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也是诗

玄言也是诗

从永嘉南渡到刘宋初年的大约一百多年，是玄言诗最流行的一段时间。可在文学史上，玄言诗风行不久，就沦落为被贬斥的对象，一直到今天都好像仍然翻不了身，钟嵘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刘勰说它“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沈约说它“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宋书·谢灵运传论》）……总结一下，玄言诗的缺点大概有三条：一是过分讲论哲理，二是尊崇老庄的虚无思想，三是辞采不够漂亮。于是，造成如钟嵘所说“平典似道德论”，或是如刘勰所说“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后果。

上述三条“指控”成立不成立？乍一看好像没有问题，不过仔细推敲的话，这三条恐怕没有一条成立。

首先，谁规定了诗就一定不能讲哲理，讲哲理一定要讲“徇务之志”而非虚玄之论？又有谁规定了诗的语言只许华丽而不许质直？批评玄言诗的人，实际上拿的都是玄言诗之后的诗歌标准，也就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丽而追新”的山水诗的标准，对着已经过去的玄言时代的诗歌，来做截长续短的仲裁。但是，山水诗的标准本来也有它的时代性，未见得就能适用于所有时代诗歌的评价，也不应该当作一个永恒的普遍的诗歌原则。何况早在玄言诗、山水诗之前，中国古代对于诗的一个明确定义就是“诗言志”，这个“志”涵盖面很宽，自然也应当包括玄学时代的诗人之志，而那就是崇尚自然和虚无，追求恒久和超越的幽远志向。既然东晋人把他们的这样一种特别的志向写在了诗里，这些被叫做“玄言诗”的，理所当然就是真正的诗。

在诗歌与哲理之间，并不存在那么深刻的天然鸿沟，毋宁说诗歌与哲理是一对难兄难弟，不可分割，因为它们都是从人类的感受和思索中提炼并升华出来的，两者原来有着共同的基石或支柱。事实上，第一，在中国历来的各种思想流派里面，与文学、与诗歌最接近的也正是老庄玄学，这倒不是仅仅因为老庄玄学的表述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诗意，《老》《庄》之书或是何王嵇阮之论也都充满了想象、比喻和夸张的修辞，还是由于它们所考察的永恒与短暂、自然与礼教、无限与有限等等的问题，既属于哲思，又属于诗歌，这些问题不但困扰着千百年来的哲人，也同样为千百年来的诗人所咏叹。第二，老庄玄学希望达到的天人合一、归于永恒以及超越生命、追寻自由的境界，也是既属于哲思，又属于诗歌的，因为它们幽远深邃，令人思之不尽、诵之不绝，而这正是促使哲人发挥“打破砂锅问到底”精神的最强的动力，也是诗人取之不竭的最佳的题材。第三，老庄玄学所提出“言不尽意”的命题，又是既关乎哲理也关乎诗意的，因为哲人关心的恰恰是超出语言之上的形而上的问题，而诗人追求的也恰恰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简文帝入得华林园，看到山清水绿，树木葱茏，不禁叹息：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这道出的是哲理还是诗思？桓温北征，途经十年前故地，眼见那时所种柳树的树身已粗至十围，不觉长吁一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感慨算是玄学还是诗？

郭璞、孙绰、许询是玄言诗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不妨举出他们的作品来看一看。郭璞的《游仙诗》是公认的佳作，不必说了，只看他比较“质木无文”的那些诗，比如《答贾九州愁诗》三章其一：

广莫戒寒，玄英启谢。感彼时变，悲此物化。独步闲朝，哀叹静夜……

这是诗的开头，写自己置身于辽远空阔的旷野，眼见着寒暑交替、花开花谢，不由得为时光的逝去无痕、为万物的生命短暂而悲伤，于是独自在清晨的霞光里漫步，在静默的暗夜中叹息……这正是一首标准的玄言诗，可是它的意境、主题，它要表达的情感乃至于它的意象——花开花落、岁时变迁、昼夜独叹，不是一直在后来的诗歌里反复出现吗？既然可以说“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是好诗秀句，那么郭璞的以上诗句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很精彩呢？郭璞还有另外一对名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世说新语·文学》），讲的是生命在不停的运动中被创造出来、继而消逝的道理，阮孚感觉它“泓峥萧瑟，实不可言”，又说自己“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而后来化用或模仿这两句的诗人也多的是。

孙绰、许询就是在钟嵘《诗品》里被批评为“平典似道德论”的诗人，也是以“一时文宗”（《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的领袖身份将东晋文学带入玄风弥漫之中的人物，可是，孙绰的《兰亭诗》照样写得有情趣也有文采：

流风拂枉渚，亭云阴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兰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如果这还不算典型的玄言诗，那么他的《秋日诗》后半首引述老庄，应当是不折不扣的玄言诗了：

……抚叶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可是，诗中的忧伤是那么深切，诗中的感慨是那么真诚，至少与那些无病呻吟、华丽而空洞的诗歌相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许询的诗保存到今天的已经很少，只剩一首《竹扇诗》和两首诗的残句，其中一首诗的残句是：

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

“亹亹”形容美好的样子，“濯濯”形容清新的样子。诗人觉得沉浸在玄思当中，心里面充满了欣悦，而一旦豁然开朗，心头又是那么的明亮清爽。这种“情动于中，感形于言”而产生的诗句，不是也很美好、令人感动吗？

诚然，与后起的田园诗、山水诗相比，玄言诗的感情不那么浓，形象也不那么生动，但田园诗也好，山水诗也好，无外乎玄言诗的延伸，或者说只要假以时日，玄言诗就会在田园和山水中找到它的更恰当更有力的表达方式。玄言诗追求自然、超越俗累的主张，事实上，也就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最重要的主题，读读陶渊明以下诗句：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五首之一）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之五）

不正好对应了玄学的自然无为、超越生命和言不尽意这三大命题？而谢灵运的以下诗句：

未若常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

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不也好像“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说到底，无论田园，还是山水，都是诗人观照的对象，而玄学则是诗人内在的思想，“心通其物，物即通玄”（《文镜秘府论》），玄言与田园山水并非互相排斥的两极，反倒实在是可以彼此沟通、合二为一的理和情。

自从刘勰说过“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的话，玄言诗就与田园山水诗被切割开来，划分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而按照一个简单、武断的逻辑，后来者居上，后来的一定是对先前的革新、比先前的优秀，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将田园山水诗看得很高，对玄言诗却是充满了偏见，一味地贬低，甚至忘记了它们在历史上本来是前后脚的、有着密切联系。玄言诗于是被打入冷宫渐次湮没，那一百年的诗作，有许多都散失了，后来的人再去看田园诗和山水诗，倘若要为诗中浓厚的自然、旷达的韵味寻找来源，多半也都想不起来可以在玄言诗中找到了。

然而，如果田园和山水失去了玄思默想的投射，只是田园和山水，它们还会引起人的悠长的情思与无边的遐想吗？在魏晋人尤其是两晋人看来，田园、山水何止是一种自然景观，它们象征着人生的归宿，是让人宁静、安心的所在，是最后的精神家园。而像这样一种山水田园的自然观，正是老庄思想以及魏晋玄学熏染的结果。

《晋书·羊祜传》记有羊祜登临襄阳岘山的故事：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

这种对于山水的刻骨铭心的爱好，岂只是因为山川秀丽、风景宜人？“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与“贤达胜士湮灭无闻”之间的强烈对比，才是羊祜酷爱山水的真正原因，人生短暂而大自然无限，这究竟是诗的主题，还是玄学的论点？羊祜死后，襄阳人为了纪念他，在岘山为他建碑立庙，因为常常有人望碑落泪，这块碑被杜预取名为“堕泪碑”，而羊祜的故事从此就与这块碑一道嵌入了岘山的风景，成为历代诗人吟咏的对象：

岘山临汉江，水渌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李白《襄阳曲四首》）

……兴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万辈。湮灭皆无闻，空悲岁月迈……（范仲淹《寄题岘山羊公祠堂》）

或者在山水田园中体验哲理、产生玄思，或者由哲理和玄思的角度观看山水田园，一则形之于山水田园而成为山水诗和田园诗，一则形之于玄言哲理而成为玄言诗哲理诗，其间何曾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诗歌王国不应当那么狭窄，也不应当那么封闭，它需要有宽阔的胸襟，接纳各种各样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喜欢讲哲理的作品。玄言诗在文学史上应该获得绝对公正的评价，因为玄言也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