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练功

一、儒家与练功

由于原始儒家没有说到具体明确的功法，因而有人认为孔、孟等儒家没有关于心思向内的功夫方面的论述，甚至还有人认为孔、孟等学问中根本没有心思向内的功夫实践。比如，下面的话就有这样的意思：

儒家论心性之学，原非所尚，纪晓岚论之甚力。宋代理学，统由禅宗蜕变而来。

（南怀瑾：《禅海蠡测》）

（理学与心学） ，然其宗旨虽异，但皆主张从用工夫入手。至用工夫之方法，则有主敬、主诚、主静之不同。不论其用工夫方法以何者为是，而此所称用工夫之实，稽之先儒，均乏前轨，《语》、《孟》之教，未尝及斯，《大学》所举之止、定、静、安、虑，得之次第，不过提示其要略耳。夫用工夫之说，本起源于佛法中之禅定。唐宋间禅宗之辈，不论僧俗，统皆于此致力，儒者效之，乃倡致学之道，必须于静中养其端倪，所谓主敬、存诚，皆止静工夫之一端耳。

（同上）

说孔孟等对修炼的功法没有具体、明确的论述，这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可是假如说他们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修炼功夫，却是不准确的。

《大学》言明德，《论语》言仁，《中庸》言性，《孟子》言仁义，一理也。

（薛瑄：《读书续录》）

戒慎恐惧是要心里没有事，而息息不昧。

（梁漱溟：《评谢著阳明学派》）

所谓致良知，所谓格物，所谓慎独，所谓操存，所谓集义，所谓去人欲存天理，乃至种种名色，其内容皆此一事。

（同上书）

上面所说的戒慎恐惧、致良知、格物、慎独、操存、集义、存天理等词语，就是指心思向内的功夫。上面所说的明德、仁、性、仁义，就是心思向内时所出现的自我心性、自我意识。可见，儒家论心性之学、论心思向内的功夫是从孔孟就开始了。上面说的皆此一事，一事是指心思向内用功，息息不昧指时时保持深层自我意识。

从儒家修炼时所意守的对象看，可细分为戒慎恐惧和操存两种情况。戒慎恐惧，是说在练功时所意守的对象是道的本体。对于这个内容，《中庸》这样说：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不睹不闻，是指形而上的道本体。戒慎恐惧，是指意守道本体时的心态，这心态之中含有敬畏的成分，这敬畏有点像宗教式修炼与神对话时的心态。隐微，也是指道本体，它是不可显现的，只有通过慎独去对待。慎独就是心思向内用功。以上是指意守道本体，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是操存，操存的对象是人心的本体。心本体即自我心性，亦即深层自我。上面所列举的明德、仁、仁义诚、敬等等，就是意守的对象，上面所说的明明德、存仁、集义、存诚、守敬、持敬、持志、穷理、致良知、存天理等等，就是指意守人的心本体这件事，这就是操存的实质含义。操存心的本体，就相当于佛家的守本心性。其实，意守道本体和意守人的心本体，原是同一回事。假如戒慎恐惧和操存到一定程度，道本体心本体是分不开的，这就叫天人合一。对于练功夫来说，认得所意守的对象很重要。对此道理，梁漱溟说道：

识得良心而后，可以言戒慎操存。否则不知戒个什么，操个什么？总之，功夫只此一件，凡有所为，无非为此。

（《评谢著阳明学派》）

上面这句话就表明了意守天本体和意守心本体（良心）同是一回事这样一个意思。

下面引述儒家关于练功状态的论述。

子曰：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不违仁，就是心思想着仁，想着仁就意守心本体，意守良心。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怎么样困难的情况下，都要意守住人的心本体，一刻也不要停息。这就是孔子教人练功的方法，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练功状态。只是可惜孔子没有能够将相关道理说得再明确一点。

孟子曾说到“集义” 、 “尽心知性” 、 “存心养性” 、 “以仁存心” 、 “以义存心”等话，这些话所指的都是关于练功的事，可是，都未将方法说得具体明确。《大学》、《中庸》的情况也是如此。可以看到，原始儒家们都没有将练功的方法具体明确地说出来。

下面是宋代程颢的说法：

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去智” ，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

（《二程遗书》）

心有主，是指心中有深层自我意识；无适，是指心思不放在任何事物上，也就是心里什么也不想；敬，心之本体，主敬，意守心本体。程颢的这种见解乃至做法，既可说正是从孔孟那里一脉相承而来的，同时又可说，与道家的功夫绝圣弃智和佛家的坐禅入定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前面曾说到，有人认为，理学与心学的练功行为是从禅宗那里学来的，这说法是不够准确的。这个道理可从下面这句话中看出来：

朱子曰： “学莫要于持敬，然须造次、颠沛必于是，不可须臾间断。若今日作，明日辍，放下了，又收拾起，几时得见效？ ”

（《近思录》）

这段话与前面所引述的孔子的话，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所不同的是，孔子是说造次、颠沛都要“不违仁” ，朱子是说造次、颠沛都要持敬，而事实上，不违仁就是存仁，存仁就是持敬，两者是同一回事。由此可见，宋明儒家的功夫方法可以是承接先秦儒家而来，不一定来源于禅宗。

不过，虽然说宋明儒家的学问功夫由承接孔孟而来，可是却与孔孟有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孔、孟等人没有讲到静坐，宋明理学家却讲到了静坐。这种静坐的方式，有可能是从道佛那里学来的。下面是“程门立雪”的故事：

游（酢）、杨（时）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俟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 ”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朱熹：《续近思录》）

对于程颐的瞑目而坐，张中行这样认为：

这样长时间瞑坐，不是睡而是穷理，与禅家的定功又是同一个路子。

（《禅外说禅》）

此外，朱熹也讲究静坐。譬如：

朱子曰： “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得有力。 ”

（《近思录》）

下面是朱熹与学生关于静坐的对话：

问： “每日暇时，略静坐以养心，但觉意自然纷起，要静越不静。 ”

曰： “程子谓，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乱思。才着个要静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虑。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须自有宁息时。 ”

（《朱子语类》）

不要“拘迫他” ，是勿助，意为不可刻意求静，因为“才着个要静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虑” 。不过，虽然儒家也像道佛一样实行静坐， “与禅家的定功又是同一个路子” ，但是，儒家始终保持着与道佛不相同的一个特色，这特色就是凭直觉行事，也就是以心思向内的状态来处理社会事务。

接下来介绍王阳明关于静坐的论述。他说：

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中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

（《传习录》）

下面是儒家对保持用直觉行事之特色的有关论述：

李伯诚曰： “打坐时意味也好。 ”朱子曰： “坐时固是好，须是临事接物时，长如坐时方可。 ”

（《续近思录·存养》）

这段话的意思是，坐时的心态是心思向内，包容万物，与道一体的，要紧的是在临事接物时也应保持这种心态，换言之，就是要用心思向内的心态去临事接物。因而，朱熹又这样说：

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

（《朱子语录》）

由此可知，儒家对静坐功夫的讲求，是有限度的，并不如道佛那样的一味静坐。接下来引述王阳明对于儒家练功方法的论说。他说：

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传习录》）

这话指出，对于修炼，主要是不要忘了想着自己的深层自我（天理之念常存）。静坐就是修炼，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心态（入静） ，至于身体的姿态（坐或是别的） ，则是次要问题。

最后，来看曾国藩的有关说法。早年，曾国藩在师从唐鉴、倭仁，学习理学的学问事业期间，曾制定了十二条规则，在这些规则当中，有四条内容是与心性之学挨着边的。且看具体内容：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中升。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是清末的一个能臣，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算不上是思想家，他的主要作为是带兵打仗镇压了太平军，但是他学过理学，知识结构中含有心性之学理论的成分，从上面的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情况。至于曾的其他事情，这里不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