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天释道安

弥天释道安

释道安，俗姓魏，出生在今天的河北，十二岁出家，曾于邺城拜著名的僧人佛图澄为师。道安年轻时在北方讲学，还在山西恒山创立过寺塔，中年以后，为躲避战乱南下襄阳十五年。苻坚攻破襄阳的时候，自称“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这“一人半”，指的就是“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从此他便定居长安五重寺，在长安度过余生。

习凿齿是襄阳的知名文士，世代豪族。据说道安刚到襄阳时，习凿齿闻讯前来探望，一见面就自报家门：

四海习凿齿。

道安应声答道：

弥天释道安。

名士名僧，应对机智妥帖，风神毕现，一时传为佳话。

用“弥天”二字，的确不是道安的自我夸耀，以他当时在僧俗两界的名气，以他后来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都够得上“弥天”之号。他学识渊博，精通佛理，而又脑筋极其灵活，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的一生，除了注释和整理佛经、收徒讲学，便是想方设法推广佛教，让佛教传播到上层贵族及文人当中。

他传教常用的两个办法，一是所谓“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就是使佛教思想尽可能广泛地得到传布，他自己走南闯北，弟子也遍及扬州、长沙、四川等地，在当时，是最大的一个僧人团体，势力极广。此外，他又懂得“不依国主，则佛事难立”，所以他的第二个办法，便是尽可能地走上层路线，以争取到皇室、贵族包括掌握有文化权力的文人的支持。道安虽是化外之人，对世俗的人情世态却洞若观火，他晚年在长安就与苻坚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苻坚出游，都会邀他同车而去。他当然更知道文人士大夫的态度，是佛教能否在中国文化中立定脚跟的最关键因素，他们是否认同，决定了佛教将来的命运，因此他也特别留心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在派同门的竺法汰去扬州的时候，他就再三叮嘱说：“彼多君子，好尚风流。”要法汰注意针对江南文士的特点，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在道安及其弟子数十年的努力之下，佛教思想尤其是佛教中精致深湛的哲理，渐渐地渗透到上流社会，而他自己也在文人贵族中声名鹊起。

佛教在这个时候，与它在东汉末年刚刚进入中国时的情形已大不相同，那时经学不衰、方术犹盛，玄学未起、清议已兴，中国的文人学士谁也不会认真看待这远道而来的浮屠之教，只把它当作神仙方术一流，虽有牟子的《理惑论》为它千方百计辩护也无济于事。然而，到了释道安的时代，风气大变，不少僧人已经深深地楔入上层文化领域，得到士族文人乃至皇室的青睐，而他们自己也从不讳言与上层人士的交往。

比如竺法深就常为简文帝的坐上客，当有人怀疑这与佛教的宗旨不大吻合，问他“道人何以游朱门”的时候，竺法深就干脆来了个诡辩，说是：“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篷户。”（《世说新语·言语》）而实际上，他自己却是相当在意与上层人物的这种往来的，所以，他后来才不无得意地在晚辈面前炫耀：“黄吻少年，勿为评论宿士。昔与元明二帝、王（导）庾（亮）二公周旋。”（《世说新语·方正》）

又如法汰刚刚抵达扬州时，并不为人所知，然而由于他很快就走通了上层路线，得到王导儿子王洽的供养，王洽每次游览名胜，必邀法汰作陪，“不得汰，便停车不行”（《世说新语·赏誉》）。这样，就使法汰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地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地位自然也是一天比一天显赫。

名僧与名士交往，当然不只是为了应酬寒暄，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如果说名僧看中名士，原因在于他们执掌着中国文化的牛耳，是佛教传播需要依靠的对象，那么名士看中名僧，就是由于名僧手里往往有比玄学更新鲜、也更精妙的哲理。自东晋起，佛经和《老》《庄》同时风行，便是它们在思想上可以一拍即合的缘故。

当时最流行的佛经之一是《般若》。《般若经》之所以大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它谈空论无，析理深微，堪与玄学相比而更精妙，用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钞序》的话来说，《般若经》就是：

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其为经也，至无空豁，廓然无物也。

这里所说“众妙之渊府”，又所说“至无空豁，廓然无物”，其实就是老庄玄学那一套，这种撇开神魔鬼怪、祈禳祝咒而专论“空”“无”的佛经，正是合了文人名士的胃口。

释道安在这一点上也是有着非常清醒的意识的，他知道要推广佛教，就必须由老庄来穿针引线，也知道要用文人名士听得懂而且喜欢听的语言去讲佛理，佛理才可以深入人心，他曾说：“以斯邦人老、庄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借助《老》《庄》的思想，佛教便很容易获得穿透人心的力量。

这也就好比要想获得名士的接纳，首先就得学到名士的作风。像前面讲过的道安与习凿齿见面，在最初的对话中，道安就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范。他与玄言诗的代表作家孙绰等人也有往来，因此还不免染上了玄学家的脾气。有一回，信佛教的郗超送米给道安，同时还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给他，他就既不回礼也不言谢，反而拿了庄子的话头，故作平淡地说：“损米千斛，弥觉‘有待’之为烦。”这种清高、不同凡俗的姿态，不是比魏晋名士更有名士风度？这也就好像支道林一边传教，一边养马喂鹤，故意摆出一副清雅的派头，目的是要获得真正名士的接纳。

道安还是般若学的大师。他是般若学中讲论“本无”一派的创始人，而“本无”一派认为般若的“空”与老庄的“无”一样，也是主张“万有”之前一片“空无”的，所谓“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这与玄学的“以无为本”何其相似！而道安所说“人之所滞，滞在未有，苟宅心本无，则斯累豁矣”，“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又与玄学“以无为本”、“以无御有”等等的论述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要让人抛却杂念妄想、挣脱外在的束缚，一心一意直达万物之源的“本无”境界，这简直就是王弼等人玄学思想的翻版。

不过佛教“般若”的理论，毕竟比玄学简约化的命题要深刻精细得多，般若学分析“空”，就有二空、三空、十八空之说，层层辨析，远非玄学所能及，正因为如此，当道安以《老》《庄》为媒介宣传佛教的义理时，文人学士立刻被他吸引，并且佩服得五体投地。道安本来相貌奇丑，可就是因为他学问深湛，辩论时总能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当时人称“漆道人，惊四邻”。据说习凿齿见过道安，马上就在写给谢安的信中说道：

这次我见了道安，他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僧人，而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们师徒几百人，讲经论道，孜孜不倦，既不用方术的小把戏来哗众取宠，也不靠权威的大势力来维持秩序，师徒间肃穆庄严，互相尊重，和谐融洽，我从来没见过那么高尚有品位的人。释道安理论修养深厚而言谈清简，博学多才，对佛典和教外之书都不乏见解，甚至精通阴阳数术，他对佛典中的精妙之义，更是理解通透、游刃有余。我遗憾的是你没能和我同一天见到他！

习凿齿还相信释道安的到来，一定会使“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荡于一代”（《高僧传·道安传》）。

的确，释道安与其他名僧一起开创了融佛理和玄学于一炉的新风尚，像慧远、支道林、竺法雅等人，有时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引《庄子》为连类”，而令“惑者晓然”，有时又以搀入了佛家道理的话来讲解《逍遥游》，“花烂映发”，而令听众改弦更张从其新意，有时还“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令佛经与外典相互映证，这一切的努力，都使佛教成功地实现了与玄学并肩同行于文人学士之中，也使佛教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反而是，早先鼓掌欢迎佛教义理的东晋名士，并未想到他们理想中的“玄波溢漾，重荡于一代”，后来会成为泡影。佛教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佛理的入侵越来越深入，最后竟然湮没了玄学，使玄学渐渐退出文化领域，悄无声息。尽管当佛教在征服文人学士的时候，也不得不妥协性地接受玄学的影响，但最终占据上层文化之绝大部分领域的，还是拿玄学做了敲门砖的佛教。

释道安就是借玄学宣扬佛理，而终于“鸠占鹊巢”、以佛理令玄学退却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是当得上“弥天释道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