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性语料的横向提取

6.3.2　区别性语料的横向提取

考证佛典的翻译地点时，区别性语料主要是在横向的空间轴上提取，这不仅仅要考虑语词共时的横向分布状况，还要考虑语词的常用性、规律性及系统性⁽³¹⁾。

很多语词在表现出与其相关的历史背景时，也会表现出与之关联的地域特色。如在考证《撰集百缘经》的完成地点时，“理极”、“打棒”等词在东晋、南朝译经中均未检索到用例，这暗示着《撰集百缘经》与南方译经用语的不同。但译经语料的区域属性也很难把握。一方面，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北人南渡，南方语言亦不可能不受影响。东晋之前，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汉语方言应该是早期汉化的楚语和吴语⁽³²⁾，东晋南迁后，以中原汉语为基础的“雅言”、“通语”也大大向南扩展了。汉语方言在此时期已经经过数次大规模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只是汉民族方言之间的融合，很大程度上也是汉语方言和外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合，不同的语言声气相应、共同消长，张籍在《永嘉行》里曾感慨“晋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许威汉先生认为这里的晋语可能就包含了鲜卑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成分，因为当时洛阳语受鲜卑语影响⁽³³⁾。罗常培、周祖谟先生也曾根据诗文押韵中所反映出来的分韵情况，分析出“北朝的北魏跟刘宋时代相近，北齐、北周跟齐梁时代相近”⁽³⁴⁾。此时期的实际语言已经难以排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北方与南方，北方的长安、洛阳与西域等地的语言，确实很难一清二楚地提取出只属于此地不属于彼方的区域性语料。从总的情况看，南方方言在历史上曾受到来自历代北方权威方言的持续影响，南方方言自身内部的歧异也很大，文白异读复杂，因此，南方方言的历史来源可能更加难以梳理⁽³⁵⁾。

第二，从译者的个人经历来看，关外及北方僧人可能有一生未到过南方的，而南方的经师则大多有北上西行取经求法的经历，几乎找不出像陶弘景这样一生未到过北方的⁽³⁶⁾。如三国吴时南方的3个主要经师，只有康僧会长于南方，学道于南方，但他与北人亦有密切交往，且可靠的只有《六度集经》。支谦和竺律炎都是从北方过去的。经师东进途中，更是沿路传译，如法护，就是“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的（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一，T50no2059p326c12）。

第三，从佛教传入中原的大体途径来看，现入藏的译经基本都属于由北印度经中亚传入的北传佛教，即便是地点确凿的译于广州的《善见律毗婆沙论》，也是对锡兰所传律藏的注释，属北传汉译佛典中的南传文献⁽³⁷⁾。梵（胡）本更是有一个漫长的流传过程，沾染上经过之地的方俗语词也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在关外及北方译经未见的语词也不一定就是南方译经的固有语词。

第四，语言共时的横向分布也存在书面记载滞后的问题，口语中出现的一些方俗俚语，来不及进入其所属区域的文献中，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进入了其他区域的文献中。如“湩”，《玉篇·水部》:“湩，江南人呼乳汁为湩。”音、义兼修且深谙佛经的慧琳对“湩”的记载也很确切，“吴音呼乳汁为湩，今江南见行此音。”（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九，T54no2128p817b21）但“湩”的早期例证却为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梵志答言:‘当取五百牛乳，展转相饮。’至于一牛，一牛湩，持用作糜。”（卷下，T03no184p469c28-p470a1）⁽³⁸⁾从《玉篇》与《一切经音义》看，“湩”开始时可能只是江南一带的方言用词，吴康僧会与支谦、刘宋宝云的译经中均有例:

［1］王曰:“孩童绝湩，其可乎？”（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T03no152p22c9-10）

［2］便复取牛湩洗四殿。（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卷下，T04no198p188a22）

“湩”可能是后来传播到其他区域。像这样的字、韵书等的记载跟实际的语言用例不一致的材料，我们尚未找到妥善的处理方法。

第五，佛典翻译是个复杂的团体行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僧人几乎没有，主译、宣译、笔受的籍贯、经历往往不同，翻译团队的语言背景比较复杂，以地域为界将译经划为三大区域，但在提取具体的区域性语词时，应将上述情况考虑进去，不过遗憾的是，历朝经录对笔受等的生平事迹缺少应有的记载，我们最多只能得到一些暗示，那就是，笔受更多的是由通晓当地方俗俚语的汉人担当，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佛经面向普通民众的功利需求，如世高的很多译经，都是“汉地第一个出家人”祖籍临淮（今江苏宿迁县西北）的严佛调笔受成文的；后汉月支菩萨支谶在洛阳译的《般舟三昧经》，笔受也是“河南洛阳孟福、张莲”⁽³⁹⁾。

语言的差异不一定就能与区域构成单一的对应关系，提炼出的语言现象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数量也难以反映全局，也不一定就能成为各区域独具的属性。译经的语言风格也往往同异互参，没有明显整齐的界线。但只要我们坚持从译经语料自身的实际特点出发，先从个别的、哪怕是孤立的考察做起，也是在向符合语料实际的结论靠近。我们期待有更好的方法来提取区别性语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