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考证方法的局限

6.4.1　文献学考证方法的局限

文献学考证时，各种僧传、尼传记载的译经毕竟是有限的，佛典的翻译年代、译者、翻译地点更多的是保留在历代经录中。

僧传、尼传的记载，有时会跟经录相矛盾。如对《昙无德羯磨》一经的记载，梁释慧皎撰《高僧传》记载为:“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之中，来游洛阳，出《昙无德羯磨》。”（卷一，T50no2059p325a8-9）而与慧皎同时代的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里却言:“《昙无德羯磨》一卷（或云《杂羯磨》），宋文帝时，罽宾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都译出。”

自东晋道安撰《众经目录》把可疑的佛经专门编入《疑经录》以来，后来编纂的经录都很注意鉴别辨伪的工作，法经更是分别五例，以第四例“疑伪”专受可疑或确伪之经。但这些经录自身却存在不少问题，数量不菲的误题之经就是很好的证明。辛岛静志先生在谈到南北朝以前出现的佛典译者问题时，也认为“不应该完全相信后代目录的记载”⁽⁴¹⁾。具体如隋代的《长房录》，唐释道宣认为它“瓦玉杂糅，真伪难分。得在通行，阙于甄异”（《续高僧传》卷二，T50n2060p436b6-14），吕澂先生则认为它“博而不精，常常单凭旧录的记载，即臆断一些失译的书出自某家，以致早期的经师都骤然增加了好多译本，而模糊了各翻译者的真相”⁽⁴²⁾。不仅仅是不同经录对相关译经事项记录不同，有时是同一经录对一部经的相关事项的记录也有出入，如法经的《众经目录》对《大方等大集经》卷数的记载，一言“三十卷”:“《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北凉世昙无谶于姑臧译。”（卷一，T55no2147p150c16-17）又言“二十七卷”:“《大方等大集经》二十七卷，北凉昙无谶于姑臧译。”（卷一，T55no2146p115a13）前后就自相矛盾。这样自相矛盾的记载历代经录都有不少。一般说来，在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未提及的翻译佛经，后代经录记载的年代或译人，可能都需审慎对待。

在鉴别译经语料时，考察经录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梳理经录只是考证的开始。比较历朝记载的差异，从经录混乱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内容中捕捉蛛丝马迹，以为语言学、文化学及其他方法的考证提供一个精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