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性语料的纵向提取

6.3.1　区别性语料的纵向提取

鉴别佛典的翻译年代时，区别性语料主要是从纵向的时间轴上提取。

语言学上，利用词汇来鉴别语料年代，应当选用有价值的词语。胡敕瑞先生认为“具有时代、方言发展特点的词语，比较适宜作为鉴别的标准”⁽²³⁾，这种规律性较强的语词，对推定译者及翻译年代有重要意义，如译名“羯磨”、“摩那埵”、“波罗夷”、“突吉罗”、“僧伽蓝”、“式叉摩那”等；普通语词“尔许”、“某甲”、“房舍”、“村野”等，这些词在确切的西晋以前译经中未见，东晋译经却大量使用。虽然相对于语法、语音，词汇的变化要快些，但也未离“语言的发展是渐变的”这一根本属性。梅祖麟先生曾主张要“以语言成分量的变化作为依据来鉴别文献的写作时代”⁽²⁴⁾，在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这一不长的篇幅中，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个使用频率不低的语词，这些语词在西晋以前的译经中又难见用例，足以说明这些词在作者生活的年代是被普遍使用的。况且，这些词至唐宋时仍被运用，跨越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而被沿用数百年，这些语词所体现的应该不是学科诟病的随机性和一过性，相反，它们凸显的是语言进程中某个客观的、流动的具体细节。所以，它们的稳定性亦应毋庸置疑。普遍性和稳定性恰恰就是词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出来的两个根本特征，将这种普遍性高、稳定性强的词作为年代鉴别的一个标准，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语言演变有着与生俱来的渐进性，很多时候都是新旧语词共存混用，加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代时间相近，好多语言现象根本就无法一刀两断，选择“同义异词”来鉴别，亦不失为一种方法。译经中就有大量的因语言接触而涌现的外来词，如“羯磨／所作、业”、“摩那埵／意喜”等，它们势必有一个“汉化”的过程，梵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译经者虽不满前译，一时也难以创造出汉语根本就不存在的音节，只有另觅自以为是最恰当的汉语表达来与梵文原典对应，这些词无疑亦带上了明显的个人风格，加上更替年代清晰，提取这种语词似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另有一些语词，说服力虽不如第一类强，不过可作为辅助证据用，如史光辉在考证《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时，认为此经用译名“罗汉”为多，共用了6次，而与之同义的“阿罗汉”只用了2次。史光辉比较了支谶另一确切译经《道行般若经》，发觉《道行般若经》用“阿罗汉”89次，“罗汉”22次，其比例与《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相差悬殊⁽²⁵⁾；在考察同义词“求”、“索”的使用时，史光辉亦发现这组同义词在《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道行般若经》中的使用频率大不一样。《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中，“求”、“索”的使用次数比为11∶33，《道行般若经》的使用次数比为78∶89，其使用频率没有《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那样悬殊⁽²⁶⁾。对于这类语料，区别性显然比不上第一类，况且，史光辉所选的译经亦存性质上的差异，两经虽同属大乘，但《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是偏向于阐明大乘之道的，《道行般若经》偏向于通论大乘一切法门。译者内部风格的不一致，语言差异亦有无法排除的偶然性⁽²⁷⁾，在所选之词同存于参照经和失译经的情况下，这种语词还是归于辅助证据为宜。又如翻译时产生的新句法“如是我闻”，这只是中古翻译时的一个套语罢了，并不代表实际语言中也存在⁽²⁸⁾。我们将其视为“语序”，鉴别时可作辅助证据用。

同时，用作鉴定的例证不仅一定要准确可靠，而且一定要有代表性⁽²⁹⁾。如梁晓虹在考证《旧杂譬喻经》时选用语词“大姓”和《六度集经》中的“理家”、“大理家”比较，胡敕瑞先生就认为此例“恐怕不具代表性”，因为两个名词并非如其所言都是表示“世家大族”义的等义词，“理家、大理家”应该是“财主、大财主”的意思。两词词义各异，又不是同经异译，缺少可比性⁽³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