，“或不能者，罚酒三斗”（石崇《金谷诗序》）。虽然这部《金谷诗集》与它的数十名作者一样，早已不复存在，但是通过石崇的《金谷诗序》，还依稀可见这次“雅集”的盛况。

石崇是大司马石苞的小儿子，伐吴有功，自己也很得皇帝的器重。他还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财产丰积，室宇宏丽，是当时最有名的大富翁之一。就连他家的厕所，都摆满了香、粉什么的，还有十来个衣饰靓丽的婢女并排候在那儿，随时为如厕的人服务，如厕后，还可换上一身新衣服。他在金谷涧置下的别庐金谷园，史书上讲也是“冠绝时辈”（《晋书·刘琨传》），那里有“金田十顷”，不但种着“众果竹柏，药草之属”，养有“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还修建了水碓、鱼池、土窟，既可产生经济效益，又可作为“娱目欢心”的游乐之地。

石崇最喜欢与另外一个有名的贵戚王恺比阔斗富。王恺为晋武帝的舅舅，也是富可敌国，晋武帝赐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枝柯扶疏，世所罕比，他拿到石崇面前炫耀，没料到石崇随手抄起铁如意啪地就将它打碎，然后拿出自己收藏的珊瑚树，高达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王恺家敢用麦芽糖洗锅，石崇家就敢用蜡烛当柴烧，王恺敢以紫丝面加碧绫里做成四十里长的步障，石崇就敢以锦做步障，长达五十里。

石崇生活在西晋经济最繁荣、社会最稳定的时代，他豪侈的生活，不过是那个富庶年代的一个缩影，当时还有像何曾那样的“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何曾的儿子则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晋书·何曾传》）。也有像王济那样家里用的碗都是高级琉璃器，吃饭时，要由上百名身穿绫罗的婢子替人捧着饭碗，晋武帝吃他家的蒸乳猪，觉得特别香，一问，原来是用人乳喂的。

在这样极端崇尚物质享乐的风气之下，石崇所拥有的生活，本来也应该可以让他得到满足，然而不知为什么，在石崇的内心，却是深深地埋藏着“思归”的愿望：“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石崇《思归引序》）。他渴望离开喧嚣纷扰的城市，在乡间别馆，聚三五好友，“吹长笛兮弹五弦”、“舒篇卷兮与圣谈”，过一份自由自在、“超逍遥兮绝尘埃”的生活（石崇《思归叹》）。

参加金谷雅集的潘岳留下了现存唯一的一首“金谷集诗”，他在诗中描写了金谷园的风景以及当日游园的情形：

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

在这样一个有着道路迂曲、清泉叮，有着草木葱茏、花繁似锦，还有鼓乐箫管助兴的美丽的庄园里，这场暮春时节好友相聚的游宴，对于主人石崇来说，更是充满了欣悦和感激。他有心长久地留住这份欣悦，志存不朽，却又苦于人生短暂、时不我与，“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金谷诗序》），于是想出了赋诗言志的办法，希望这些白纸黑字的诗歌能够永世流芳，作为他们这一场欢会的永久的纪念。而他当时写下的《金谷诗序》，果然如其所愿，传诵千年。

金谷园集之后又过了五十多年，西晋已在纷乱中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流落在会稽也就是今天绍兴的一批文人借着修禊仪式聚集兰亭，同样写诗留名，主持其事的王羲之也效仿石崇，写下了《兰亭集序》。五十多年前的金谷园集，在贤士文人的心目中大概已变成非常美好的记忆，变成经典，所以据说王羲之“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新语·企羡》）。

兰亭在绍兴西南边的兰渚，自然环境很好，风景宜人，不少南迁的名士当时都居住于此。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他的父亲王旷曾是极力主张朝廷南渡的一个官员，王羲之到了江南以后，便深深地爱上这块土地。《晋书·王羲之传》说：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永和九年春天的兰亭之游，便是由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发起、有这些名士参与的。

按照旧时习俗，三月三日要举行修禊仪式，攘灾去病、祈愿平安。因为兰亭环抱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景色清丽，春情盎然，又有清流激湍，引为流觞曲水，四十多名文人贤士便沿着曲水并列坐下，等到装满了酒的羽觞（酒器）顺流而下经过身旁时，便即兴赋诗，一时写不出诗的，罚酒三巨觥。这一天，王羲之写道：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

虽然兰亭之会“信可乐也”，但是在这种有无限快意的欢聚背后，却也隐藏着石崇曾经体会过的“感生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隐忧，因为只要想象到聚会一旦结束，“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刚才的欢乐场面转瞬之间便消失得干干净净，这已经够令人乐极生悲、寂寞感伤的了，更何况人终归难逃一死，纵有多少欢情喜乐，最后都不可能留下，正如古人说只有死和生才是大事，想到这一层，岂不是让人绝望到尽头？尽管按照庄子的说法，生死原来都不过是一回事情，所谓“齐万物，一死生”，可是这毕竟只能带来心理上的一时安慰，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命有限的问题，所以王羲之继续写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即使处在欢乐的聚会当中，也一刻不能放下将要离别的忧伤，即使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也一时不能忘却面临死亡的恐惧。天道绵绵，人事倏忽，永恒的宇宙与短暂人生的对照，总叫人感到一种生命不永的悲哀，这是魏晋文士的共同体验，也是自汉末《古诗十九首》以来的文学经常吟诵的主题。这种悲哀的情感，在金谷和兰亭，都仿佛是始终拂不去掸不掉的阴影，所以《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都在讲述着山水清幽、名流雅集的赏心乐事带来无限感动无限欢欣的时候，遽然悲从中来，转到“说死说痛”，这真是“乐极生悲悲更悲”了。

当然，从金谷到兰亭，毕竟是五十年沧海桑田，换了人间。西晋变东晋，北方到南方，文士们的心情、思想也有所不同，如果说西晋时他们倚仗着统一帝国的强大，多少还有些豪情万丈，那么到了东晋，也就是当他们远离家乡故土，迁徙到陌生的南方之地，就更需要某种思想来平衡由于形势巨变而倾仄的内心。如果说西晋名士的清谈还有着现实的政治背景，例如自然和名教问题的讨论，就和文士的出处等政治态度实际生活密切联系，那么，东晋名士的谈玄就成了陈寅恪说的“口头虚语，纸上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文士的雅集，也并不像何晏、王弼的时代那样热情、从容地谈论玄学义理，在这山河破碎的时刻，人们更急于寻找新的生活价值、寻找超越现实的路径，而南方山水秀丽的自然环境，正好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安顿灵魂的场所。就像孙绰说的那样，他们“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由于有了自然山水这个新的体验对象和宣泄途径，身处偏地残局的东晋人，似乎比西晋人还要多几分旷达、几分潇洒。

东晋人在丰沛茂盛的大自然中发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体察到草木鱼虫拥有与自己一样的生命，山水之间也蕴含着“道”、“玄”一样的玄意。

在三月三日的兰亭雅聚中，王羲之的长子王玄之就写诗感慨：“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他的另一个儿子王徽之也写道：“散怀山水，萧然忘羁。”还有王蕴之的诗说：“散怀情志畅，尘缨忽已捐。仰咏挹余芳，怡情味重渊。”王丰之的诗说：“肆盼岩岫，临泉濯趾。感兴鱼鸟，安居幽峙。”他们在兰亭清幽的山水环抱中，望着天空的飞鸟和水里的游鱼，一面“端坐兴远想”（郗云诗）、“尚想味古人”（虞说诗），联想到栖隐的许由和飘逸的庄子，“望岩怀逸许，临流想奇庄”（孙嗣诗），把庄子思想与自然体验融为一体，一面全身心地投入自然之中，“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庾友诗），于是，自我身心、山水鱼虫和哲人玄思这三者便自然地合而为一，山水鱼虫使人沉浸在恬静淡泊、物我两忘的世界，哲人玄思又使人超脱世俗事务的羁绊与有形生命的束缚，“荣枯”如何、“生死”如何，这时候，又怎能侵扰、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样写道：“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在这里描述的大概便是这么一种心灵境界。

孙绰是东晋玄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孙绰《遂初赋》）。他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里也说：“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山水自然终于让东晋文士找到了一条排解生命忧患与世俗烦恼的途径，而庄子的思想则让他们领悟到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原来并没有多少差异，“有”与“无”是齐一无殊的，所谓“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谢安诗）。因为有清山绿水、庄子思想以为寄托，兰亭雅聚比金谷园集更多出一种悲凉中见旷达、忧伤中见潇洒的气氛，这也仿佛是和西晋全然不同的东晋文士的心理。

从金谷园到兰亭，正可表现从西晋到东晋的名人贤士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