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译经的选择

6.1 　参照译经的选择

对于确定参照译经，荷兰学者许理和先生曾主张首先要确认一些“里程碑式”的译经，再用这些“里程碑式”的译经来进行术语和风格的分析，以便明确各个译经团体在词汇和风格上一些各自的特征⁽¹⁾。

确定参照译经当分几种情况，一为鉴定译人时选择参照经。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选择同一译人其他确切的译经作参照，如遇笑容、曹广顺两家，就选择吴康僧会唯一一部确凿的译经《六度集经》作参照，将需鉴定的《旧杂譬喻经》从语法上对总括副词“都”的使用、完成貌句式中完成动词的使用、动词连用格式的使用、疑问句式的使用四方面进行比勘，结合梁晓虹已从词汇上证实《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的观点⁽²⁾，最后得出结论:《旧杂譬喻经》与《六度集经》可能不是同一译者所译，但其翻译时间，应当相去不远⁽³⁾。像这样单一的情况比较罕见，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译人都不止一部译经，甚至他们的大部分译经都未确定，如后汉的支娄迦谶，据道安所见写本，年代可考的只有三种:《道行般若经》十卷，公元179年译；《般舟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公元179年译；《首楞严经》二卷，公元185年译，现在缺佚。但从译文文体上比较，道安认为是支娄迦谶所译的有九种:《阿阇世王经》二卷、《遗日摩尼宝经》一卷、《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一卷、《兜沙经》一卷、《阿閦佛国经》二卷、《内藏百宝经》二卷，另有三种现在缺佚。而据道安所见写本、年代可考的《般舟三昧经》，至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就有了两种记载:《般舟三昧经》一卷⁽⁴⁾，汉桓帝、灵帝时，月支国沙门支谶所译出⁽⁵⁾。“支谶出《般舟三昧》二卷，竺法护出《般舟三昧》二卷”⁽⁶⁾，后世将一卷本《般舟三昧经》归于支谶所译，三卷本《般舟三昧经》（即《祐录》所言的二卷本）归于竺法护所译，与僧祐此记载不无关联。而据作者不详的《般舟三昧经记》:“《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⁷⁾又卷十三《支谶传》:“朔又以灵帝光和二年，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时谶为传言。”⁽⁸⁾吕澂先生认为《般舟三昧经》原本是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传言）。但以支谶学问之博，《般舟三昧经》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而“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⁹⁾。但汤用彤先生认为支谶确定的译经就只有《道行般若经》一种⁽¹⁰⁾，而据汪维辉先生语言学上的最新考辨:一卷本《般舟三昧经》非支娄迦谶所译，亦非东汉译经；三卷本《般舟三昧经》是否法护译经，亦需进一步考察⁽¹¹⁾。但倘若我们只将《道行般若经》作为支谶唯一译经，来鉴别失译佛典，也不见得就有益于鉴定结果，因为比勘参照的语料在容量上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横陈杂出的失译、误题之经，使我们的研究在很多时候都处于这样的两难之地:弃之不甘，用之不定。而要改变这样的处境，汪维辉先生的态度很值得借鉴:“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做得十全十美而放弃探索的努力，只要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总比原地踏步好。”⁽¹²⁾

二为鉴定翻译年代时选择参照经。这比第一种情况复杂，一个译人的误题之经相对有限，而一个时代的失译经自然要庞大得多，如本文在排除《五阴譬喻经》为世高所译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此经是否为东汉译经，参照译经自然涉及所有东汉译经。越是早期的译经，问题就越多，“早期佛经的语料年代问题较多，尤其是‘安世高译经’和‘失译附后汉录’这两大类”⁽¹³⁾10。方氏此言，一针见血。综观东汉译经，争议实多，世高、支谶译经情况上文已述，康孟详亦及《兴起行经》之疑，目前被学界认为是竺大力共康孟详译的《修行本起经》，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里是将其置于《新集安公失译经录》的首条⁽¹⁴⁾，显然是作失译处理的。而《大正藏》收录的东汉译经达96种之多，经学界的通共努力，虽然诸家分歧仍存，终究已有近30种译经可作参照。

三是在提取区别性语词时，对于年代不确定的译经中的语言成分，亦不宜采用。如旧题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中有“定不”一词:“我今定知……多作不善，故令今日，堕是罪中，定不缘施，而受苦也。”（卷中，T03n0153p62b16-18）但不应将《菩萨本缘经》作为参照经，将“定不”作为区别性语词，来考证其他被误题为三国的译经。

只是，许理和先生所倡导的“里程碑式”的译经的确定绝不是一件易事，其一为经录在流传过程中有被转写、改写的可能，经录所载与实际语料相矛盾；其二为语言受内、外多方因素影响，译者习惯、笔受、方言等情况均需考虑。失译、误题之经本身数量庞大，译经纵向的语言学分期及译人语言学特点的归纳尚显薄弱，可作为某时代或某译人的经典之经为数不多。在《昙无德羯磨》的考证中，我们选取年代确切的《摩诃僧祇律》、《十诵律》、《四分律》等律部经，作为参照，提取区别性语词，就是希望比较参数能尽可能地客观、尽可能地符合语言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