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年代鉴别的必要

4.1.2　译经年代鉴别的必要

语料年代准确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年代确切的译经才是反映当时语言实际的语料，才可以放心地引用。

在汉语史研究的实际中，更多的是失译、误题之经疏于鉴别，被直接引用，以致影响结论。如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就屡被误为三国语料。

对于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学界存争议。日本学者太田辰夫⁽²⁾、志村良治⁽³⁾及蒋绍愚⁽⁴⁾等均认为第三人称代词“他”始于唐代，但李维琦先生在充分利用译经语料的基础上，试图将第三人称代词“他”的首见时间往前推:“‘他’作为第三人称代词，三国时已发其端，至东晋姚秦时代，特别是到了北魏，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他’，已经较多地使用了。”⁽⁵⁾李氏所及的三国译经所举之例是误题曹魏昙谛译的《昙无德羯磨》:“大德僧听:此比丘某甲，喜共斗诤，共相骂詈，口出刀剑，互求长短。彼自共斗诤已，若更有余比丘斗诤者，即复往彼劝言:汝等勉力，莫不如他！汝等多闻，智慧财富亦胜，多有知识，我等当为汝作伴傥。”（T22no1433p1064b9-13）

《昙无德羯磨》实非曹魏译经，而是《昙无德律》（即《四分律》）的摘抄⁽⁶⁾，极有可能就是刘宋释昙谛所为。

《昙无德羯磨》不仅在溯源时被误用，甚至也被误用作印证汉语词义演变方式——“感染生义”的例证。如胡敕瑞先生在讨论“许”的指代义由来时，亦将《昙无德羯磨》误作曹魏译经，当成“尔许”的首见例。胡氏认为:“许”原本并没有实在的意义，但是因为“许”和“尔”经常结合在一起以“尔许”的面貌出现，久而久之，“许”也就染上了“尔”的指代义⁽⁷⁾。据胡先生调查，“许”用作指代较早见于《晋诗》，如例［4］。

［4］甘菊吐黄花，非无杯觞用，当奈许寒何。（《晋诗》卷十九《清商曲辞·节折杨柳歌》）

而“尔许”在魏、晋佛典已见，比“许”的指代义出现早，胡先生所举3例如下⁽⁸⁾:

［5］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T22no1433p1052b14-15）⁽⁹⁾

［6］尊者答言:“彼时有善算者，计百年中用尔许油，用如是计故使至今。”（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七，T50no2042p131a22-23）

［7］良师答言:“但食尔许，消已更食。若顿食不消，或能杀人。”（东晋法显译《大般泥洹经》⁽¹⁰⁾卷六，T12no376p898a10-11）

随着汉语复音化的不断推进，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感染生义”已成了汉语词义演变的主要途径⁽¹¹⁾。判断是否为“感染生义”，董志翘先生曾提及四条原则，其中三、四两条与中古译经年代的关系尤为密切（假设沾染他词的一方为B词，被沾染的一方为A词）:

原则三，A词与B词有过相当长的一段组合关系过程。

原则四，A词的新义必须产生在组合之后。

原则三是强调组合必须经过较长时间反复地使用，即有一定的出现频率；原则四是强调组合及词义的首见时间。而用作印证“感染生义”的实际例证，有不少来自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其中包括失译、误题之经，此即一例。《昙无德羯磨》实非曹魏译经，《阿育王传》则与《阿育王经》混淆了。《阿育王经》、《阿育王传》为同经异译，但吕澂先生认为《阿育王经》为西晋安法钦译，后误为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传》则相反，实为僧伽婆罗译，后误西晋安法钦译⁽¹²⁾。最后的结论当然有待于从语言学上对这两部经作全方位的考察。

这样，胡氏所及的感染生义的条件亦就荡然无存。由于失译、误题之经的大量存在，极易模糊语词首见例及较多用例的确切年代，增加对词义系统本身进行彻底考察和梳理的难度，“感染生义”涉及的又不只是单个词，词构成的组合情况也与“感染”息息相关，首见例、出现频率、词义系统在判别时都应考虑进去。在词义演变途径的考察中，使用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是必要的，但必须先对语料年代进行鉴别⁽¹³⁾。对这样的失译、误题之经作考证，以期为汉语史研究提供反映当时语言实际的可靠语料，使早期译经中一些似是而非的例证不再被误用，是我们提倡对失译语料年代进行鉴别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