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4 译经语料的区域属性
汉译佛经是一种文白夹杂的早期白话文献，朱庆之先生称之为“佛教混合汉语”(45)。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译经语料的主要成分有以下三种:一是形成于先秦的中原雅言的书面语即文言；二是汉魏以来初露端倪的体现当时口语的早期白话；三是从印度摩揭陀语、梵语直至古代中亚、西域诸语言中渗入的外来语言成分(46)。每个语言事实都有它自己的界线(47)，这三种语言成分各有自己的历史层次，初始时也各有自己的使用范围。梵语、西域诸语言等外来成分，虽有翻译佛经作为中介，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化了，但也无法完全抹杀遗留在翻译佛经上原民族方言的痕迹。翻译地点可能就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标注，因为翻译地点确凿的佛典，往往会有不少语词、名物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区域属性。“楚夏异声，南北语殊”(48)，风壤之差，大略在斯也。
4.3.4.1 关外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高昌是佛典在关外主要的翻译区域，尤应关注。关外的西域、高昌等地是不同种族的人口混居，据郭平梁先生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车师—高昌一带活动的民族有十多种:车师人、匈奴人、鲜卑人、月氏人、嗽哒人、天竺人、叙利亚人、粟特人、鄯善人、焉耆人、龟兹人、高车人、铁勒人、突厥人和汉人(49)，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不断经过这里，通向中亚、西亚、希腊、罗马，同时亦有诸多民族的人口混居此地，不同民族的人会使用各有特点的方言，所谓的“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高僧大德西行取得梵（胡）本后也在这里逗留。这些都使得高昌译经表现出一种无法言传的异质，而目前我们却只能在直观上提取少量不同于关内译经的语词与名物，这是不能不抒的一大遗憾。
北魏慧觉等译的《贤愚经》，僧祐载“于高昌郡译”(50)，实非多余之笔。首先，高昌起初只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车师的前身则是姑师(51)，姑师有史可查的记载始于《史记·大宛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52)《后汉书·西域传》云:“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戊己校尉更互屯焉。”(53)随后的《北史》、《魏书》、《北周书》、《梁书》、《南史》、《隋书》及《新、旧唐书》均有《高昌传》，足见史家对其的重视。随着高昌成为入西域的新北道，过往僧人络绎不绝，这个茫茫沙海中的“绿洲”逐渐成为过往行者的必经之地。公元327年，原西晋凉州刺史张骏兼并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割据一方，在高昌设郡，此后始有“高昌郡”之称。北魏和平元年、沮渠安周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柔然攻陷高昌，杀安周，并扶植傀儡阐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时代自此开始。公元640年，唐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统一了高昌，在此置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54)。姑师、车师、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西州，这些名字成了高昌千年沧桑的不同见证，故颇具史学眼光与实践经验的僧祐亦记载为“高昌郡”，而非“车师”、“高昌国”，当然更不可能是“西州”。
再者，《贤愚经》的语词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关内译经，如:
调
“调”置于名词后，李维琦先生释为“物、品、制品”义(55)，如“衣调”，即衣裳，“又复经时，王更出游观，见众人怱怱，各执所务，纺织裁缝，办具衣调。”（《贤愚经》卷八，T04no202p403b18-19）我们很难解释此义的由来，但从下文可知李氏的注释颇为恰当，“臣白王言:‘蒙大王恩，获自然食，今者作役，办具衣裳。’”（《贤愚经》卷八，T04no202p403b20-22）宝唱在引用此事时亦无改动，“发语已讫，合境皆获，自然之食。后复出游，见人织作，办具衣调。”（梁宝唱《经律异相》卷二十四，T53no2121p131b10-11）此段经文最后明确标注出《贤愚经》卷八，可示对“衣调”的记载并非偶然的讹误。又有“粮调”，“时有二道，一道七日，一道十四日，初发惶懅，唯作七日粮调，规俟一人而已”（《贤愚经》卷一，T04no202p356c3-5），待“经数日，粮食乏尽”（《贤愚经》卷一，T04no202p356c6）。“粮调”、“粮食”义一也。又有“食调”，“臣白王言:‘蒙王恩泽，获自然谷，谷叵生食，事须成熟，是以庶民，办作食调。’”（《贤愚经》卷八，T04no202p403b13-15）“调”的这种用法在高昌以外的译经甚少见到。
平事
“平事”在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是动宾结构，谓处理事务(56)，“百揆催其平事”（卷八，T03no152p51c2），但在《贤愚经》经中，“平事”已凝固成词，为“民间纠纷、民事诉讼的裁决者或调解人”义(57)，约有13处。
［8］时有一老母，唯有二男，偷盗无度，财主捕得，便将诣王。平事案律，其罪应死。（《贤愚经》卷一，T04no202p352b22-24）
［9］王任此人，为国平事，诤讼典直，由之取决。（《贤愚经》卷五，T04no202p382b11-12）
［10］时弟长者，唯有一子，其年幼小。即将其子，并所出钱，到平事所。（《贤愚经》卷五，T04no202p382b16-17）
这在其他译经中未见，但无独有偶，被誉为高昌历史资料库(58)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却有不少用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哈拉和卓九九号墓文书·建平六年张世容随葬衣物疏》:“右条衣裳杂物悉张世容随身所有，若有人仞（认）名，诣大平事讼了”(59)。
时人
“时人”为“证人”义，《贤愚经》可见6处，“是时国法，举贷取与，无有券疏，悉诣平事，檀若世质，以为时人。”（《贤愚经》卷五，T04no202p382b12-14，宋、元、明本）(60)方一新先生认为“时人”是六朝以来口语(61)，但在南朝译经中尚未检索到用例，同样，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较多用例(62)。
腾／謄
“腾”在《贤愚经》中有“传达、传言”之义(63)，“因告之言:‘可持此果，以奉汝王，并腾吾意……’”（《贤愚经》卷一，T04no202p353c22-24）又“众臣曰善，敬如王教。即竖金幢，击于金鼓，广布宣令，腾王慈诏，远近内外，咸令闻知。”（《贤愚经》卷六，T04no202p388c8-10）此例“腾”宋、元、明本作“謄”，“謄”有“转录、传写”之义，《玉篇·言部》:“謄，传写也。”引申有“传达、传言”之义，《贤愚经》下文即曰:“时诸群臣，奉受王教，即竖金幢，击大金鼓，謄王慈教。”（卷六，T04no202p391a13-14）可知印证。
尚有4例“腾”、“謄”互用:
［11］因作文书，告诸王臣，腾其法诲，咸令闻知。（《贤愚经》卷八，T04no202p409b10-11）“腾”宋、元、明本作“謄”。
［12］蓝婆又言:“我有女妹，在前住止，字阿蓝婆。卿若见之，为吾问讯，云我分身，生五百子。身体安隐，具腾我情，令知消息。”（《贤愚经》卷三，T04no202p370b22-24）“腾”宋、元、明本作“謄”。
［13］其长者子，闻他国王，作那罗戏……偶见王女，情便染爱，其时遣信，腾说情状。王女然可，便与共交。（《贤愚经》卷十三，T04no202p442a18-21）“腾”宋、元、明本作“謄”。
［14］因腾姊意，即复共辞。（《贤愚经》卷三，T04no202p370c4-6）“腾”宋、元、明本作“謄”。
在关内译经，甚少见“腾”的这一用法，我们在梁宝唱编《经律异相》中检索到2例，均出《贤愚经》:
［15］子骑鸟脊，飞游观看……偶见王女，情便染爱，遣信腾情，女便与交。（梁宝唱编《经律异相》卷三十五，T53no2121p191b25-27）“腾”宋、元、明、宫本作“謄”。
［16］一切众臣如教，即竖金幢，击于金鼓，广布宣令，腾王慈诏，远近内外，咸令闻知。（梁宝唱编《经律异相》卷十四，T53no2121p72a15-16）“腾”宋、元、明、宫本作“胆”。
诸如此类的语词，《贤愚经》中还有不少，所以僧祐这一笔，就不能不让人深思:高昌方言是否已经入侵《贤愚经》？在《贤愚经》中又占多少比重？关外方言可能是阻止译经汉化的强大力量，我们是否能从中得到一些汉化程度判断的标准，亦即方言成分少的译经汉化程度高？
4.3.4.2 关内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4.3.4.2.1 南方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南方在颜之推笔下是“水土和柔”(64)之地，其音、其辞、其物别具风味。有些语词、名物就多见于南方译经。先看语词:
浛
“浛”有“沉没”义，《字汇·水部》:“浛，船没也。”玄应:“《方言》浛，沉也，字体作
，船没也。”（《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T54no2128p739c21）如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若遭浛或遗落去失，有人拾得，依经取死，造经比丘得波罗夷罪。”（卷十一，T24no1462p752a17-18）(65)在表“沉没”之义时，北方译经未见用“浛”。
伧
南北朝时，“伧”是江东人对楚人、北方人的一种蔑称，《玉篇·人部》:“伧，《晋阳秋》云:吴人谓中国人为伧。”《集韵·更韵》:“伧，吴人骂楚人曰伧。”中土文献已有例，南方译经承袭这种用法，如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若言音不同者，如伧吴不相解，应教其义。”（卷十六，T24no1462p788c25-26）玄应作注时曰:“《晋阳秋》曰吴人为中国人、为伧人，俗又总谓江淮间杂楚为伧。”（《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T54no2128p740b8）“伧”并非尊称，《正字通·人部》:“伧，鄙贱之称也。”北方译经鲜见这种鄙视自己的称谓。
其
用于句末作宾语的“其”(66)，南方译经多见，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孙曰:‘吾不求天女为妃者，王必杀其。’”（卷八，T03no152p45a17-18）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时商人寻复念言:‘此是恶人，恐复追逐，更还捕取。’即自随逐，看其。”（T22no1425p488c15-17）
先提
“先提”即“荃提”，是“以荃草做成的可迁徙提挈”。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迁提”条曰:“或作荃提，言以荃草为之也，非此方物，出昆仑中，律文或作先提。”（T54no2128p738c10）这里的“昆仑”可能是泛指中印度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国，而非特指昆仑山。“先提”在南方译经中多见。
［17］即以神力，令家中床座隐蔽不见，唯见婆罗门子所举先提。（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一，T24no1462p679a21-22）
［18］若先提坐蹬下至木椯，去时不自举、不教人举，突吉罗。（《善见律毗婆沙》卷十五，T24no1462p781b13-14）“先提”宋、元、明、宫本作“迁提”。
“迁提”、“荃提”也只在陈真谛译经中检索到。
［19］王曰:“汝昔在人中不见若男若女疾病困苦极难，或滞床席或据迁提或眠地上，是身苦受最坚最强难堪难忍，侵损寿命众苦所逼。”（陈真谛译《佛说立世阿毗昙论》卷八，T32no1644p213c13-16，宋、元、明、宫本）“迁提”高丽本作“筌提”。
吟哦
表“诵”义时，北方译经常用“讽”，南方译经则会用双音词“吟哦”，如旧题刘宋求那跋陀罗译《鹦鹉经》:“彼世尊便作是言止白狗:‘不须作是声，汝本吟哦。’”（T01no79p888b24-25）玄应为“吟哦”作注时曰:“江南谓讽为吟哦。”（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四，T54no2128p665c8）
再看名物，有些名物在南方译经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在北方及关外译经中却鲜见，如萧齐僧伽跋陀罗译于广州的《善见律毗婆沙》，“禅林比丘尼净秀，闻僧伽跋陀罗法师于广州共僧祎法师译出梵本《善见毗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师未有”(67)，经中就屡次自然而然地言及此经的翻译地点——广州，“阿摩勒者，此是余甘子也，广州土地有”（《善见律毗婆沙》卷十七，T24no1462p795a22-23），经文中更是处处洋溢着热带风情与南国气息，出现了椰子、槟榔、甘蕉等三种南方特有的农作物及鳄这一热带水族动物。
椰子
《广韵·麻韵》:“椰子，木名，出交州。”慧琳《一切经音义》:“椰子，南方果木名也，出交趾、广州。”（卷八十一，T54no2128p835b8）宋希麟进一步指出椰子在民间的土用法，“椰子，果木名也。其叶背面相类，出交趾及海岛，子大者可为器。”（《续一切经音义》卷八，T54no2129p967a16）广州译经《善见律毗婆沙》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南方物产，“椰子盘主比丘见而问:‘咄，长老，从何处得此椰子盘也？’此比丘而答:‘我从海中间得。’”（《善见律毗婆沙》卷八，T24no1462p731a19-21）从海中得来的椰子可做成“椰子盘”，“答言:‘彼土噉此椰子，余壳弃破，或然作薪，都无价直。’”（《善见律毗婆沙》卷八，T24no1462 p731a28-29）物以稀为贵，广州作为椰子的其中一个产地，对椰子自然见怪不怪，吸完汁后，或弃其壳，或燃作薪，估计是不可为器、“都无价直”的小椰子。
东晋《摩诃僧祇律》、刘宋《五分律》对“椰子”也有记载。北方仅有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有1处非常笼统地提及“椰子”，“椰子果树、波那婆树、母柘果树、庵婆果树、毗罗果树、迦卑他树、波留沙树、佉殊罗等，种种林树，不近坐禅。”（卷四十六，T17no721p275c23-25）(68)“椰子”后来可能传到北方，其名也就“席遍中国”（《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T54no2128p739b24）了。
槟榔
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已记载“槟榔”，北魏杨衒之也记载了南国多“槟榔”，“从孙典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榔……”（《洛阳伽蓝记》卷四，T51no2092p1017c9-12）慧琳《一切经音义》:“《埤苍》云，槟榔，果名也，其果似小螺，可生啖，能洽气，出交、广。”（卷八十一，T54no2128p835b10-11）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然南海十洲，斋供更成殷厚。初日将槟榔一裹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许，并悉盛之叶器，安大盘中……方始请僧出外澡漱，饮沙糖水，多噉槟榔，然后取散。”（卷一，T54no2125p210c10-21）
“槟榔”在北方及关外译经甚少出现，广州译经《善见律毗婆沙》有例，“折林者，男子与女结誓，或以香花槟榔，更相往还饷致言，以此结亲，何以故？香花槟榔者，皆从林出故，名折林。”（卷十二，T24no1462p761a9-11）梁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也有例，“饭水浆饮可食可噉，及以可味香和槟榔杨枝浴香，并及澡豆，此谓大供养。”（卷上，T14no468p493a29-b2）
甘蕉
甘蕉是香蕉的一种，产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鉴于古代交通工具的承载力，即便是“一骑红尘”运到北方的甘蕉，也非平头百姓所能享受，所以北方及关外译经甚少提及这种南方作物，我们亦仅在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中检到2例:
［20］非钱者，一切甘果，甘蕉子、椰子为初。若捉者得突吉罗，是名非钱突吉罗。（卷九，T24no1462p733b23-25）
［21］答曰:“先取阿摩罗诃罗勒鞞酰勒，谷者，七谷。取粳米为初作余甘蕉子，一切木果，一切笋鱼肉蜜沙糖石盐三蒜，如此之物，悉合和为一……”（卷十一，T24no1462p754b27-c1）
玄应在为《善见律毗婆沙》作音义时就明确标注:“甘蕉，出广州。”（T54no2128p739b23）
鳄
鳄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滨及江湖河泽中，在关外的茫茫大漠中是无法存活的，北方及关外译经对“鳄”就缺乏记载。南方则不同，“鳄”可能是他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可怕动物，“入水者，没头为初，若未至物处，或见毒蛇、大鱼及鳄，种种恶兽，见已怖走失无罪。”（《善见律毗婆沙》卷九，T24no1462p735b7-9）又“失守摩罗者，鳄鱼也，广州土境有。”（《善见律毗婆沙》卷十七，T24no1462 p795b1-2）陈真谛也曾提及，“昔在人中，或令蛇狗蜈蚣鼍鳄之属，啮嚼有命众生。”（《佛说立世阿毗昙论》卷八，T32no1644p212a11-12）唐慧琳、宋法云对“鳄”的形状及习性作过描写，“形如象，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齿极利。所有畜麞鹿入水，啮腰即断，广州土地有之。”（《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一，T54no2128p578b3-4）“鳄鱼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齿至利，禽鹿入水，啮腰即断。又翻杀子鱼，广州有之。”（《翻译名义集》卷二，T54no2131p1091b16-18）慧琳、法云对“鳄”的记载可能就源于广州译经《善见律毗婆沙》。
4.3.4.2.2 北方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69)、其物雄浑。有些语词、名物则多见于北方译经。以下举语词数例。
标首
“标首”李维琦先生释为“处于首位的人”(70)，隋以前，仅在北方译经检索到。
［22］佛告目乾连:“善哉！目连，如汝所说，众中之标首，唯吾与汝二人耳……”（苻秦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卷四十一，T02no125p771b13-15）(71)
［23］贪餮不自节三转随时行者，如彼愚惑之人，为人标首，受人供养。（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二十六，T04no212p749b1-3）
［24］而彼众中，上座智人，标首比丘，住非法持法持毗尼持摩夷。（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四十七，T22no1428p919b18-19）
臻集
“臻集”一词仅在元魏译经中检索到:
［25］众恶臻集，无有安隐。（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十七，T17no721p98a15）
［26］诸水臻集，盈溢充满。（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九，T17no721p410b4-5）
［27］如花萎烂，众蜂围遶；犹如富乐，亲友臻集。（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九，T17no721p410b9-10）
［28］王德至重，万善臻集。（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三，T04no202p440a15）
再举名物数例。
鵽
“鵽”是生活在北方的一种雀，《说文·鸟部》:“鵽，鵽鸠也。”《尔雅·释鸟》:“鵽鸠，寇雉。”郭璞注:“鵽鸠大如鸽，似雌雉，鼠脚……群飞，出北方沙漠地。”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出北方沙漠地也，肉美，俗名突厥雀，生蒿莱之间，如鹑大。”（卷五十八，T54no2128p694b6-7）“鵽”在长安译经《四分律》、《十诵律》(72)中有较多用例，南方译经则未及。
［29］乃往过去世时，有三亲友，象、猕猴、鵽鸟，依一尼拘律树住。（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五十，T22no1428p940a8-9）(73)
［30］比丘尼言:“为办雉肉、鵽肉、鹑肉，比丘食者波逸提。”（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十二，T23no1435p86a2-3）
雕
“雕”是一种猛禽，也称“鹫”，“西域多此鸟”（宋法云撰《翻译名义集》卷二，T54no2131p1091a17）。北国苍穹为“雕”提供了广阔的翱翔空间，鸠摩罗什、昙无谶、般若流支等北方高僧都有提及。“雕”在南方译经的出现频率则不高。
［31］鵄枭雕鹫，乌鹊鸠鸽。（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二，T09no262p13c24）
［32］所谓孔雀鹦鹉……雕鹫雀遮沙，如是众鸟，依止而住，是诸众生以佛力故。（北凉昙无谶译《大方广三戒经》卷二，T11no311p687a12-15）
［33］彼人彼处，堕于崄岸，以恶业故，作风举之，三千由旬，下未到地，雕鹫乌狗獯狐食之。（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十三，T17no721p78b9-11）
由上可知，关内与关外译经、北方与南方译经有各自不同的方言基础和民族习俗，翻译佛经语料也在语言学、文化学等方面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区域属性。已有学者如松江崇先生就认为“不少汉译佛典的成书年代和地点是可以推测的”(74)，胡敕瑞先生也认为“可以从方言的语法、用词等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贯及翻译地点”(75)。从语词和名物的地域来源来提取区域性语料，解释译经语料的区域差异，其实也就是佛典大体的翻译地点的考证过程。
佛典的翻译年代、译人、翻译地点作为历朝经录记载单篇译经的三个主要内容，三者的联系颇为紧密，就汉语史研究而言，年代、译人确凿，有助于翻译地点的考证；而翻译地点的确凿，也可为年代、译人的考证提供重要线索。单篇译经是入藏译经的细胞，对单篇译经的全方位考察是译经语料鉴别必不可少的环节，翻译年代、译人、翻译地点三个基本内容都应考虑进去，如在译经语料鉴别的初始阶段就出现偏颇，是不利于汉语史研究的。
【注释】
(1)中国佛教发展到六朝时期，出现了疑伪经，僧祐在编纂目录时将区分真经与疑伪经作为经录的重要任务。疑伪经与真经的区分是基础的一步，但我们主要是对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语料进行鉴别，主要包括佛典的翻译年代、译人、翻译地点三个方面，不涉及疑伪佛经与真经的区分。
(2)［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3)［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页。
(4)蒋绍愚等主编:《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5页。
(5)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6)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62页。
(7)胡敕瑞:《“尔许”溯源——兼论“是所”、“尔所”、“如所”、“如许”等指别代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3-224页。
(8)胡敕瑞:《“尔许”溯源——兼论“是所”、“尔所”、“如所”、“如许”等指别代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第223-224页。
(9)《昙无德羯磨》共有“尔许”7例，正文6例，注1例，不包括以下有异文例:“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T22no1433p1052b7）“尔”圣本作“今”。“大德僧听，我比丘某甲，故畜尔许长衣。”（T22no1433p1055b23）“许”圣本作“所”。
(10)《大般泥洹经》在公元417年译出。
(11)作为词义演变的途径，“感染生义”有很多名称，但含义相同。董志翘先生认为“词义渗透”是中古汉语词义演变的一种途径，但并非主要途径。详参董志翘《是词义沾染，还是同义复用？——以汉译佛典中词汇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12页。
(12)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73页。
(13)卢巧琴、颜洽茂:《中古译经年代与“感染生义”的判别》，《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第85页。
(14)［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15)［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第36页。
(16)（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2页。
(17)（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48页。
(18)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9-61页。
(19)周俊勋等:《〈搜神记〉（二十卷本）语料构成及价值》，《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第82-83页。
(20)（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98页。
(21)据史光辉考证此经风格与魏晋译经相近，最早也只能是三国译经。详参史光辉:《从语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286页。
(22)详参梁晓虹:《从语言上判断〈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中国语文通讯》第40期；遇笑容、曹广顺《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遇笑容、曹广顺《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以〈旧杂譬喻经〉为例》，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0年版。
(23)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方言》2002年第1期，第57页。
(24)（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25)［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5-115页。
(26)王文胜:《鉴别词与吴语处州方言的动态地理分类》，《语言研究》2007年第3期，第29页。
(27)张渭毅:《魏晋至元代重纽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七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9页。
(28)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12页。
(29)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
(30)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3-229页。
(31)王文胜:《鉴别词与吴语处州方言的动态地理分类》，《语言研究》2007年第3期，第26页。
(32)（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33)朱庆之:《佛教混合语言初论》，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3页。
(34)谭晓平:《湘南江永勉语中的上古汉语借词》，《语言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5页。
(35)［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36)［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37)吕叔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
(38)鲍金华:《〈世说新语〉与〈贤愚经〉词汇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页。
(39)汪维辉:《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中国语文》2007年第2期，第175-183页。
(40)（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41)方一新:《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42)（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以下简称“北本”。
(43)（刘宋）慧严等译:《大般涅槃经》以下简称“南本”。
(44)《佛说诸法勇王经》有1例:“树破坏者，谓涅槃已，以神通力碎身舍利如葶苈子。”（T17no822p849a29-b1）但此经年代尚为确定，《祐录》未见此经，《长房录》作刘宋昙摩密多译，法经作失译。
(45)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5-129页。
(46)董琨:《“同经异译”与佛经语言特点管窥》，《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第559页。
(47)［法］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68页。
(48)（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49)郭平梁:《魏晋南北朝时期车师─高昌一带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50)（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9页。
(51)董永强:《四至八世纪吐鲁番的多民族问题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1页。
(5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60页。
(5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14页。
(54)董永强:《四至八世纪吐鲁番的多民族问题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7-19页。
(55)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56)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57)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第79页。
(58)王嵘:《故国寻梦——高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59)此例转引自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60)此例“时人”高丽本作“明人”，方一新先生认为“明人”系后人所改，详见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第79页。
(61)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第79页。
(62)方一新、王云路已举数例，详参《中古汉语读本》，第79页。
(63)详参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鲍金华:《〈世说新语〉与〈贤愚经〉词汇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4页。
(64)（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65)“浛”宋、元、明、宫本作“
”。
(66)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2页。
(67)（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9页。
(68)此例有异文，“椰”明本作“邪”。
(69)（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70)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71)此例“标”圣本作“檦”。
(72)（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52页。
(73)此例被梁宝唱撰《经律异相》引用:“过去世时，有三亲友，象、猕猴、鵽鸟，依一尼拘律树止。”（卷四十七，T53no2121p247b2-3）
(74)松江崇:《也谈早期汉译佛典语言在上中古间语法史上的价值》，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八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75)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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