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文治努力

一、宋太宗的文治努力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成功戡定北汉，在发动对辽战争之前，宋初的统一战争暂告一段落。如何维护统一战争带来的成果，使国家长治久安，转而成为接续时期的政治主题。为防止地方割据势力死灰复燃，宋太宗在继续削弱武人力量、加强中央集权的道路上，步伐坚定。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传说，至今仍能引起学者的争论兴趣。但从中、长时段的历史逻辑来看，褫夺武人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确立君主独裁体制，是当时为加强中央集权所作的选择，而要从军事、民政、财政、司法等各方面，全面收夺武人权力，则有赖于一个系统、稳固的文官管理体制的建立。从这个角度看，太宗时期一系列具有浓厚“文治”倾向的治国策略，不得不成为研究的重点。^[1]

太宗导向文治的具体政策有多种，构成复杂的相互支持体系。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陡然大幅增加进士录取名额，而雍熙二年（985）一年进士录取数即超过太祖十九年间录取总额，这背后其实蕴含着太宗亟需一大批文职官僚协助他在君主独裁体制下管理地方事务、运行职能部门的诉求。^[2]直至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仍以“郡县阙官甚多”为虑，而于科举常试外亲自遴选遗才。^[3]与此相呼应，完善各级教育制度、提倡读书为荣的社会风气则成为此一诉求的必要配合。要求与文化事业了无关系的武人也读书，或许是证明太宗急切希望化行文治比较极端却也是比较好的例子。^[4]

在着人大规模编辑类书的同时，宋太宗躬自读书，并表现得非常勤奋，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李昉等编成《太平总类》1 000卷，太宗降诏，令有司日进三卷，打算从十二月一日起，用一年左右时间把这部大书读完，书名也因此改作《太平御览》。当宰臣宋琪提醒他“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罢倦”时，太宗却说“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5]于是有了太宗读书、苍鹤来觐的故事。^[6]太宗在命李昉等继续编辑《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外，也时刻留心馆阁藏书的完备。^[7]这些都是太宗想通过己身力行来推动文治的明证。

就在决定日读三卷《太平御览》的同一天，即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廿九）日，太宗任命了宋代历史上第一位翰林侍读——吕文仲。

吕文仲（？—1007），字子臧，歙州新安（今属安徽黄山市）人。南唐进士，长于文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等几部大书的编修，他都曾参与。^[8]但除此之外，吕氏并未在宋代历史上留下过重要的痕迹。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廿九日作出从十二月始日读《太平御览》三卷的决定，并于同日任命吕文仲为侍读官。鉴于隔日即为十二月初一，开读《太平御览》，我们可以推测，对吕文仲的任命，可能与读《太平御览》有直接关系。^[9]《宋会要辑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太宗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患顾问阙人。太平兴国八年，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寻又为翰林侍读，赐绯鱼，寓直御书院，立本官班。尝出经史，召文仲读之。^[10]

这段文字里，虽然也点到了吕文仲的“顾问”作用，但最后将他实际职责归结为太宗诵读上。另据《宋史·吴淑传》记载，太宗时出经史碑刻及《文选》诸赋令文仲与吴淑、杜镐等诵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载至道元年（995），太宗尝草书经史三十纸，命翰林侍读吕文仲一一读之。^[11]从这些记录来看，吕文仲等人的职责似乎就落实在一个“读”字上。在太宗每日读书三卷的过程中，作为翰林侍读的吕文仲，是否亦曾通过诵读文字来充当太宗的耳食工具，以减少太宗亲自目览的疲惫？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吕文仲这位侍读官，是名副其实的“陪读”。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日理万机的勤政帝王，太宗能在读书这件事上言出必践并持之以恒，其充沛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也着实令人佩服。次年，即太平兴国九年深秋的一天，太宗对大臣说：“自去年冬末，日读《御览》三卷，未尝废阙，有故即追补之，已读八百余卷矣。”^[12]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宰臣率领百官为太宗上尊号的表章里，也有称赞太宗“遇乙夜以观书”的词句。^[13]可见太宗读书勤勉确为事实，而非虚饰敷衍。

太宗除身为表率外，也很早开始注意几个儿子的文化教育。太平兴国四年，就曾设置皇子侍读。^[14]太平兴国八年，诸王出阁，太宗为诸子设置了一批王府官员，其中有诸王府侍讲一员。《续资治通鉴长编》系此事于该年三月己巳，则诸王府侍讲的设立，亦尚早于翰林侍读。^[15]又据《宋史·姚坦传》，当时聘用的这名侍讲官，就是经学史上颇具影响的邢昺（932—1010）。雍熙四年（987），依然担任诸王府侍讲的邢昺向太宗进献《分门礼选》20卷，太宗对其中的《文王世子篇》非常感兴趣，问宦官卫绍钦：“昺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卫绍钦回答：“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因而十分高兴，重赏邢昺。^[16]可见太宗为诸王设置侍讲官，是希望他们能在这些儒雅之士的指导下，做到学、行结合，不仅能作文治的表率，也能继承他成为新一代文治政策的推动者。^[17]

但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太宗读书，与他处理帝国其他事务一样，读什么、怎么读，一切皆出自宸断。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提倡读书，本来就是他企划的治国方略之一。翰林侍读吕文仲“陪读”式的职责和身份特征，正好说明了宋太宗作为一名独裁意志强烈的强势帝王，在通过表率读书来推进文治这件事上，希望始终积极保持自己的主导和中心地位。对于真宗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无论是与诸兄弟在内廷时期，还是出阁开府以至升储，勤于读书，是他和他的兄弟们接受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他们父亲定国雄略的一部分。太宗擢拔一批学行端良之士辅佐诸子，并强调他们对诸子的督导责任，在学习内容与方法上，增添了由专门经师讲授儒家经典，这些都为侍讲读的官员从简单的“陪读”转型为“师儒”，埋下了伏笔。^[18]

真宗对于儒家经典高度而持续的学习热情，无论来自其天生禀赋，还是源于父亲的熏陶，抑或是对父亲文治方略的理解、配合与领悟，都没有影响他登极后对父亲生前定下的这一方向性策略加以继承。但个体与环境的多重变化，导致这一继承过程不得不出现变异。最大的差异即在于，皇帝对自身学习的绝对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参与这一学习过程，并肩负教谕责任的儒家士大夫逐渐取得了更多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