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治国

三、读书与治国

对于太宗皇帝来说，书本知识除了作为策略工具外，是否果真具备指导实践的意义？或者说，他愿不愿意用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来指导实践？有这样一起事件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态度。雍熙二年（985）闰九月乙未，曾下过这样一道诏书：

岭峤之外，封域且殊，盖久隔于华风，乃染成于污俗。朕尝览传记，备知其土风、饮食、男女之仪、婚姻丧葬之制，不循教义，有亏礼法。昔汉之任延理九真郡，遂变遐陋之地，而成礼让之俗。是知时无古今，人无远近，问化之如何耳。岂有弗率者乎？应邕、容、桂、广诸州，婚嫁、丧葬、衣服制度，并杀人以祭鬼，疾病不求医药，及僧置妻孥等事，并委本属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之，无宜峻法，以致烦扰。^[44]

从诏书内容来看，太宗对岭南邕容诸州礼俗仪轨未膺王化而感到遗憾，因此下诏命当地长吏加以教导。而对这一地区风俗的认知，太宗则称来自对相关传记的阅读，并引东汉初年任延导九真骆越之俗于王化的故事为经验依据。^[45]据史臣披露，宋太宗正是阅读了范旻所撰的《邕管记》，得知岭外风俗夷陋，才下了这道诏书。^[46]

《邕管记》的作者范旻是宋初宰相范质之子。太祖平岭南，命范旻知邕州。邕人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神。范旻下令禁止，并割俸市药以活病者。^[47]《邕管记》即为范旻治理邕州时的笔记。^[48]没有证据表明太宗对岭南地区的礼俗有亲身感受，这道诏书的启示完全来自范旻的著述。只是我们无法确定，太宗阅读这部书是无意中偶然触及，还是出于对自己没有亲身经验可据的地区、领域的管理需求，有目的地阅读一批相关书目。总之，这部与治理特殊区域当代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书，被太宗用来作了指导政治实践的依据。

熟悉宋初统治策略者，还应该对太宗崇尚黄老术有深刻的印象。太宗曾多次与执政大臣讨论如何运用黄老术治理国家。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淳化四年（993）闰十月丙午条载：

上曰：“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参知政事吕端等对曰：“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溃，民扰之则乱。……”^[49]

又淳化三年（992），太宗亲策进士科赋题“卮言日出”，典出《庄子·寓言篇》。

而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宗一天与宰相谈及新译佛经，说道：“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虽小道，亦有可观。”^[50]佛教和黄老在宋太宗的思维世界里并没有显现出强烈的互斥。从“有裨政治”四个字，我们可以探得太宗汲取知识的原则和目的。

这些例证让我们知道两件事。首先，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书本知识，有可能干预太宗的政治实践。其次，太宗的治国理念，从知识结构层面上分析，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并未因对某种学说的特别崇奉而排它。这两条可以总结为，一切可信任的知识来源，都有可能成为太宗制定实际政策的依据。

通观宋史，虽然非儒家的治道论说，在太宗以后仍时被提及，但这种意识形态高度的包容性，却与儒学复兴同步反向，越来越萎缩。真宗虽然崇奉道教，热衷蘸斋，但经过皇子时期以及登位以后与儒臣的频繁接触，专门设立了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备顾问、探讨治术，可以说在他统治时期，儒学与治术之间建立起越来越强的呼应关系。

从咸平五年（1002）因邢昺讲《左氏春秋》毕，赐宗室、侍讲侍读学士、王府官宴于崇政殿的记录来看，似乎在咸平二年（999）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来，儒士为皇帝讲经的活动有新一轮的展开，尽管这次讲经的起始时日无法确知。邢昺直到他晚年，似乎也依然记得当初太宗皇帝因他为诸王发明君臣父子之道，而对他所作的嘉奖。景德四年（1007），邢昺以工部尚书出知曹州。入辞日，真宗为设宴崇和殿。邢昺却指着大殿壁间《尚书》、《礼记图》中的《中庸篇》对真宗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而被真宗嘉纳。^[51]这件事的发生并非偶然。此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邢昺在为真宗讲解儒家经典时始终保持着“据传疏敷绎之外，多引时事为喻”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在真宗时常表现出的鼓励态度中得到强化。^[52]

真宗在即位后回忆，他在东宫时，曾听讲《尚书》七遍，《论语》、《孝经》大约都有四遍。^[53]而据介绍邢昺事迹的相关资料来看，真宗在登极以前学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续资治通鉴长编》云：“昺在东宫及内廷，侍上讲说《孝经》、《礼记》者二，《论语》十，《书》十三，《易》二，《诗》、《左氏春秋》各一。”^[54]仅从帝王需勤勉读书、躬为文治表率这点来看，真宗的确没有让他父亲失望，所谓“惟学读书最为好事，朕遵行之未尝失坠”，容非虚浮之辞。^[55]

此外，真宗也并没有忘记以勤习经典、尊亲儒士来要求宗室成员。一次他召皇弟宁王元偓等到龙图阁观书，教导元偓等说：“宫中常听书习射，最胜他事。”当元偓以正请诸王府侍讲张颖说《尚书》为答，并陈典谟之意时，真宗感到非常高兴。继而又担心元偓等怠慢专经之士，更加督导。^[56]真宗所表现出的这些学习儒家经典热情，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作为继承乃父遗志。尽管真宗仍然崇奉道教、热衷蘸仪，但经过长期的训练，对于儒术治国的信任已经内化为他思维模式的一部分。

至此，帝王通过儒学之臣的讲解来了解经典这一学习形式，已初具规模。而学习的目的，也锁定在通过增厚帝王学养来提高其治理国家的能力上。并且，真宗以任用儒士、加强对皇子德、学教育的方式，将这一思想传递给继体之君。但这样的历史并非仅见于宋代，在宋代以前，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比如唐太宗就有类似宋初帝王导向文治的举动：

上（唐太宗）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禇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57]

唐太宗的弘文馆与宋真宗的秘阁直庐有些相似之处，且这种情况常见于宋代以前的历史中。既然帝王亲近儒士、倡导文治不独见于宋代，那么本章讨论的内容就不能作为经筵制度产生于宋代的充分条件来看待。经筵制度的诞生，还需要一个更为具体的契机。

【注释】

[1]相关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代表性的著作，如日本前辈学者竺沙雅章《宋代的太祖和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虽是入门读物，但在第三章《独裁君主的上台》之第二节《文化事业的发展》中，用简明扼要的文字点出了宋太宗文治导向的诸大关节。方建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118页。张其凡教授《宋太宗传》第五部分《大阐文治：文官统治之确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84—126页；台湾刘静贞教授《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第二章对太宗朝统治特色的分析，第41—90页；何忠礼教授《宋代政治史》第二章《太宗朝的政治——“文治”的兴盛和“武功”的衰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87页；以及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二章《走出五代》第三部分《导向的确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49—183页，都对相关内容作了梳理、分析。其他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2]据刘静贞教授统计，太祖朝取士一年不过10人，而太宗朝平均每年为62人。参前揭氏著《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第二章第一节第44—46页关于择士的讨论，并第56页注20、21。

[3]钱若水撰《宋太宗实录》卷四四端拱元年六月丁丑“是日”条，燕永成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又，同书卷四一雍熙四年五月乙丑条：“上以五代战争以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晓政事，人受其弊，上欲兼用文士，渐复旧制”云云，第102页。

[4]相关研究参邓小南教授《祖宗之法》第二章《走出五代》第三部分《导向的确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第149—183页。又，除武人外，他如胥吏出身而无学术修养的臣僚，太宗也经常劝其读书，如《宋太宗实录》卷二六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条载册王显为检校太保、枢密使制词后，即录太宗劝诫王显读书的训词：“上召谓显曰：‘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赐显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前揭版本第2页。王显初为殿前司小吏，事迹具《宋史》卷二六八本传，第9230—9233页。

[5]《宋太宗实录》卷二七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条，第17—18页。

[6]《宋太宗实录》卷二七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戊申条：“上于禁中读书，自巳至申始罢。有苍鹤自上始开卷飞上殿吻，殆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语近臣。对曰：‘此上好学之所感也。昔杨震方讲间，有鹳雀衔三鳣鱼坠于庭，亦同其应。’”第22页。

[7]《宋太宗实录》卷二八太平兴国九年正月壬戌诏：“宜令三馆所有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校，据见阙者特行搜访，仍具录所少书，告示中外。”第26页。

[8]吕文仲事迹参《宋史》卷二九六本传，第9870—9872页；程敏政辑、何庆善等点校《新安文献志》卷九四上《吕侍郎文仲传》，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340—2342页。

[9]前文所举太宗读书禁中、苍鹤栖于殿吻的记载，就发生在该年十二月戊申（廿七）日，太宗此时所读之书，当即为《太平御览》，而以杨震故事对答太宗的“近臣”，极有可能就是吕文仲。

[10]《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第2524页下。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至道元年六月乙酉条，第817页。事亦见程俱撰、张富祥整理《麟台故事校证》卷五《恩荣》之七至道元年六月戊戌以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6页。鹏按，这里的诵读可能跟考验群臣的草书识别能力有关。

[12]《宋太宗实录》卷三一太平兴国九年九月乙亥条，第56—57页。

[13]《宋太宗实录》卷三一太平兴国九年八月壬戌条，第54页。

[14]《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丁亥条，第6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同，第461页。按，据《宋史》卷二六六《郭贽传》，实际对皇子讲说经典的活动，前此已经开始，第9174、9175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第540页；《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亲王府》，第3826页。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八月己酉条，第638—639页。事亦见《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第12800页。

[17]雍熙二年四月辛未，太宗任命王龟从、王素、毕士元、张茂直为诸王府记室参军时说：“诸子生长深宫，未知世务，必资良士，赞导为善，使日闻忠孝之道。”参《宋太宗实录》卷三三，第77页。关于宋代皇子、皇储的教育及其目的，系统性阐述参朱瑞熙教授与祝建平先生合作的《宋代皇储制度研究》（上）、（下），分载《文史》第57辑（第199—216页）、第58辑（第163—180页）。

[18]这个变化同时暗含着创业之君与继体之君不得不有的差异。太宗一直教导皇子礼敬大臣、师儒，如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甲寅日，特意下诏，命宰臣序班在亲王之上，参《宋太宗实录》卷二七，第16页。至道元年立储后，以李至、李沆为太子宾客，“见太子如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动皆咨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该年八月癸巳条，第819页）。因此而养成真宗谦退礼让的性格，具体分析参前揭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第三章，第91—101页。

[19]《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一·崔颐正传》，第12822页；范祖禹《帝学》卷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45页上。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第957页）、《宋史》卷六《真宗本纪一》（第109页）皆云在咸平二年七月丙午。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九《官制沿革》云事在咸平元年七月戊午日（适园丛书本，第54页b），同书卷二七《祖宗圣学·真宗皇帝》又云翰林讲读学士之设在咸平三年（第2页b），自相抵牾，两不中的。《宋史》卷二九六《吕文仲传》亦谓事在咸平三年（第9871页），今不取。又，《宋史》卷六《真宗本纪一》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枢密副使夏侯峤罢为户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云云（第107页），当为误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此条但云罢为户部侍郎为是（第91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校记以为此处“翰林侍读学士”六字为衍文（第119页校记［一］），考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咸平元年十月“夏侯峤罢枢密副使”条同有此六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5页；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七峤本传亦云“罢为户部侍郎，除翰林侍读学士”（清振鹭堂影宋本，第4页b），则《宋史》此六字之误似有渊源，未必纯为衍文。

[21]夏侯峤卒于景德元年（1004），生年据《宋史》卷二九二本传云卒年七十二推算，第9758页。曾巩《隆平集》卷九“枢密·夏侯峤”条，谓其寿七十四，明董氏万卷楼刻本，第16页b。未详孰是。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七月丙午条，第957页；又《宋史》卷二九六《杨徽之传》、《吕文仲传》，第9868、9871页，卷四三一《邢昺传》，第12798页。设直庐事，又见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三《宫室·阁》“咸平秘阁直庐”条，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影印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1987年，第3008页下。按，关于对吕文仲任命的诸细节问题，各家史籍所载颇有出入，文繁不具录，唯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本纪。

[23]杨亿《故翰林侍读学士正奉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上柱国江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杨公行状》（以下简称《杨公行状》），《武夷新集》卷一一，清嘉庆刻本，第16页a。

[24]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国朝讲读官”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第22页。按，引文最后一句断句，中华书局标点本作“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不妥，今改。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十月丙戌条，第799页。

[26]《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至道元年八月壬辰条，第5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同，第818页。

[27]《宋史》卷二九六《杨徽之传》，第9868页；卷二八一《毕士安传》，第9518页；卷三〇七《乔维岳传》，第10118页；卷二八七《杨砺传》，第9644页；卷二九二《夏侯峤传》，第9758页。另参杨亿所作《杨公行状》，《武夷新集》卷一一，第15页b、16页a；苏颂《翰林侍（讲）［读］学士正奉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上柱国江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赠太子太师文庄杨公神道碑铭并序》（以下简称《文庄杨公神道碑铭并序》），《苏魏公文集》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764—770页；毕仲游《丞相文简公行状》，《西台集》卷一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标点本，2005年，第255—263页。

[28]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歌咏》“杨侍读”条载，太宗曾精选徽之诗文十联，书于御屏。梁周翰因贻诗云：“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中。”王氏并详细记录了这十联诗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第83—84页。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四《诗歌赋咏》“杨侍讲”条文字略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1年，第426—427页。

[29]《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第9732页。曾巩《隆平集》卷七《参知政事·宋绶》条，谓绶家藏书万卷，第11页b。

[30]年辈颇晚的苏颂之所以为杨徽之撰神道碑，也正是应宋敏求之请。参《文庄杨公神道碑铭并序》文末所记，《苏魏公文集》，第770页。

[31]司马光《刘道原十国纪年序》记叙了刘恕往宋敏求家观书而得目疾之事，《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四部丛刊影宋本，第8页a。

[32]《宋太宗实录》卷三一（第6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第589—590页）、《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第73页）雍熙元年十一月癸酉条，及《宋史》卷三〇五《杨亿传》，第10079、10080页。清初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一列“浦城杨氏家世学派”，以杨徽之、杨亿二人充数，虽属附会，但亦不无因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0册，第180页下—184页上。

[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十二月己亥条（第111页）却有这样的记载：“浦城杨徽之亦尝言于（周）世宗，以为上（太祖）有人望，不宜典禁兵。上即位，将因事诛之。皇弟光义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于是亦出为天兴令。”所述徽之贬因，似较《神道碑》及《宋史》本传为可信。《神道碑》因袭杨亿《行状》，略去此节，盖讳之也。徽之于太祖朝仕宦不显，当与此有关。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杨徽之”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第31页。

[34]范祖禹《帝学》卷三，第745页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三《宫室·阁》“咸平秘阁直庐”条，第3008页下。

[35]毕士安任翰林侍读学士具体时间，《续资治通鉴长编》失载。据毕仲游《丞相文简公行状》（《西台集》第258页）及《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第9519页），是在毕士安潞州任满召回后，又云士安宰潞与王禹偁知黄州同时。据徐规先生《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梳理，王禹偁知黄州之制命下于咸平元年除夕，二年闰三月到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8、182页），则士安任满召回亦当在咸平三、四年间。又，《宋史》卷二九六《吕祐之传》谓，至吕祐之时，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总为七人，第9874页。郭贽、张知白之任命皆在景德三年吕祐之受命后，则毕士安必在祐之前已任翰林侍读学士，方膺七人之数。故断士安受命为翰林侍读学士在咸平三、四年间。

[36]潘慎修、吕祐之、郭贽、张知白任命时顺，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庚戌条（第1307页）、卷六三景德三年七月丙寅条（第1414页）、卷六七景德四年十月庚申条（第1501页）、卷九二天禧二年十二月丙午条（第2131页），及《宋史》卷二九六《潘慎修传》、《吕祐之传》（第9875、9874页），卷二六六《郭贽传》（第9175页），卷三一〇《张知白传》（第10188页）。

[37]《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第3813页）谓，辅臣以杂学士出藩，并翰林侍读学士外使，皆自知白始。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七月丙寅条：“赐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白金千两，又诏其妻乐氏对宫廷，赐宝冠霞帔。故事，外命妇非诸亲者，惟中书、枢密院、节度使始有是赐。昺前侍讲东宫，至是，年七十余，前一日得对便殿，上与语久之。且叹当时僚属沦没殆尽，唯昺独在，故特示褒锡。”第1414页。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七月庚寅条（第1244—1245页）、卷五七同年八月己未条（第1251页）。亦见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第97页。

[40]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景德元年八月己未“毕士安、寇准并相”条，第98页。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七月丙午条，第957页。

[42]笔者以为，吕文仲“翰林侍读”这一身份，也是唐代翰林待诏功能在宋初的延伸。详细讨论参本书第三章。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条、卷八九天禧元年二月辛卯条，第1920、2044页。另，任命冯元为直龙图阁的记录，参《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直龙图阁》，第3821页；宣和门讲《易》，参《玉海》卷二六“天禧讲《易》”条，第519页上；《宋史全文》卷六天禧元年二月辛巳条后，李之亮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

[44]《宋太宗实录》卷三四，第86、87页。

[45]任延治理九真事，参《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任延》，第2462页。

[46]《宋太宗实录》卷三四雍熙二年闰九月乙未下谓：“初，上览《邕管记》，知其俗陋，故下是诏。”参该书第87页。

[47]《宋史》卷二四九《范旻传》，第879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开宝四年冬十月戊寅条，第271页。

[48]按《邕管记》三卷，今不传。《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载范旻《邕管杂记》三卷，入地理类（第5156页），盖以其地域分，以宋初高僧赞宁所撰《笋谱·四之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5册，第293页下）及元人李衎撰《竹谱》卷六《异形品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4册，第387页上）引《邕管记》所载“鹿头笋”、“鹿头竹”等内容来看，其书体类笔记。

[4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一七《太宗致治》有一段内容相似的对话，系于淳化元年，未知所据，今不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117页。

[50]《宋太宗实录》卷二六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条后，第1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同，第554—555页。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壬子条，第1483页。

[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六月辛未条，第1675页。

[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先是，上谓王旦等曰”条，第1635页。

[5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六月辛未条，第1675页。曾巩《隆平集》卷一三《侍从·邢昺》条（第7页a）、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六《邢昺传》（第1页a），及王应麟《玉海》卷二六《帝学》“三朝讲经”条略同（第516页下），唯《隆平集》、《玉海》称《易》曾讲诵三遍，或传写之讹。《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称“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第12800页），书目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同，而无遍数。按，真宗于至道元年仲秋被册立为太子，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后继位，在储位仅一年半，这里所举的功课，恐非在储位期间所能修完，诸书原文皆云“在东宫及内廷”，自是连诸王未出阁时所讲书目而言，故与真宗自己回忆在东宫时的学习内容不同。又，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七《祖宗圣学·真宗皇帝》：“昺为侍讲，尝遍讲《九经》，书亦有三五过，或十余过者，唯《尚书》凡十四讲”（第4页a），此或连真宗继位后的学习经历而言。

[55]《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二，第94页上。此外，真宗也像他父亲一样，重视督导宗室、皇子的学习，前举同条材料下真宗即云：“令（今）诸院能奉承先训，亦皇族盛美之事。”真宗嘉奖宁王元偓等勤于读书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先是，上谓王旦等曰”条，第1635页。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先是，上谓王旦等曰”条，第1635页。

[5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第6023页。