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观念

二、制度与观念

在整个宋代学术文化史研究领域内，对理学（道学）的研究无疑占到了最大比重，侯外庐等所著《宋明理学史》，是以思想史家的眼光，考察了理学的产生背景以及核心思想家，但其北宋部分的重点仍集中于对周、张、二程、邵五子的讨论。^[33]这一研究视阈，在对哲学感兴趣的学者的研究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把大量学术精力倾注在北宋五子的研究上，甚至出现有意无意地抹杀宋代儒学与理学界限的倾向。比如杜保瑞的《北宋儒学》，书名以“儒学”为题，但实际内容却是对北宋五子的研究。^[34]另一类似的例子，是杜继平的《宋学探微》。作者以“宋学”为书名，内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却是《对宋明理学的新认识》，全书内容完全集中在对北宋五子及其南宋后学杨时、陆九渊、朱熹等人哲学思想的探讨上。在这位作者看来，“宋学”和“宋明理学”之间似乎是没有区别的。^[35]从这类著作中，我们再次深深地感受到，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建构的宋代道统谱系，其影响是何等深远。^[36]同样是以哲学研究为对象的学者，相比之下，陈来的视野比较宽泛，对研究对象的定义也比较准确，在将研究范围锁定于道学话语的同时，笔触也涉及吕大临等历史人物。但研究“中和”说在道学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忽视司马光的影响，是其一失，转不如历史学家漆侠先生认知深刻。^[37]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是思虑更加周密的一部著作，除了研究道学核心人物的思想之外，也专门探讨了道学的产生背景，其与佛、道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道学对立面的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思想。^[38]

相对于以前一般性常识中将理学作为宋代学术的代表而言，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理学只是宋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或是不同政治、社会观念折射于学术思想史领域的流派之一。它的产生不仅是唐宋之际三教融合的思想观念领域的产物，也和前此与政治变异紧密相关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各层面尤其是为学术与政治结合提供机制条件的王安石新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延续性联系。而原先人们，尤其是不专门从事宋代学术史研究的人们，之所以会误以为理学始终是宋代学术思想的主旋律，这大概与旧式写作方式中，学者过于强调对于北宋几位最重要的学者及其学派作集中研究，局限了读者的阅读、认知范围有关。

作为理学研究的拓展，很多学者注意到了与理学诞生密切相关的另一些学者的重要性。比如对宋初三先生的研究，也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前揭侯外庐等所著《宋明理学》的北宋部分，除了概说与宋五子的讨论之外，就只剩讨论宋初三先生一章，将宋初三先生定义为“理学先驱”。^[39]徐洪兴《思想的转型》下篇设有宋初三先生专论，同时也讨论了链接政治与学术的重要人物范仲淹与欧阳修。^[40]近年来，王安石对宋代学术整体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安石及其新学研究成果开始日渐丰富，如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杨天保《金陵王学研究：王安石早期学术思想的历史考察》等，都是近年来大陆青年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41]当然，在所有关于王安石的研究中，最不容忽视的是台湾前辈学者程元敏先生所作的贡献。台湾学界整体、客观地讨论王安石对宋代学术史的影响，起步比大陆早得多。程元敏先生于1980年代后期出版了《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为研究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另外程先生还撰有《三经新义修撰人考》、《三经新义修撰通考》等专文，作为《三经新义》研究的补充。从两宋学术思潮的消长来看，《王安石雱父子享祀庙庭考》是更值得重视的文字，这篇文章为我们梳理宋代学术史的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42]

前举研究成果，大多在路径上比较重视或依赖于重要历史人物和相关学派。这样的研究取向除了有助于我们细致入微地观察重要学者与学派的主要思想外，也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前文提及的夏君虞《宋学概要》，文内大篇幅地域与学派间关系的讨论，又往往使人觉得这部书在很多方面是《宋元学案》的翻版，只不过是在章节体安排的重新组织下，用了当时已较通行的白话文表达出来。姚瀛艇和杨渭生两部宋代文化史著作中的学术史部分，虽不能看作《宋元学案》的简单翻版，但都是以人物、学派、地域为组织线索，安排章节写作，仍能看出《宋元学案》对该题材论著的重大影响。这一类型的著作还有很多，不烦枚举，其中也包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这类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通史型著作所涉及的宋代部分。

不管冯友兰与侯外庐之间的问题意识、方法运用以及表述风格上有多大不同，我们依旧能看出在章节安排上人物与学派因素的灵魂作用（两部著作中地域因素都被淡化）。这类著作运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话语体系，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进行清理，揭示出传统学案体中无法体现的学术思想发展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当然是《宋元学案》等传统著作无法比拟的。但这里暴露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以现代学术章节写作为方法来择别人物与学派的思想学术特色，虽收归纳整理之效以便于分析，但在详尽学术史信息的传达上，却反不如传统的学案体丰富。以《宋元学案》提供的信息来衡量冯、侯著作中的相关章节，被阉割的重要信息为数不少。或许有人会指出，冯、侯两著提供的是方法论借鉴，而《宋元学案》依然有汇集史料的价值，两者并不是一个范畴内的问题。这个意见当然非常正确。笔者这里想指出的是，以人物为核心与纲领的章节体学术思想史写作，存在着掩盖更多历史信息的缺陷，尤其是考虑到历史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和联系性。而旧式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除了作个案外，通史和断代史的焦距都会集中在几个重要人物和学派上，这将引导读者对于学派本身的内在思想的兴趣胜过对于历史背景与过程的了解。这样，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却在思想学术史与历史全景之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隔离。

这个现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并且也已经出现了很多反思、开新的研究著作。在通史研究领域，当然首推葛兆光教授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该书对原有的思想史写作模式进行了认真反思，注意到了章节体写作对思想史叙述对象造成的割裂，并抛弃了原有的人物结构体系，引入社会学、人类学视角，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领域中寻找新型的学术思想史写作模式，揭示学术思想史形成、变动更为宏阔的知识背景与流动历程。^[43]作为一种新型写作模式的尝试，这部著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在其第二卷关于宋代的部分中，谈到理学诞生前夜中国社会与思想界的状态，以及北宋思想命题的特征，非常注意政治与思想的互动，强调具备儒学、政治双重身份的关键人物对形塑宋代学术思想的作用。尤其是注意到了洛阳作为文化重心城市的特殊功能，作为与政治重心汴京遥相呼应的另一座繁华都市，洛阳成为政治上暂时失意却又和政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重量级人物的退居之所，它的存在其实表征着思想观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紧张。^[44]关于洛阳与汴京这一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前关注文学创作集团的文学史家强调得比较多，葛兆光先生把它引入思想史讨论范畴，无疑是一卓见。^[45]

在断代研究领域，尤其是与本书相关的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注重历史生成背景与发生过程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宋代儒学复兴与宋学的诞生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并且越来越认识到宋代学术的多元化特征。如刘复生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和陈植鄂的《北宋文化史述论》，都非常注重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的研究，以专题概括取代专人研究，问题意识在现象叙述中得到串联，是对人物、学派研究的重要突破和补充。徐洪兴《思想的转型》之中篇尤其注重唐宋间《孟子》升格、经学更新运动与儒学形态转化之间的关系，应与作者所受的教育背景有关。^[46]金中枢《宋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也在宋代经学形态的变化。通过专经研究，或从史学史角度对宋代学术史发展作出叙述的成果有很多，因与本书从政治文化背景探讨宋学整体兴起缘由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故不在此作详细的学术史回顾。^[47]

从历史发生背景、过程以及专题意识来考虑，宋代新儒学之所以是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其成因复杂，思想渊源多元。佛道二教的影响、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的关系、科举等制度因素的影响，乃至于印刷等技术因素，都是学者措意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前两者，即佛教、道教的繁荣，以及中晚唐兴起的古文运动和宋代儒学复兴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关于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间的关系，优秀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比较多，不在此赘述。^[48]另外一个重要视角，即认为宋代新儒学是佛教入华之后的催生品，强调佛道二教思想对儒学转变的影响，对于这一命题的争论比较复杂，故在此略述拙见。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道：“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在同一篇文章里，陈寅恪还进一步指出，“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而与佛教天台宗有着密切联系的士大夫梁肃，通过影响李翱，“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49]陈氏的评议，似在含蓄批评冯友兰在叙述理学发生史时，对佛道二教的影响不够注意。冯友兰虽然并不否认佛道与儒学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似乎并不接受陈寅恪单向强调佛道思想催生新儒学的观点，而更强调儒学思想变化亦有其内在理路。同时与陈寅恪观点相左的，还有傅斯年。故可以说，陈寅恪的观点一经提出，即饱受争议。关于民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桑兵教授《民国学人宋代研究取向及纠结》一文，作了详细梳理。但桑先生似比较刻意维护陈寅恪的观点，认为强调理学的核心观念来自早期儒学自身，难免堕入宋儒设计的圈套。问题是，把宋儒设计的套路解构之后，并不只剩下佛道影响一条路径。汤用彤说：“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其演化，恐怕宋代学术也不会那个样子。”^[50]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或许宋儒会认为，宋代学术具体面貌会怎样，只是形式主义层面的问题，并不是最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一个面向他们开放的政治环境中，阐释他们的政治理念，建构符合他们理想的人间秩序。

综观民国以来的学术史，在理学诞生背景问题的研究上，讨论道教对理学影响的成果依然相对薄弱，讨论佛教对理学影响的文献比较丰富。^[51]在强调佛教对理学的产生具有巨大影响的研究取向上，最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整个唐宋儒学就是针对着佛教的泛滥而兴起的”。^[52]这一观点之所以被提出的重要前提，其实是部分学者把唐宋儒学的意义局限于哲理思辨层面。与此相应，反对过于强调佛道对儒学思想转变的影响力的声音，同样强烈。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蒋义斌的观点比较公允。蒋氏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站在佛教立场或站在儒学立场讨论思想影响的问题，都难免偏颇，更应该受到关注的，是佛教与儒学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史，以及这种变动关系对各自教义、理论的反身性影响。^[53]事实上，在研究史中，既承认佛教或道教思想影响重要性，又不把这类影响视作儒学变化根本决定性因素的线索一直存在。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应当重视天台山外派高僧智圆在唐宋时期思想轨迹上的作用。与陈寅恪同时的钱穆，同样注意到了智圆、契嵩等释门大德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但并未把这种影响拔到陈寅恪所认为的那个高度。^[54]后来的学者中，漆侠在讨论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时，也为智圆以及与佛道二教有着密切联系的士大夫晁迥留有篇幅。而漆先生最终的结论是儒佛渗透，并非儒佛合流，与蒋义斌的主张似为殊途同归。^[55]

佛教、道教与儒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但循着这一方向深入研究，无论成果多么丰富，见解如何成熟，很多情况下仍不免有从观念到观念的痕迹。研究观念史与思想史，辨析观念本身固然重要，我们也应该具备跳出观念窠臼来理解观念的能力，在观念之外寻找解释观念的路径。制度因素在形塑宋代新儒学过程中的影响非常大，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受重视的是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包括书院研究）。李弘祺的《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是非常重要的著作，意在探讨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政治之间的关系。整体来说，措意于教育、科举和宋代学术文化形态之间关系的篇幅较少。^[56]与李弘祺的着眼点不同，刘复生在探讨北宋兴学运动时，比较注意它和儒学复兴思潮的内在联系。^[57]讨论宋代书院与学术文化之关系的领域中，有两部台湾学者的著作值得注意。吴万居的《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不满于以往书院研究单纯关注书院章程、规制，提出更应重视书院教育对学术文化的影响，书中第五章专论宋代书院教育与经学、理学之关系。^[58]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是后出的作品，但研究制度与观念互动方面，尤为佳作。该书以宋代书院教育为切入点，探讨书院教育与科举社会之间的相抗与相容，以及在此之外产生的文化价值与文化理想。^[59]苗春德主编的《宋代教育》，对宋代影响到文化走势的政策导向作了考察，谈到了科举、教育制度对学术的影响，具有观察历史的立体意识。但书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学术编”对宋代重要的学术流派作了叙述，其对学术流派的划分不尽合理，比如将胡瑗、孙复、石介同归为“湖学”，又将湖学等同于儒学，在儒学之外别立荆公新学、理学、心学、中原文献学、事功学等门目。另外一个问题是，编著者考虑到了科举、教育等制度对宋代学术文化是有影响的，但所作的研究却是对制度与文化现象各自独立的描述，缺少贯通两边的互动式研究。^[60]

相对教育与书院研究而言，科举制的研究尤为活跃。除去针对制度本身的研究外，强调科举和宋代文化、学术间关系的成果也颇为丰富，总体来说注重科举与文学之间关系的作品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比如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以及业已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学者高津孝的作品《科举与诗艺》。^[61]关注科举制度和宋代文化整体风貌之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忠礼先生在《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一文中指出，科举是宋代文化普及和教育发达的直接推动力。^[62]刘复生先生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谈到宋代科举和学术文化之间关系的时候，强调的是儒学思潮对科举改革的影响，至于科举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则讨论较少。^[63]目前学术界关于科举和学术关系之讨论比例失衡的原因，可能与这一选题本身的难度有关。

观念可以被制度化，当一种新的观念成功地获得制度化保障之后，必然影响到政治的运作。宋代权力结构，通过教育、科举等制度，面向儒家学者开放。如果我们承认，宋代的儒家士大夫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学问是和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或者进一步，如本书所指出的，宋代的学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参与机制，那么从教育、科举等制度史角度考察儒学形态，是非常有必要的。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除了讨论教育、科举对宋代学术的影响之外，还专门指出，宋代台谏制度营造了言论相对自由的风气，这对宋代学术的影响很大。^[64]陈著试图通过对宋代各项可能与学术产生关系的制度进行综合考察，来揭示宋代学术风貌形成的多重原因，这一努力是可敬的。

令人遗憾的是，经筵作为影响宋代学术至深的重要制度之一，其与宋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相关成果远远落后于教育、科举等制度相关议题的研究。从基本功能的角度讲，经筵也可以算是一种教育制度，只不过它是以帝王为教育对象的特殊教育制度。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不仅学术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对这一制度的影响力估计不足，即便一般的教育史研究著作，对这一制度也比较忽略。^[65]

关于宋代，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伴随着它诞生的，是全新的儒学形态。一种新体制的形成，须经历长期、持续的社会冲突和变革。期间，观念、政治、经济，都是新体制诞生的推动力。纯观念对于未来蓝图的设计，往往会与实际的政治操作和经济诉求产生分歧，但它必然影响到新体制中某些具体制度的形塑。有时候观念本身，也会落实成为某项制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共同形成新体制的维度，并形成相互间张力。经筵就是北宋政治文化中观念与体制互动的典型场域，也是儒学制度化的一部分。

关于儒学制度化的议题，科举、教育等相关内容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研究，已如前文所论。同样重要的经筵制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匮乏。经筵作为一种经典讲习形式，逐步走向制度化，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经筵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特殊教育制度时，其形式和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各相应时期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相关性又影响到以传统经史之学为核心内容的学术风潮的演变。即便这种影响不是单向度的，它们之间也必然是具有强烈联动性的。本书的重点旨在揭示经筵如何在宋仁宗时期走向制度化，并以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为媒介，与11世纪中叶的学术史发生互动、最终将指向宋学的产生与经筵有着何等关系。

试举一例，考察宋仁宗时代的经筵官构成，会发现其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仁宗早期的经筵官仍然以注重章句训诂为主，到后期，则注重经典诠释的新型经学家开始逐渐进入经筵。这一变化与北宋经学从汉唐旧传统中独立出来、逐步形成经学新传统的进程是同步的。而经筵作为对帝王进行经史教育的制度，它的存在显然对宋代经学的具体内涵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士大夫把这个制度平台看作参与政治的渠道，希望通过诠释经典来规范帝王的行为准则，并进而影响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思想何以能被宋儒重新发现、反复言说，并成为经宋学的核心内容，才能得到理解。进一步而言，道学在宋代的产生，也是和经筵这一特殊的政治参与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些层面的问题，恰恰是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忽视的。本书选择以经筵的角度来讨论宋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种不平衡的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