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人说逍遥

佛教僧人说逍遥

东晋人喜欢《老》《庄》《易》，是人所共知的风气，也是魏晋以来的习惯，他们说三天不读这几部书，舌根就发硬，舌根发硬便没法儿清谈。可是仅靠这三部经典，好像也变化不出更多的新意，舌根子照样发硬，清谈时照样激不出新的火花，这一点，等他们听过支道林讲《庄子》里的《逍遥游》，就算是彻底明白了。

支道林，名遁字道林，俗姓关，出生在一个世代奉佛的家庭，二十五岁出家，在浙江、苏南地区活动，晚年曾被晋哀帝召到京师东安寺讲经三年，最后回到剡山，终老于石城山。

支道林是般若学大师，色宗的代表人物，不过他的玄学水平也很高，常与名流谈士如谢安、王羲之、王洽、殷浩、许询、孙绰等人相伴，游山玩水，往来谈论，据说诸名士都对支道林的理论功夫钦佩不已。就拿以言理“辞简而有会”闻名的王蒙来说，他是在做了一夜的功课之后，才去支道林那儿清谈的，谁知当他滔滔不绝讲了一大篇，以为“名理奇藻”，足以先发制人的时候，支道林却只淡淡地一笑：“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一句话就把他弄了个灰头土脸，不得不暗自赞叹支道林是王弼、何晏一流的高明人物。

郗超有一次就问谢安：支道林谈玄比嵇康如何？谢安回答说：嵇康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又问：殷浩比他如何？谢安回答：要说辩论的话，殷浩是略强的，但要说到“超拔直上渊源”也就是要言不烦、直指核心这一点，殷浩可就要大大的惭愧了。所以郗超后来在给亲友写的信中便说：

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高僧传·支遁传》）

《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也是玄学清谈之士最青睐的宝典，然而自从向秀、郭象注释《庄子》之后，仿佛一锤定音，以后的人都乖乖因循向、郭之说，怎么也跑不出这两人的圈子。比如向、郭认为，《逍遥游》中说大鹏一飞，扶摇直上九万里，而鸟一飞，只能上到榆树梢，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夫大小之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也就是说，大小、高下，原来都是各有其分，只要能自得其乐，无论九万里还是九尺高，都无差别，不必强分胜负好坏，所谓适性，就是逍遥自在。

这个解释，得到后来很多玄学之士的赞同。但是，到了支道林这里，却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他讥刺人云亦云的名士们：说什么适性即逍遥，若按照这一逻辑，桀、跖杀人成性，不也就成了逍遥？支道林语出惊人，让名士们大感诧异。他们想，《逍遥游》是庄子的名篇，支道林却是佛教中人，就算他有“追踪马鸣、蹑影龙树”的本领，可是也未见得能够对庄子理解得多么透彻，所以，当时在会稽做官的王羲之还特意为此去访问支道林。王羲之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是要听听你对《逍遥游》的意见。支道林爽快地答应下来，并迅速写成几千字的报告，据说他“标揭新理，才藻惊绝”，令王羲之敬佩得五体投地，“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于是要求在寺里住下，方便随时请教（《世说新语·文学》）。

支道林究竟是怎么解说《逍遥游》的？为什么那些个大名士一下子就被他折服？可惜，他对《逍遥游》的注释讲解早已失传，现在能够看到的，唯有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文学》篇的注里面引用过的一段文字，那只是一鳞半爪吧：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游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这段话，不知是出自支道林为王羲之写的那篇解说，还是出自支道林在白马寺对冯怀的一番谈话，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一解释，比向、郭的旧解要精彩得多。向、郭并不看重大鹏和鸟的区别，以为只要“适性”亦即合乎其本性就可以称之为“逍遥”，这样的逍遥，很容易演变成安于现状、随波逐流的状态。可支道林却不同，他认为大鹏式的竭力远行，扶摇冲天，要待羊角风才能实现，算不得逍遥，而鸟没有出息自甘堕落不说，还笑话大鹏，更算不得逍遥，真正的逍遥之境界只有“至人”才能达到，“至人”应该是内心无所动，与天道相应，随万物迁化，却又不为万物役使，心灵无所不适、无所不通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心灵处在一种绝对自由并且极其自然的境界，既不像大鹏要待风而动、远游北冥天池，又不像鸟蹲在咫尺之地却洋洋自得，所以，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而唯有“至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最高境界。

支道林的说法，也许是弥合了向秀、郭象以来的玄学之士在解释“逍遥”之意时留下的道德漏洞，也许是更加投合了东晋名士追求自由及自然境界的心理，总之，他的论述仿佛扑面而来的一阵清风，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名士孙绰因此就将他与注《庄子》的大师向秀相提并论，说他们“风好玄同”，而王蒙更是称赞他“寻微之功，不减辅嗣”，王羲之则形容他是“器朗神骏”。据说谢安也非常看重支道林，虽然他在论述过程中会犯些文献上或细节上的错误，因而遭到旁人的攻击，谢安却总是替他辩护道：“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世说新语·轻诋》）

《世说新语·文学》篇有两次支道林讲论的记载，也说明支道林在当日的崇拜者之多，实在多到了有些人只是盲目跟风的地步。一次是支道林、许询等人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那儿讲《维摩诘经》，支道林每讲一段，大家便点头称是，跟着是许询提问，大家又手舞足蹈地欢呼，场面火爆，气氛热烈，人人都对这场精彩的讲演赞不绝口，可是真要去问这两人所讲内容如何，听众却是大多不甚了了，“不辨其理之所在”。还有一次是支道林与许询、谢安等人在王蒙家聚会，名士相聚，自然少不了清谈，主题便是《庄子》里的《渔父》一篇。支道林捷足先登，先讲了七百多字，“叙致清丽，才藻奇拔”，众人纷纷称善，接下来才是各抒己见。那一天，大家都讲得兴致勃勃，意犹未尽。

孙绰对支道林有个评价：“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欣赏的是他的新见迭出。支道林所作《逍遥游》的解释一问世，果真“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因此，以后再谈“逍遥”之意的，“遂用支理”（《世说新语·文学》），也就是说都采用了支道林的理论和解释。

然而，支道林的新理却是杂糅了佛、道的新理。过去名士们拘泥于老庄玄学，走不出前辈既定的框架，而支道林则是靠着在释典佛经中借出新的武器，一下子打破旧的困境的。比如在解释《逍遥游》时谈到的“至人”之境界，就是他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里已经论述过的，可见是般若学给了他超越玄学的基础。又如“自由”“自然”虽是玄学的命题，但在《维摩诘经》里也有论述，而支道林熟读《维摩》，这也使他比一般名士多了几分理论上的凭依。所以，当年支道林这批僧人来讲玄学，并不意味着佛学对玄学的投降，事实是，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看，好像是老庄玄学接过佛理，因此产生了更多新的玄理妙说，从而延长了老庄玄学的生命，而暗地里，佛学却早就借着老庄的概念和玄学的文本，潜入了名士们的思想世界，逐渐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其结果，便是佛和玄的融合，是僧人和名士的双修。

支道林讲《逍遥游》，当时人形容为“才藻新奇，花烂映发”，时隔千余年再来看佛教进入中国的历程，支道林借佛论玄的那个时代，也可谓“花烂映发”，那确是一个佛学理论花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