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风百代之下

流风百代之下

西晋末年，洛阳失守，大将刘琨独自留守北方，与匈奴、鲜卑和羯等民族周旋，出生入死，艰苦卓绝，回想起往日洛阳梦幻般的浮华生活，“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由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再看看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的惨痛现实，不由得哀愤交集，从心底里迸出一声“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的叹息。实际上，西晋王朝的突然崩坏，已经给了清谈务虚的名士们一个警告，据说王衍将要被石勒杀害的时候，已曾追悔莫及地检讨说：

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晋阳秋》）

而总是在筹划着北伐以期光复中原的桓温，也有过痛心疾首的反省：

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字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然而，在《颜氏家训·涉务》里面，仍然可以见到对东晋名士“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的批评。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的末期，正是玄风湮没的时候，这一批评仿佛盖棺论定，被后来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像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称魏晋玄学之士的“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不只是导致了魏、晋的相继“亡国”，即所谓的“易姓改号”，甚至于还导致了“亡天下”。“亡天下”的意思，指的是文化的沦丧、文明的覆灭，那是比亡国更大的罪名，后果更为严重。

当亡国之罪被算到文化头上，当政治家应该负有的责任被全部推到文化人的身上，总之，就是当所谓“清谈误国”变成一种历史的常识，也许私底下有人还会欣赏魏晋人的风流潇洒，然而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为魏晋玄学鸣冤叫屈、平反昭雪的人，就不大有了。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人挺身而出来翻这个案子。

首先是章太炎。章太炎一反陈言，为魏晋翻案，有两个依据。依据之一，是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思想最活跃、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一是晚周或称战国时期，一是魏晋时期。战国时代诸子并起，“儒、墨、道、名四家，义至闳远”，而魏晋时代也正是由于借助了诸子尤其是老庄的学说，才一扫汉代以阴阳谶记附会经典的乌烟瘴气，“玄言之士，次六国而起”（《信史》），玄学的意义因此是怎么估价都不为过的。依据之二，是他认为如果要说是任达放纵的风气导致了魏晋亡国，那么这种风气早在东汉末年已经显现，“魏晋者，俗本之汉，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因此把“荡佚”的恶名，单单归于魏晋名士是不公平的，“偏听生奸，君子以为耻”（《五朝学》）。

章太炎最反对的，就是蛮横地拿文化去抵政治账的做法，“徒以江左劣弱，言治者必暴摧折之，不得其征，即以清言为状，又往往訾以名士”，不仅如此，他甚至提出东晋、宋、齐、梁、陈这“五朝”三百年，思想学术与社会风气都要比此前的汉代好得多，“往恶日湔，而纯美不忑”，因为江左名士不像汉儒那样迂腐拘泥，只会读死经、死读经，他们懂得议礼论政，懂得在儒教遭遇到现实社会的挑战的魏晋之际，利用老、庄作为新的思想资源和社会行为准则，他们思想解放、心态自由，其中像王弼这样的玄学家就是很了不起的，“周孔既没，诸儒诚不能与辅嗣比肩”。同时，他又指出魏晋名士中虽有如嵇康、阮籍那样“非尧舜，薄汤武”的，但他们并非不学无术之徒，许多名士其实是广学博采，于礼乐、律令、算术、药石兼而通之的，例如晋朝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因此可以说“其言循虚，其艺控实”，倒是后来玄学衰落，“六艺与方技”也随之衰落了，于是思想界又重新落入俗儒之学中而不能自振。

章太炎当然是从表彰异端之学、借以摧毁陈陈相因的思想的角度来谈论魏晋玄学的，其中的深意，自在摧枯拉朽、唤醒民魂，但是在他心底里，也确实存有一份对魏晋的好感，且不说他为文师法魏晋的清峻简洁，就看他钻研《庄子》和佛典，便与魏晋人有些相似的地方。他作《齐物论释》，就仿佛支道林作《逍遥游论》，因为他也是以佛典来解释庄子思想的，据他在序中所写“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这两句话，就可知他和魏晋玄学原来都是一路，“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讲的是玄学所本之“无”的话头，“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讲的则是言不尽意的道理。难怪他在《五朝学》中要为玄学大叫冤屈：

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弥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

最后一句话尤其一针见血，把政治的责任还给了政治，把思想的意义还给了思想。

章太炎虽然也有“章疯子”的外号，究竟还是个醇醇学者，他的“转俗成真，回真向俗”的思想理路虽然冲击了传统的“学术次第”，但他自己仍然是一代宗师，受到同时代人的景仰，由此在一大批敬仰者的包围之下，做宗师的只好停然山立，不能像斗士一般，去实践玄学名士的放浪形骸和“非汤武，薄周孔”式的矫激。倒是他的弟子鲁迅，在思想、学术乃至于人格上，都似乎继承了魏晋名士的传统。

鲁迅曾经花费很多心血整理《嵇康集》，他又有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大约都是受了乃师章太炎的影响。而鲁迅那种峻急犀利的文风、那种刻薄坚韧的个性，又好像更是直接遗传了魏晋名士的基因。章太炎在1915年曾给鲁迅写过一幅字：

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

这几句话就出自《庄子》的《天运》篇，也许可以看作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种勉励吧。

鲁迅到底是文学家，他比章太炎似乎更多了一份细腻和温情，更能体会魏晋名士旷放外表下的悲凉心境。从阮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到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唏嘘，从嵇康“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玄远，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魏晋人始终处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之中：他们逃避，是由于不得不逃避，他们旷达，是由于只能够选择旷达。因为他们对于自由、安宁和永恒的希望，实际上一直等于是在奢望和绝望之间徘徊，所以，他们才是如此地激烈、偏执和怪诞，又是如此地平和、玄远和通脱。这是看起来那么样不同的两种表现，可是它们却恰恰出自于同一个心灵，那心灵中充满了悲哀。

鲁迅之所以喜欢魏晋名士的风度及其文章，是不是就是这个缘故？他的朋友许寿裳说：

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如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凛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的确，如果去看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看其中孔融的“并不大对别人讥讽”，“专喜和曹操捣乱”，看其中嵇康的“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就可明白鲁迅和魏晋名士究竟是有怎样的“灵犀一点”的。而如果注意到鲁迅称嵇康、阮籍都是“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就会更深地体会到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鲁迅那一辈知识分子，究竟与魏晋名士有着怎样同等的悲哀？如果再看到鲁迅特意拈出嵇康在对儿子的训诫中，反复提到“做人要小心”这一点，他又说“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自然便懂得了在鲁迅的心灵深处，其实有着嵇康一样的沉重和压抑。

从孔融，到嵇康，再到陶渊明，也许他们只代表了鲁迅心目中的魏晋名士，他们都是鲁迅的知音，不过正因为如此，玄学才在20世纪得到了彻底的正名。

刘半农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上联是“托尼学说”，“托”指托尔斯泰、“尼”指尼采，下联是“魏晋文章”，据说鲁迅颔首认可。事实上，不仅仅是文章，即使在做人方面，鲁迅不也仿佛是魏晋时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