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与经筵发轫

二、宋真宗与经筵发轫

真宗于即位之初的咸平元年（998）正月，即曾访求明达经义的宿儒讲学。参知政事李至推荐了时任国子监直讲的崔颐正。真宗随即召崔颐正入宫讲说《尚书》，累至十卷。同时命崔颐正日赴御书院待对。但由于崔颐正年老求致仕，这项讲说活动未能持续太长时间。^[19]真宗为确保讲说活动的持续性，于咸平二年（999）七月，正式设置了翰林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20]并命杨徽之（921—1000）、夏侯峤（933—1004）、^[21]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同时在秘阁设直庐，三位侍读学士轮值，侍讲学士长上，以备召对咨询。^[22]真宗这一措置可谓草创经筵的发轫之举，这四人也因此成为宋代第一批讲读学士。唯此四人的身份结构及其担任讲读学士后的职能，颇值得分析。

受命的四人中，吕文仲为先朝侍读旧臣，邢昺曾长期担任诸王府侍讲，而杨徽之和夏侯峤则为真宗潜邸旧人。但当时的舆论，却倾向于认为，真宗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安置时已79岁高龄、欲以老病为由解职的杨徽之。

在杨徽之的从孙杨亿为他撰写的行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俄以衰疾求解近职，拜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数月，上优奖耆德，图任旧人，且欲亲近老成，讲论经义，遂诏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公为翰林侍读学士，秘书监如故。与户部侍郎夏侯公峤、国子祭酒邢公昺、工部郎中吕公文仲并命焉。^[23]

两宋之际叶梦得撰《石林燕语》，也谈到咸平二年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事：

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吕）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昺为侍（读）〔讲〕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24]

《宋史·杨徽之传》也有类似说法：

（咸平）二年春，（徽之）以衰疾求解近职，改兵部，仍兼秘书监。入谢，命坐，劳之曰：“图书之府，清静无事，俾卿得以养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读学士，命与夏侯峤、吕文仲并为之。

杨徽之的身份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妨追溯一下真宗升储之初的情况。

淳化五年（994），时为寿王的真宗出任开封府尹，太宗为之征辟僚属五人，杨徽之与毕士安（938—1005）同为判官，乔维岳（925—1001）、杨砺（931—999）、夏侯峤三人则为推官。^[25]宋代皇子尹京，一般都是升储的预热，府中日常政务多由判官与推官处理。而这五人，实际就是太宗为他的继承人精心挑选的辅佐。次年，即至道元年（995），真宗果然被册立为太子。^[26]杨徽之、毕士安分任左、右庶子，乔维岳、杨砺为左、右谕德，夏侯峤则任太子中舍。这五人中，杨砺与夏侯峤两人，端拱初真宗尚为襄王时，他们已分别是襄王府记室参军和翊善。毕士安虽是从知颍州的外任上调回，但早在雍熙二年（985）太宗为诸子大择王府僚属时，毕士安既曾受命为翼王府记室参军。这三人的任命，因他们曾任王府僚官的经历而容易理解，且杨砺、夏侯峤一直追随真宗。乔维岳是宋初有名的干吏，淳化五年恰因考课京朝官而召回，被太宗看中，委以辅佐少主之任。^[27]

唯有杨徽之，早年因“构飞语”为张洎所诉，贬为镇安行军司马，至此忽然被“驿召”还京，不仅委以重任，更为皇储五大辅弼之首。其间授受之因貌似难晓，且徽之时年已74岁。而真宗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又恰恰是为了安置这位杨徽之。

这一现象背后是否有值得注意的问题？仔细分析真宗这五位早期重要僚佐的传记，我们可以发现，其他四人虽然也都有学行可称述，如史称乔维岳“治三《传》”，杨砺应举唱名第一，毕士安、夏侯峤亦以词艺称，但真正以纯粹的儒者享诗文大名于时的，唯有杨徽之。太宗久闻他的诗名，因索取他的诗作。一句“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博得太宗激赏，于是因精于风雅而被任命为《文苑英华》的诗类总编。雍熙间，杨徽之献《雍熙词》，太宗甚至赓韵赐和。《宋史》本传详细记载了杨徽之的馆阁履历。就文业而言，这些经历皆远非其他四人可及。^[28]杨徽之还是一位藏书家，因身后无子嗣，藏书归于外孙宋绶。^[29]宋绶的儿子宋敏求，也因此有机会成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献校勘学家。^[30]这批藏书，直到熙丰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仍被借重。^[31]此外，杨亿11岁以神童之名被太宗召试辞赋，并授进士，从而逐渐成长为宋初文坛领袖，其能有如此机遇，恐怕与杨徽之也不无关系。^[32]这些都证明，杨徽之与其他四人相比，是更具典型性的“儒臣”。

但笔者以为，这些特征还不是体现杨徽之特殊之处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杨徽之是较早在宋初正式提出以儒术治国的人。苏颂所撰《文庄杨公神道碑铭并序》载：

国初，加朝散大夫，出监唐州方城县商税。值故人奉使廉访鹞俗，公见之，因言主上（按，指太祖）应天顺人，海宇宁一，宜崇尚儒术，以厚民俗。使者还，具白其语，颇拂上旨，左降凤翔府天兴令。……端拱初，由兵部郎中拜左谏议，出知许州。入判史馆，加修撰兼判昭文馆集贤院。因次对上言：“方今取士，多以文词，罕用经术。望诏太学，增博士员，选通经专门之学，擢以本官，分教胄子，以广风化。”太宗深嘉纳之。

又，《宋史》本传则云：

端拱初，拜左谏议大夫，出知许州。入判史馆事，加修撰。因次对上言，曰：“自陛下嗣统鸿图，阐扬文治，废坠修举，儒学向臻。乃至周岩野以聘隐沦，盛科举以来才彦，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迁，明经业者罕殊用。向非振举，曷劝专勤；师法不传，祖述安在。且京师四方之会，太学首善之地。今五经博士，并阙其员，非所以崇教化、奖人才，繇内及外之道也。伏望浚发明诏，博求通经之士，简之朝著，拔之草莱，增置员数，分教胄子。随其所业，授以本官，廪稍且优，旌别斯在。淹贯之士，既蒙厚赏，则天下善类之所劝矣。无使唐汉专称得人。”太宗嘉纳之。

杨徽之在太祖时，就提出崇尚儒术的建议，不但未被采纳，反因拂逆圣意而被降职。太宗时，又旧话重提，得到君王的认同。这自然与太祖、太宗两朝政治主题不一致有关。^[33]利用杨徽之的儒学，辅佐继承者在自己身后继续有效地推行文治政策，是否已在太宗的设计之中？不得而知。但通过以上分析，或许能部分解释太宗为何“驿召”杨徽之回京并委以辅佐重任的意旨。

太宗的真实想法，虽然无法完全推测。但当杨徽之提出解职请求，真宗特意为他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一职后，杨徽之似乎的确发挥了以儒学辅佐治术的作用。前文已经提及，真宗在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时，仍命杨徽之兼领秘书监，而在秘阁内设直庐，命四位讲读学士轮值，以备召对。从有关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些召对的确曾起到实际作用。据说，真宗对于召对非常认真，时常讨论至深夜方罢。讨论的内容，范祖禹《帝学》称，是为了探赜编简，涣释古圣奥意。^[34]而杨亿为杨徽之所作《行状》则云：“公侍讲金华，分直麟阁，执经待问，前席畴咨。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借箸之画，莫非沃心，更仆之谈，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温树不言。其缜密也如此。”苏颂《神道碑》也有相似说法：“每清问访对，从容言天下之事，多至移刻。造辟之论，世莫得而闻也。”

范祖禹的《帝学》，意在导引当时的小皇帝哲宗留心学问，故征引前朝旧事，陈述有所侧重。相比之下，杨、苏为杨徽之所树碑传，更值得我们注意。这对君臣既然假秘阁召对的机会“论天下事甚众”，那么讨论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却又因杨徽之“温树不言”的缜密态度不得而知。这些“造辟之论”反因“世莫得而闻”，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杨徽之既是潜邸随龙之人，又兼具耆儒硕学身份，君臣召对之际，谈论内容远远溢出简册解析之外，所谓“天下之事”甚至可能涉及国家大政机密，实属可能。但鉴于杨徽之“执经待问”的身份性特征，召对中对于治术、政务的探讨，多离不开对经典文本索隐探微式的延伸、发挥，亦颇合理路。

终真宗朝，共任命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九人。除前举四人外，尚有毕士安、潘慎修（937—1005）、吕祐之（947—1007）、郭贽（935—1010）、张知白（？—1028）五人。咸平三年（1000）杨徽之卒，不久毕士安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35]景德元年（1004）夏侯峤卒，同年潘慎修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次年，潘慎修又卒，景德三年任命了吕祐之为翰林侍读学士；景德四年八月邢昺出知曹州，同年十月任命郭贽为翰林侍讲学士。^[36]这四人的任命，都是很明显的补缺。其中毕士安亦为真宗藩府旧僚，已如前述。潘慎修尝于太宗朝直秘阁，因善弈，为太宗所知，故其身份特征与吕文仲类似，而潘慎修在真宗朝就职翰林侍读学士，却是解记注之职后对儒雅之士的优任，任职理由又与杨徽之相似。郭贽是除邢昺外，真宗朝除授的唯一一位侍讲学士。真宗未出阁时，郭贽既已为诸皇子讲经，资历颇老。唯吕祐之，除屡任馆阁外，讲读事迹不明。张知白则是天禧二年（1018）从工部侍郎、参知政事的任上罢为刑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属带职出藩，是真宗朝唯一一位不任讲读实职的翰林侍读学士。^[37]

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的身份结构作一个解析。九人中，张知白以杂学士出藩，可以不论。其他八人，杨徽之、夏侯峤、毕士安是真宗东宫旧僚；邢昺、郭贽为经学之士，早年皆曾为皇子、诸王讲经，而邢昺虽不在建储后的五大辅弼之列，但因其长年为真宗及诸王说经，真宗也将他作重要僚属看待；^[38]吕文仲、潘慎修，为先朝文学旧臣；吕祐之除亦为文学之士外，身份特征不明显。

咸平三年（1000）杨徽之去世后，夏侯峤接替杨徽之担任秘书监一职。秘阁直庐的顾问功能似仍在延续。景德元年（1004）五月，夏侯峤也因暴得风眩而去世。两个月后，毕士安由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迁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未逾月而与寇准并相。^[39]寇准为人刚戾，史称真宗之所以先拜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正是想在擢拔寇准之前，用一位宿德之士来镇镇他。毕士安为此抚座感叹“夏侯峻极（峤字）在，吾岂当据此高位”。^[40]由此可见，对于夏侯峤和毕士安，真宗并非仅仅托为顾问，更会在时机成熟或环境需要的时候，把他们推到前台，委以重任。

相关史籍为咸平二年（999）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设立，作了如下总结：

初，太宗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职，择老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亦如之。设直庐于秘阁……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41]

所变化的应该不仅仅是班秩和禄赐。综合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与太宗时期以一技之长轮值御书院的吕文仲、王著、潘慎修等人相比，真宗是将在秘阁直庐轮对的这批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视为一个高级顾问团队，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是真宗在藩邸时的“师儒”旧臣。无论是吕文仲的文学、王著的书法，还是潘慎修的棋艺，所要契合的都是太宗的个人爱好。这批人在本质上类似于唐代的翰林待诏。^[42]当然，太宗对这些文化情趣浓厚的爱好的表彰，背后仍然体现着他导向文治的初衷。而真宗让这批儒学之臣凭借自身学术修为，不仅为现实政治提供咨询建议，还在必要的时候让他们介入政治实践，这显然突破了太宗时期对于御书院陪侍诸臣的身份界定。这正是前文已经提及的，儒臣由名副其实的“侍读”之臣，逐渐过渡为“师儒”之臣。

更重要的是，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设置，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制度。构成这一体制的核心人物，杨徽之、夏侯峤、毕士安等，是早年藩邸重要辅弼在真宗继位后的身份转换与延伸。我们在现有史料中，几乎找不出担任翰林侍读学士之职的杨徽之等有陪侍读书的记载，这却反而凸显出该制度更重要的功能在于，这批辅弼儒臣以自己的学识为真宗的治国实践提供咨询。翰林侍读学士在经筵的具体职能确定，要到宋仁宗时代，说详下章。相比之下，翰林侍讲学士邢昺与真宗的关系较杨徽之等略显疏远，说经的职责也较为明确、单一，这也可能是终两宋之世侍读始终排名于侍讲前的原因。

邢昺于景德四年（1007）带翰林侍讲学士职出知曹州，大中祥符三年（1010）卒。在邢昺出知曹州以后的这段时期内，专门负责为真宗说经的讲师暂阙。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殿试进士，命崇文院检讨冯元说《易经·泰卦》。冯元以“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诚相感，乃能辅相财成”之说感悦真宗。九年（1016），真宗以冯元为直龙图阁，次年即天禧元年（1017）二月起，命冯元在宣和门北阁讲《易》，当年九月终六十四卦。这轮讲《易》，参与者除冯元外，还有查道、李虚己、李行简，他们都没有被授予讲读官的职衔。^[43]冯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邢昺的意味。但由于官职卑微，冯元未能荣晋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行列。冯元虽然是宋代历史上的第一位直龙图阁，直阁一名也正是从冯元开始的，但真宗并未让直龙图阁成为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同一系列但级别较低的职官。从经筵制度成熟以后的角度回视这段历史，讲读活动与职官任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这种相对随意性，不仅是真宗时期的经典讲说活动未能制度化的表征之一，也印证了真宗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的重点，在于翰林侍读学士的顾问功能，而非经典讲说功能。

整体来看，虽然此时的相关制度尚未成熟，就其内容和目的，仍主要局限在儒臣的顾问功能（尤其就翰林侍读学士而言），与以经史教化帝王的经筵制度仍有一段距离，但它的存在无疑为制度过渡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